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润庭

可信的不可能之事比不可信的可能之事更为可取。

——亚里士多德《诗学》

在虚构小说几乎成为文学代名词的今天，谈论文学虚构意义自不待言。将文学虚构作为视点，让我们得以同时管窥当代文学内部与外部危机的症候。作家余华接受采访时坦言，“发生在身边和新闻中的事情不需要收集就会跑到跟前，而这些现实比小说更荒诞。”在一个文学边缘化的时代，叙事小说不再是社会与文化评论的工具，自媒体与新闻媒体每天都在生产各种更加离奇且“真实”的故事。这种情势迫使文学回答虚构存在的价值所在。依靠资本与科技的力量，团队作战的电影工业可以呈现出高度奇观化的世界图景，IP开发把文学语言的虚构，变成电影生产环节中有待图像化加工的原矿石。而在文学的内部，一种名为“非虚构”的写作自美国舶来，成为当代文学摆脱“失声”的良药。

危机之下，文学虚构已非文学之长，而成了文学之短吗？

2010年，《人民文学》率先设置“非虚构”栏目，推出了梁鸿《梁庄在中国》等一系列“非虚构”作品;五年后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将“非虚构”推向新的高潮。一连串的文学现象，似乎在告诉小说作者们，我们赖以为生的虚构，正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比起林林总总的虚构文学，当下的读者更乐意阅读“非虚构”，相信个人口吻带来的“真实”。

当前国内“非虚构”写作的主要作者，除了数量庞大但常昙花一现的作者之外，就是原本的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从业人员以及特稿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