沙如拉 乌日陶克套胡

摘 要：仪式性礼物交换本是表达情感、增进友谊、联络感情、维系关系的一种文化行为。但近些年来，仪式性的风俗礼逐渐演变成了人情礼，人情礼变成工具性的金钱礼，超出了正常的人际交往与互助的界限，成为农民生活中的一项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为了了解蒙古族农户仪式性人情消费所造成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及其原因，本人对科左后旗某嘎查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实地调查中发现，人情伦理、互惠原则、功利主义和社会舆论是蒙古族农户仪式性人情消费中面临两难选择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仪式性人情消费;工具性;经济负担;心理压力;蒙古族农户

中图分类号：C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05-0058-05

礼物交换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通过礼物交换维系彼此之间的友谊和关系，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联接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系。所以通过研究礼物交换可以发现和理解不同文化规则、社会关系结构。为了深入理解礼物交换的这一功能，需要对礼物交换进行分类。美国人类学家阎云翔根据贝夫对礼物的二分法（表达性和工具性），对黑龙江省下岬村礼物交换的情景进行进一步分类，把礼物分为仪式化的和非仪式化的两种。他认为，仪式化的礼物是指庆典性的和制度化的送礼情境，非仪式化的礼物则通常指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馈赠行为，不要求举行庆典[1]。不同的礼物交换有不同的功能，那么仪式性礼物交换在蒙古族农民生活中是如何表现的呢？为了了解这一问题在蒙古族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表现，笔者对科尔沁左翼后旗蒙古族聚居的某嘎查（以下简称“研究区”）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发现仪式性礼物也与下岬村礼物一样，具有维护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功能。它在蒙古族农户的生活中主要体现在满月、订婚、婚礼、葬礼、升学、寿宴、乔迁等民俗活动。仪式性礼物交换本是表达情感、增进友谊、联络感情、维系关系的一种文化行为，因而也是构建社会、表达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纽带。但近些年来，仪式性的风俗礼逐渐演变成了人情礼，人情礼变成金钱礼且金额逐年攀升，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人际交往与互助的界限，成为农民生活中的一项负担和压力。本文试图从人类学视角对这一现象作一浅显的论述。

一、研究区概况

据笔者调查，研究区户籍户数有115户，户籍人口379人，均为蒙古族;常住户有89户，常住人口为282人，户均人口3.16人。按照联合国人口老龄化标准（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在282位常住居民中，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21.6%，老龄化现象较为突出;30岁以上人口有201人，占总人口的71.2%（见图1）。尽管老龄化现象较为突出，但其家庭类型多属核心家庭，扩大家庭只有15户，多数老人都不与子女共同生活[2]。

研究区不仅是老龄化村庄，而且也是男女比例失调的社区，其男女比例为155：127，在29岁以下人群中这种现象更为明显，有17位单身男性。这不仅影响着性别生态，而且也影响着当地基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农牧业生产的发展[3]。

从生计方式看，研究区农民都已经过渡到了“以农为主，兼营牧业”的混合型生计方式。随着生计方式的变迁，其文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古代的游牧到今天的“以农为主，兼营牧业”，中间经历了定居游牧、定居畜牧、“以牧为主，兼做农业”等阶段，历时上百年。这期间，文化也从游牧文化到农耕文化，中间也经历了“牧农文化”到“农牧文化”的变迁。

文化的变迁必然导致人们社会关系构建方式的变化。其中礼物作为一种媒介在构建社会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逐水草而居的民族，历来都特别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直接决定着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是因为，游牧生产的一些环节需要通过协作劳动才能完成，脱离社会关系的单个牧户在草原上是無法生存的，更谈不上发展。所以古代的游牧人和现在的典型牧区的牧民，都特别重视社会关系的构建并特别珍惜其社会关系。其中，礼物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礼物从成吉思汗送给脱斡邻勒王罕的貂皮大衣到成群的牧畜，到绫罗绸缎、砖茶白酒、各种纸币，再到今天的红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礼物交换的这种变化，反映着构建社会关系方式的变化，也反映着人们之间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机械化而发生的。推行土地承包制后，以户为单位进行的经营模式代替了之前的合作劳动模式。随之人际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礼物交换方式也被现代的支付方式所代替，从而简化了繁杂的交换方式，用更加简单的方式来构建社会关系网。

礼物交换是人类学和民族学共同研究的内容，他们主要关注“交换方式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4]。礼物是社会交往中必不可少的媒介，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它都会起到强化人们之间的互动与交流。真可谓“送出一份礼物，获得一份人情”，即“授人以花，手有余香”。社会关系的构建或维系，不仅依靠亲情和友情，还需要以礼物为媒介的人情往来。

研究区农民的社会关系网与中国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网一样，基本上都是以个体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支撑的，礼物为媒介的人情往来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是构建或维系社会关系方面不可或缺的一种方式。

随着经济生活的改善，新媒体的普及，人们获取信息渠道的多样化以及社会关系网的扩大，人们之间的面对面交流和沟通感情的机会也大大减少，社会关系也越来越隐匿化。从目前看，这种社会关系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新的舞台，但同时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出了挑战。

二、研究区农户的仪式性人情消费状况

从研究区农户仪式性礼物交换的情况看，礼物交换一般都以户为单位，户与户之间进行交换，代表全体家庭成员的心意，这与草原牧区牧民以个人为单位的礼物交换方式是不同的。在一些地区，礼物交换一开始是风俗性、庆典型、礼节性的，但后来变成工具性的金钱礼，并且这种礼物交换的礼金金额和次数越来越多研究区也有这样的情况。

（一）仪式性人情消费金额大幅上涨

礼单通常可以作为研究仪式性人情消费的一个有益资料。农户的礼单通常记录着礼金数额，通过对农户不同年份的礼单的比较分析，可知农民仪式性人情消费的变化情况。一般而言，礼单上的送礼者绝大多数是本村人，习惯相同、水平相近、关系相当，礼金数额也基本相同。所以，从一个普通农户礼单上的所收礼金金额变化，完全可以看出本村所有农户收礼金额的变化情况。

通过比较研究区某农户2007年和2019年过本命年礼单后发现，研究区农户的仪式性人情消费金额明显增多，从原来一定的实物或小额礼金涨到现在的100元，有亲戚关系的更是上升到200元或300元不等。从礼金额度区间来看，在2007年有92%的人送现金，金额在20元到100元间，只有8%的人送实物作为礼物;而到2019年，不再有人送实物性礼物，都送现金，且金额在100元到1000元之间，农户仪式性人情消费金额有了较大幅度的上涨。这意味着农户单次仪式性人情消费负担明显加重。

据笔者的观察，研究区农户仪式性人情消费增长较快并成为负担的原因，一是随着经济收入的增长，礼金数额也随之增长。这就是所谓礼物交换的“水涨船高”现象。二是，相互攀比心理所致。农户之间在送礼时，往往相互观望，只要其中一个人送出一定数额的礼金，其他人便以此为参照随礼。三是，礼物“增值”现象使然。蒙古人送礼讲究“增值”，也就是以“礼”还“更大的礼”。

（二）仪式性人情消费次数越来越多

近年来研究区农民普遍认为，仪式性人情消费次数不断增加，感受到了支出次数增多的压力。在各种仪式性人情消费高峰期，一个月近十场，有时同一天就有几场，一家人分头行动。这种场面多见于国庆、春节期间。这种仪式性人情消费次数不断增加且礼金不断增多，使农户普遍感到经济上的压力。原本礼节性的礼物交换，如今已转化为经济上的负担和心理上的压力。

通过对研究区的田野调查发现，20世纪60、70年代，仪式性礼物交换主要发生于红白喜事。到了20世纪80、90年代，除红白喜事外，新增加了寿宴、满月等。从2000年起，仪式性人情消费场合又增加了订婚、升学、乔迁（见表1）等内容和形式。研究区农民这种仪式性人情消费场合不断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的“有限理性”。农民作为经济人，只是有限理性经济人，他们看到的是办一次宴席所得，对之后的回送能力考虑较少。

仪式性人情消费场合增加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的交际圈在不断扩大。在传统社会中，最具有凝聚力和归属感以及人际交流最为充分的群体是初级群体，即因血缘和较强的情感而连接成的群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的扩大和大众传媒的介入，人们的社会交往领域扩大了，而且突破了地域的限制[5]。在傳统社会阶段，研究区农户之间的关系是由血缘和地缘连接的，并且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出于情感的表达，是面对面的和通过少量有限的媒介进行的交往交流。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大众传媒的介入，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交往方式和礼物交换形式。人际关系网络化时代，在社交网络中人们可以轻松结识新朋友，通过熟人找到所需要的和想要认识的新朋友而扩展自己的人脉关系，编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为个人的发展赢得更多的机会[6]。网络的日益普及化、交通的便利化和交通工具的现代化，使距离不再是阻隔人们交往交流的障碍，扩大了人们交往的速度、范围及空间。研究区农民也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联系自己之前无法联系的同学和朋友，结交新的朋友，突破了地域的限制，进行着大范围的社会交往。

此外，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城乡人口的互动增多。再加上，农业生产的日益机械化，农民有时间外出打工或游玩，这使得农民结识更多的朋友和同事。这些都是仪式性人情消费圈不断扩大的重要因素（见表2）。

对研究区某农户2007年和2019年寿宴礼单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在12年间，研究区农户家庭的仪式性人情消费圈扩大了30人，平均每年新增3个“随礼关系人”;假设新增30人都在年内有宴请，给每人随礼100元，那么，研究区某农户一年新增礼金3000元。这些新增“随礼关系人”，对礼金数额增加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而礼金数额越大，农户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就越大。

三、研究区农户仪式性人情消费的两难情景

著名人类学家阎云翔教授认为，农民陷入循环式仪式性人情消费的主要原因是人情伦理的压力以及礼物交换孕育社会关系网络的功能。这也是研究区农户仪式性人情消费处于两难选择的重要原因，其原因还包括互惠原则和社会舆论压力两个方面。研究区仪式性人情消费既然已经成为农民的经济负担，那农民为什么不放弃这些仪式性人情消费？正如农民自己所言，其原因有风俗习惯、争得人气、日后方便、维护名气、舆论压力（见表3）。

依据以上研究区农民给出的解释，笔者从人类学角度概括出以下几个原因：

（一）人情伦理

阎云翔认为，在中国人的社会交换体系中，人情是一个核心性的重要概念。人情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其中之一就是指一套社会规范和道德义务。这些规范和义务要求一个人与关系网中的其他人保持联系，介入礼物、问候和帮助的互换[7]。

研究区农民也认为，仪式性人情消费习俗是祖辈留下来的风俗习惯，也是一种无形的社会规范，如果不遵从，是对现有社会规范的逆反、对人情伦理的破坏。因此，在人情伦理的无形压力下，研究区农民无法终止仪式性人情消费，并已陷入随礼的你来我往式的循环当中。在这里，仪式性人情消费的动机不是出于情感的表达，也不是出于功利主义需要，而是出于千百年来约定成俗的传统习俗。习俗不可违，仪式性人情消费无法停止，研究区农户只能选择继续消费，这就需要相关部门、组织和机构的正确引导。

对此，受访者M讲道：“蒙古族自古以来有尊卑有序、重视礼仪、尊老爱幼等思想观念。如大年初一，给长辈拜年，长辈祝颂教育词和祝福词祝愿晚辈并给予压岁钱，晚辈送长辈红包或礼物，表达自己的感恩和孝敬，并听取老人的教诲和祝愿。如果不遵从，会被认为不懂礼数、没有教养。”

（二）互惠原则

著名经济人类学家波朗尼（Karl Polanyi）把互惠作为一种社会整合模式，并认为“互惠”是一种交换的形式;“互惠性”不一定是“等价性”，交换对象可能只有象征性价值;互惠的动机出于害怕在社会上受到轻视、排斥或降低声誉与丧失身份[8]。

互惠原则是仪式性人情消费进行的前提条件，它通过长期的赠礼、受礼和回礼这一整体的运行机制，让人们总是处在人情的“互欠”关系之中。这种关系一旦建立起来，人们便难以退出。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9]

研究区农民作为中国农村社区农民中的一员，也与其他农村社区农民一样，深陷这种仪式性人情消费关系网。他们也互欠人情，互送礼物，而且互送礼物时都要考虑“礼物增值”或“礼物加重”的因素，于是对方又欠自己一笔人情，如此循环往复，维系着相互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互惠关系，也是一种互助合作关系。这与几千年以来的草原游牧人所奉行的互惠原则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其形式发生了变化。

（三）功利主义

中国乡土社会的格局如同把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水波。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不一定相同。费孝通先生称之为差序格局，在这样的社会格局里人们攀关系、讲人情[10]。这一社会格局会间接要求个体（家庭）建构自己的社会关系网，以便日后在解决问題、应对各种风险时，显得从容不迫，得心应手。而参与仪式性人情消费是建构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通过随礼把一份关系建立起来，并维持下去。所以，功利主义也是研究区农民参与仪式性人情消费的一个重要原因。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研究区农民在春节期间，以拜年的名义，给村干部送礼。他们之间非亲非故，只是普通关系，但为自己日后办事方便给村干部送礼物。作为回礼，村干部会帮助解决一些问题。所以，这种礼物交换是功利性的，有目的的。此外，在春节期间亲戚之间的礼物交换也变得越来越功利主义，送礼时会看送礼对象的地位和声望，如果无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即使亲属关系也不理会，更不会去送礼。从中可知，研究区农户早期的礼物交换是一种人情为准则的个体互惠，人情、面子和道德的需要;而现在即使是在血缘关系中的礼物交换也夹杂着对个人利益的追求。

正如受访者N所讲：“近几年村里人利用春节给村干部送礼。因为，春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人们都互相赠送礼物，所以能很好地掩盖其送礼的目的。我自己也送过这样的礼，但就那一次，送完礼像是偷了别人的东西一样，心里很不舒服。由于前两年林业证迟迟不批，我在大年初五给村主任送了两只鸡和五百块钱，村主任刚开始推辞，但听到这是春节礼物，他也就没再推辞。结果过了几个月我的林业证就被批下来了。”

（四）社会舆论

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生于斯长于斯，大家都是彼此熟悉的紧密联系的人，总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因此，在仪式性场合中如果不送礼，再见面就会很尴尬。如果一个人（家庭）总是不参与仪式性场合的人情消费，那么村里人会议论这个人（家庭）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得礼尚往来，会遭受社会舆论压力，最终逐渐被村里人孤立。而闲言碎语式的社会舆论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是非常明显且非常有效的。所以，研究区农民为了避免社会舆论的压力，避免被村里人孤立，就要继续参与仪式性场合的人情消费，即便它已成为沉重的经济负担。

对此，受访者L讲道：“村里人都知道今年谁过寿，即使不知道属相，但在与别人的聊天当中也会听到今年是谁的本命年，而且办寿宴时通常都会邀请村里每一个农户。既然知道办寿宴，但不去贺寿，就显得不懂人情世故，别人也会在背后议论，久而久之还被村民孤立。如，看我们村X家，从来不参加村里的婚礼、寿宴等等仪式活动，所以他们家办宴时也没人参加，去年儿子上大学，办了升学宴，除了亲戚，村里其他人都没去。”

四、讨论与结论

1.研究区居民均为蒙古族农民，通过对他们礼物交换的研究，可以发现蒙古族农民在构建社会关系和相互合作方面的一些变化。从游牧到定居，从畜牧到农耕，经历上百年的变迁之后，他们的身份如今已由牧民转化为农民，其文化也发生了从游牧文化到农耕文化的变迁。尽管如此，研究区农民仍没有放弃原有的畜牧方式，反而从游牧与农耕两种文化的结合中吸取了养分，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混合形态。这种文化的变迁，会使当地人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思想观念的变化会引发行为选择的变化。

2.以研究区农户仪式性人情消费这一社会事实为主题，通过对研究区的田野调查发现，人际关系的表达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传统人情社会逐渐演变为以物（金钱）为纽带的金钱社会。随之仪式性的风俗礼逐渐演变成人情礼，人情礼变成工具性的金钱礼，超出了正常的人际交往与互助的界限，成为农民生活中的一项负担和压力。但是，由于风俗习惯等原因，农民难以放弃或退出这个你来我往的礼物循环。

3.研究区农户仪式性人情消费尽管发生了上述变化，但在维系彼此之间的友谊和关系，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联接社会群体之间联系等方面还具有一定的益处，它正在成为研究区农民维系社会关系网的无形制度。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乡村农民的抗风险能力较弱，加之自身的有限理性，尤其是人们在组织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一味地批评或否定仪式性人情消费无疑会对乡村社会原有社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所以，不能简单地批评或否定仪式性人情消费本身，需要批评或否定的是仪式性人情消费的手段或形式。

4.总之，一味放弃或一味坚持都是对礼物这一构建社会关系纽带的认识不够、不深的表现。农民之间的仪式性人情消费的过度化，诚然给农民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压力和一些负面作用，但并不能完全否定它存在的意义。为减少仪式性人情消费的负面影响，需要相关社会组织的正确引导，全社会的正面行动。这样才能使农民摆脱仪式性人情消费带来的负担，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农民仪式性人情消费行为的健康文明发展。

参考文献：

〔1〕〔4〕〔7〕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4，95，119.

〔2〕〔3〕沙如拉.蒙古族农民春节礼物交换的民族学研究——以科尔沁左翼后旗道伦乌和尔嘎查为例[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19.

〔5〕〔6〕方玲玲，韦文杰.新媒体与社会变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30.

〔8〕转引自卞国凤.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民间互助变迁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0.38.

〔9〕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3.

〔10〕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8-30.

（责任编辑 曹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