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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亨利是英雄,还是仅仅只是一个硬汉?

2021-08-03胡雨飞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21年6期
关键词:人文主义

摘 要:海明威在他的小说《永别了,武器》中为我们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弗雷德里克·亨利历经磨难的“一战”经历。起初,他是一个正直有理想的医疗队军官,恪尽职守。在一次行动中负伤后,他萌生了反战思想,开始厌恶战争。在大撤退的途中,他的反战思想愈发成熟,他决定把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他积极的一面。他逃离了战争,但他和凯瑟琳依旧籠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孩子夭折,凯瑟琳也难产而亡,在爱情与战争的双重打击下,亨利变成了迷惘的懦夫。他迷失了自我,逃避应该承担的责任,终究没能成为一名“哲人式英雄”。但他在面对战争的苦难和爱情的不幸时表现出了一定的坚韧和勇气,保持了“压力下的优雅”,也可以算是一位海明威式的硬汉。

关键词:海明威式硬汉 哲人式英雄 人文主义 反战思想

在20世纪的美国小说家中,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风格独特,极具个性,他也非常善于将自己的经历同创作结合在一起。《永别了,武器》就是他的一部半自传体小说。通过阅读海明威的其他作品,我们不难发现,海明威为我们塑造了诸如乔丹、桑提亚哥之类的英雄。“海明威善于塑造硬汉形象,他自己在生活中也是以一个硬汉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眼前。”不过,他却在以他亲身经历为模板的《永别了,武器》中塑造了逃兵弗雷德里克·亨利的形象,这不禁让人感到疑惑。本文将通过对小说文本进行细致的分析,深入理解弗雷德里克·亨利这个形象。他究竟是一个英雄,还是仅仅只是一个硬汉呢?

一、人文主义的反战思想

《永别了,武器》所蕴含的反战思想是从亨利对战争看法的变化中反映出来的。这部小说的设定是“亨利在十余年后亲自来讲述当年发生的故事”,而十几年前,充满想象的青年亨利响应了意大利与美国的宣传,成为意大利战场前线的一名医疗队军官。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即使亨利已经对战争丧失了些许热情,但他仍然是一个恪尽职守的、忠诚的士兵。这一点可以从他和司机们的对话中看出:

“照我想,我们总得把这仗打完吧,”我说。“倘若只有单方面停止战争,战争还是要继续下去的。倘若我们停手不打,一定会更糟糕。”

“不会更糟糕的,”帕西尼用恭敬的口气说。“没有比战争更糟糕的事情了。”

“战败会更糟糕。”

“你们大概是一点也不明白被征服的痛苦,所以以为不打紧。”

尽管亨利无法阻止司机们咒骂这场漫长恶劣的战争,但他相信战争的胜利能保护自己的亲人免受蹂躏,战争的失败远比战争本身更糟糕。这时候的他并不懂战争的真正意义,只是一个受到战争狂热影响与个人梦想驱动的战争的参与者。

在那天晚上的炮火攻击中,亨利目睹了帕西尼痛苦死亡的全过程,自己也受了重伤。作为医疗队的一员,亨利必然已经见过了许许多多的死亡场景,但如此生动悲惨、距离如此之近的应该是第一次,这让亨利切身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无情。之后在野战医院里,雷那蒂告诉亨利他将被授勋,亨利先是感到惊奇,后来觉得有些滑稽,因为他知道自己在战壕中并没有做什么建设性的工作,只是侥幸存活下来罢了。自此之后,亨利或多或少地开始思考战争的意义,反战的思想在他心中渐渐萌发。

在他伤愈回到前线之后,他的反战思想变得更加成熟。在与吉诺交谈时,亨利在心里对自己这样说道:

“我每逢听到神圣、光荣、牺牲等字眼和徒劳这一说法,总觉得局促不安。”

“但是到了现在,我观察了好久,可没看到什么神圣的事,而那些所谓光荣的事,并没有什么光荣,而所谓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场,只不过这里屠宰好的肉不是装进罐头,而是掩埋掉罢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亨利已经渐渐认识到了这场战争的荒谬之处,人文主义的反战思想在他心中渐渐成型。亨利知道战争不再是宣传机构所鼓吹的那样,为国牺牲也不再是神圣光荣的。他意识到自己在参加战争之初的梦想是虚幻的、不切实际的,战争中的死亡与神圣和正义没有任何关系,自己不过是那些“愚蠢的高层”的帮凶罢了。

而在之后的大撤退中,他被意大利宪兵误认为是穿着意军制服的德国煽动者,要被审问枪毙。在生死存亡之际,亨利终于将内心的反战思想付诸实践,选择背叛自己的职责,找到机会便跳河逃跑了。从人物行为本身的逻辑性来看,亨利不屈从命运的安排,不愿做战争的殉葬品,其中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是人本主义价值观的一种体现。诚然,生命受到威胁是亨利选择逃跑的主要原因,但他逐渐完整的现代人本主义和反战主义的人生价值观在他做出选择时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哲人式英雄,还是迷惘的懦夫?

在美国文化中有这样一类英雄,他们通过观察和实践发现这个世界的不足之处,他们有智慧的思想,可以主动勇敢地引领人们进行抗争,这就是哲人式英雄。在苦涩可怕的战争中,无论是底层士兵、军夫还是老百姓都麻木了,他们不再思考战斗和生命的意义,想的只是早早结束这一场战争。根据美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平庸的恶”的概念,这些人其实“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绝不等同于愚蠢,却又是他(们)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这就是平庸”。在这部小说中,只有那些有良知、会思考、摆脱了“平庸的恶”、主动承担责任的人,才能被称为哲人式英雄。

亨利虽然在最后有了较为成熟的反战思想,但他得到这一思想的过程是被动的。在回到前线之后,他同教士聊天时说道:“我从来不愿意想起这些事,原因就在这里。”“我从来不思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亨利其实是拒绝思考的,他想的只是逃避战争。他的反战思想更多地扎根于他对战争的抱怨和厌恶,这样的思想既不能解决他此时信仰缺失的问题,又不能引领身边深受战争之苦的朋友和伙伴们。

在被宪兵抓走之后,他经过内心的剧烈挣扎,最终达成了单独媾和(参加战争的同盟国之一单独同敌国媾和),跳入冰冷湍急的河中逃跑了,但他的单独媾和与路上一同撤退的士兵不一样。士兵们是发自内心地抵制战争和军官,他们叫嚷着:“Viva la Peace!”(和平万岁!)而亨利在选择单独媾和时,并没有摆脱自己身上那份“平庸的恶”,更多的是因为他的生命受到了直接威胁而选择的单方面逃避道德责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之后他在火车上举的例子中看出:

“你失掉了几辆救护车和人员,好比一个百货店的铺面巡视员,在火灾中损失了他那一部门的货色。……他们也许会另找职业;只要还有其他职业可找,只要警察抓不到他们。”

这一比喻很好地阐明了当时亨利为自己的逃跑辩护的心理状态,他将自己比作铺面巡视员,铺面巡视员“再也没有什么义务责任了”,而他也不想再为军队承担责任、不想被枪毙。当他达成单独媾和时,他想的不是用自己的能力和思想与腐朽的权威(宪兵、军队高层等)进行抗争,而是不想被警察(宪兵)抓到而已。

亨利逃离了战争,但战争的阴影始终与他形影不离。他和凯瑟琳甜蜜的爱情生活被抓捕的消息打断,他们在雨夜中心惊胆战地划船逃到了瑞士。亨利本以为能在瑞士安全地保住凯瑟琳和她肚子里的孩子,但死神最终还是光顾了。凯瑟琳难产而亡,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压死了骆驼,亨利陷入彻底的迷茫和绝望之中,他“迷惘的懦夫”的一面再也无法躲藏在爱情的庇护之下了。可以说,受到战争与爱情双重打击的亨利变得愈发迷惘和悲观,他不能勇敢地反抗不合理的战争和体制,而是陷入消极的生活状态之中。因此,亨利并不是一名合格的哲人式英雄。

三、海明威式的硬汉

尽管亨利不是一位能称得上英雄的人物,但他在面对厄运和不幸时,能保持海明威极其推崇的“压力下的优雅”,也算是一位标准的海明威式的硬汉了。

作为士兵,他坚强勇敢、心系他人。在遭受炮击受伤后,他恢复意识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用双臂和双肘支着身体往后拖”,试图爬到帕西尼身边为他止血;在救护站里,虽然亨利自己的双腿也伤得很重,但他还是和医生说:“我还是等一等吧。”“还有比我伤得更厉害的人哪。我没什么。”

在之后的大撤退中,尽管他已经对战争有厌恶之情,但他还是忠于职守,带领着一众司机军人往塔利亚门托河撤退。路上交通堵塞,他便放弃大路带领其他人走小路撤退;汽车深陷泥沼,他想尽办法试图将汽车拉出来;放弃车辆徒步行走后,他尽全力带领同伴远离地雷、德国军队和意大利军队等带来的危险。腿痛、饥饿、死亡的恐惧笼罩着他,他还是努力带领其他人一同跟上大部队的步伐,尽管事后证明他的一些抉择有着极大的失误,但他已竭尽全力做到他所能做的去克服种种困难。

在感情上,受尽战争折磨的他尽可能减少战争对凯瑟琳的影响,处处替凯瑟琳着想。他最初和凯瑟琳只是逢场作戏,但在爱上她之后,他为了凯瑟琳真心付出了许多。在划船逃亡瑞士的途中,他“划得非常非常疲乏了”,他的“胳膊、肩膀和背部都发痛”,但他依旧没舍得让凯瑟琳划船。他知道凯瑟琳会担心自己,便手持伞当帆,用滑稽的姿势逗得凯瑟琳笑个不停,还和她说“这真是个良宵”来安慰她。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亨利认识到:“世界打垮了每一个人,于是有许多人事后在被打垮之余显得很坚强。”这是多么深刻的领悟啊!既然这个世界已经如此残酷无情,既然战争、死亡、厄运会将一个又一个人打垮,那我们要做的便是积极抗争,做一个坚强的硬汉子!

十余年后,当亨利回忆并叙述起这段历史时,他一定会对当年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另一番理解。起初,他是一个正直有理想的醫疗队军官,恪尽职守。经历过负伤的痛苦和撤退的绝望之后,他逃离了战争,去寻找爱情的庇护。在这一过程中,他萌生了反战思想,决定把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他积极的一面。然而他并没有真正摆脱战争的阴影,孩子夭折,凯瑟琳也难产而亡。在爱情与战争的双重打击下,亨利变成了迷惘的懦夫。他迷失了自我,对过去和现实选择逃避,丧失了希望,没能成为一名“哲人式英雄”。但他在面对战争的苦难和爱情的不幸时表现出了一定的坚忍和勇气,顽强地与凯瑟琳生存下去,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位海明威式的硬汉了。

参考文献:

[1] 翟敬美.硬汉形象是作家生命的写照[D].曲阜师范大学,2011.

[2] 王瑛.反英雄的英雄[D].华中师范大学,2008.

[3] 阿伦特·汉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M].孙传钊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4]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永别了,武器[M].林疑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作 者: 胡雨飞,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跨文化交际、商务英语。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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