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伊利亚特》主要围绕男性英雄展开史诗叙事，女性处在文本边缘，并始终以“他者”的身份被男性束缚。但与此同时，作为“他者”的女性又一直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同男性权利中心抗争。本文试以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及的“他者”来分析不同女性形象在文本中的呈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作为“他者”的女性的抗争，揭示文本背后蕴含的女性抗争精神。

关键词：《伊利亚特》 “他者” 抗争

一、综述

早在17世纪初期，《伊利亚特》就已传入中国，但时人对其并不重视。直到20世纪20年代，《伊利亚特》才真正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介于时代因素，学者的探索未能深入，但总归填补了《伊利亚特》研究领域长达三个世纪的空白。到了20世纪80年代，学界研究进入发展期，这一时期无论是在思想层面还是在技术层面均较之前有了突破性的提升。学界摆脱了以往的保守思想，逐步开始接受西方优秀文化，建立起多元的学术视角，对《伊利亚特》的研究也趋向多样化与个性化。

在纷繁的研究视角中，女性研究成为众多研究者解读《伊利亚特》文本内涵时的切入口。学者余璇在《浅析〈荷马史诗〉中的女性形象及女性观》中，通过剖析《伊利亚特》中的女性形象和人物类型进而指出荷马的女性观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女性被看作是生育和财富的代表，是男性的附属品”；另一方面，女性又以尊重者和崇拜者的身份被男性肯定。文本中女性地位的二元割裂，在余璇看来代表着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妥协与转化。学者于玲燕则在余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双层结构的女性观”，丰富了后者的研究成果。在《从〈荷马史诗〉看古希腊妇女的社会地位》中，她详细分析了海伦的形象，认为正是由于历史环境的变化导致“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格局形成并定型，从而造成日常生活中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和男性对女性的需求。

除探讨文本外部的女性观之外，还有学者从文本内部入手研究其中的女性形象。陈戎女在《〈伊利亚特〉中的女性》中具体分析了布里塞伊斯、安德罗马克以及海伦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通过展现她们“殊途同归”的命运轨迹，进而揭示战争的残忍。学者王莹在《荷马史诗中的女神雅典娜的形象》中详细介绍了雅典娜战争女神、智慧化身、技艺主人等多重身份，发掘古希腊神话中蕴含的神灵观念以及人文主义。她讲道：“雅典娜逐步从战争女神让位于守护女神和智慧化身或技艺的女主人，这是由于希腊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希腊人的神灵观念，以及关于神人的体验也发生了变化。”

21世纪是一个思想开放的年代，社会上主张解放女性的呼声愈加强烈。在这种思潮的引导下，同女性有关的话题已作为时代热点被大众广泛而持久地讨论。学术界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伊利亚特》的女性研究中，但总揽全局，学者多以罗列、分类作品中出现的女性形象为主，对文本内部蕴含的女性精神有所忽视。鉴于此，笔者决定以《伊利亚特》中的女性人物作为研究对象，借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及的“他者”来分析不同形象在文本中的呈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作为“他者”的女性的抗争，揭示文本背后蕴含的女性抗争精神。

二、何为“他者”

“他者”一词作为存在主义哲学中的经典术语，是一个与“自我”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概念——只有比照“他者”，“自我”才能获得真正的“自我意识”，“他者”和“自我”密不可分，二者处于一种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的辩证状态。学者萨特曾就“他者”概念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与诠释，在他看来，人无法独立地确认自己的存在，他讲道：“我们必须通过他人以获得某种关于自我的真理，他人对我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人想要获得关于“自我”的认知，都必须借助“他者”的存在。“他者”向“自我”投射出强大的注视，在这种注视中，“自我”感到别人的目光，最终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

学者波伏娃受到萨特的启示，将“他者”概念引入女性研究领域。在她看来，仅仅用生理上的差异来定义女性是不堪一击的，用“女性气质”来划分女性是陈腐愚拙的。女性的定义应当被诠释为“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而她是他者”。在《第二性》中，波伏娃认为女性身份并非天然形成，但在后世很长一段时间内被“造就”成男性眼中的“他者”，这种现象的产生归结于社会分工以及“女人的固有本性”。与萨特所提出的“他者”身份相对论不同，波伏娃认为女性的“他者”身份似乎具有某种绝对性。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中，男性居于主导地位标定女性身份，他们是绝对的、不变的主体，他们能够直接与世界发生联系。而与之相对，作为“附属”的女性则不得不经由男性间接地与世界发生联系，渐渐成为男性世界中“绝对的他者”。

三、“他者”的形象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母权制被推翻，是女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在历史长河里，当母权制社会被父权制社会取代的那一刻起，女性便丧失了自主地位，永远地被男性束缚。尤其在为生存而进行的人类战争中，女性更是以“他者”的身份成为男性欲望角逐的筹码与对象，进一步被男性“物化”当作一份荣誉礼物、一种私人附属。

（一）荣誉礼物——男性交锋的筹码

《伊利亚特》开篇就写英雄阿喀琉斯同阿伽门农争夺女奴布里赛伊斯，在笔者看來，二人争夺的动机并非出于情感需求，更多地暗含了权力之间的交锋——为征服彼此而进行的交锋。而作为女奴的布里赛伊斯无疑是二者竞争的绝佳筹码，通过“筹码”的抢夺，他们加深了“自我”的身份认知，从而向男性世界的权力中心迈进。要想了解这层含义，就必须对布里塞伊斯的身份地位以及个人经历进行深入剖析。《伊利亚特》中关于布里塞伊斯的正面描写较少，我们仅能从史诗的只言片语中得知她是阿喀琉斯身边的女奴，因相貌出众而得到阿喀琉斯的宠爱。可纵使是这样一个备受宠爱的美人，布里塞伊斯仍改变不了她“荣誉礼物”的身份——当遇到利益需求时，她立马被转手，成为阿喀琉斯重新加入希腊联军的“入场券”。在阿喀琉斯看来，布里塞伊斯不过是战争结束后胜利方获得的“荣誉”。“荣誉”的不断累积，能为自己换取更多的“筹码”，以在日后的权力之争中夺得一丝胜算。然而，阿喀琉斯在与阿伽门农的权力交锋中终究还是失败了，随着“筹码”的转移，阿喀琉斯将失败的屈辱发泄在可怜的布里塞伊斯身上——在和阿伽门农讲和时，阿喀琉斯曾深深懊悔“为了一个女子心中积郁了那么深的恼人怨气”，甚至希望“阿尔特弥斯便用箭把她射死在船边”。在这个男性主宰的世界里，就像波伏娃所解释的那样，“女性是财富和猎物，是运动和危险，是调节者和镜子”，作为“荣誉礼物”与“交锋筹码”的女人们“从来不构成一个与男性在平等基础上进行交换的等级”，她们任由男性处置，“她们毫不犹豫地牺牲其作为人类一员的独立性”，成为波伏娃口中“他借以征服大自然的，有特权的客体”。

（二）附属物品——男性强权的产物

安德罗马克是赫克托尔的妻子。除老王后赫卡柏之外，她是《伊利亚特》特洛伊阵营里唯一被正面书写的女性。在战争中，当她得知特洛伊人不敌阿开奥斯人时，便立马建议赫克托尔加强无花果树周边的防御，因为她察觉那里容易失守。对于安德罗马克的军事提议，赫克托尔不但不采纳，反倒训斥她：“你且回到家里，照料你的家务，打仗的事男人管。”在这种男性对女性的话语掠夺中预设了某个前提——在两性关系中，女性是以“附属者”的身份出现在男性世界中，因而女性不能拥有自己的思想，不能干预男性任何的决定。正因如此，安德罗马克的提议践踏了主体与附属之间的界限，最终遭到男性强权的话语剥夺。而丧失话语权力的安德罗马克最终也只能在自我否定中再次确定自身的“他者”身份，这就像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讲的那样：“所有生存者都兼具内在性和超越性，两者同时彼此关联，但如果社会制度没有给生存者任何目标，或者阻止他达到任何目标时，超越性就会重新陷入内在性。”历史上由于社会分工与生理差异，母权制社会最终被父权制社会所取代，而在以男性强权为中心的生存环境中，女性任何的外在目标都是受男性压迫的，男性用权利的锁链将女性困于家庭内部，而囿于家庭劳务的女性自然谈不上任何超越。正因如此，女性逐渐丧失自我的超越性，从而以绝对的、非自主的、“他者”的身份成为男性的附属品，成为男性建构自身主体地位的工具。

四、“他者”的抗争

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一度繁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他们的民主权利只属于成年男性公民，奴隶、异乡人、女人都被排除在外，并受到相当严重的歧视。在这种不平等的权力体系下，大多数女性选择顺从，甘愿成为男性世界里的“他者”，但也有少数不甘成为“他者”的女性选择反抗，并用独特的抗争方式为女性权利正名。

（一）争夺话语权

福柯认为话语是社会中所有权力关系的产物，话语与权力不可分离。一方面，权力关系决定话语规则，话语就是权力的话语，是权力的组成部分，它涵盖了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另一方面，权力的施展不断创造新的话语，这些新的话语或者与权力达成共谋，或者与权力构成对抗。因此，话语既是权力的实现产物，又是权力的争夺对象。

《伊利亚特》所呈现的是男性话语下的英雄故事，在单一的话语模式下女性被男性强制禁声，丧失了说话的权利。然而，女性并不甘于自己“失语”的命运，她们以独特的方式代替声音，试图解构男性的主流话语，同男性话语相对抗，建构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力。这种反抗话语剥夺的行为在《伊利亚特》中主要表现为对亡者哀悼的悲歌。

在史诗第十九卷中，作为“荣誉礼物”的布里塞伊斯第一次以“自我”的身份开口讲话——这也是阿开奥斯阵营中唯一夺得自己话语权的女性。当她见到帕特罗克洛斯阵亡时，她情难自禁，抱着他的尸体，为亡者哀悼：“帕特罗克洛斯，不幸的我最敬爱的人……当捷足的阿喀琉斯杀死我丈夫，摧毁了神样的米涅斯的城邦，你劝我不要悲伤，你说要让我做神样的阿喀琉斯的合法妻子，用船把我送往佛提亚，在米尔弥冬人中隆重地为我举行婚礼。亲愛的，你死了，我要永远为你哭泣。”在这一刻，通过亡者的悲歌，布里塞伊斯寻回了真正的“自我”，寻回了作为人的尊严，寻回了自己的话语权。她用由心而发的悲歌冲破男性的禁声，向男性社会的战争发出控诉与斥责，以另一种方式对男权主导的话语体系进行解构，进而获得“自我”意识与抗争精神。

（二）反抗父权制

尽管《伊利亚特》中鲜有对克吕泰墨斯特拉的描述，但作为阿伽门农的妻子，她在史诗女性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重要性并非源于阿伽门农赐予她的尊贵身份，而是来自她对父权制抗争的典型性。

作为女性，克吕泰墨斯特拉的境遇是悲剧的，她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甚至在惨遭杀夫之后还要听从父命嫁给凶手。面对女儿的死亡，她没有任何权利抵抗。她一度隐忍，但换来的是阿伽门农的轻视。她的丈夫可以随意拥有众多情人而不受谴责，可以轻易杀害自己的女儿而不受审判，在父权制下，男性的任何行为似乎都可以被大众接受。反观女性，她们终日畏手畏脚，被男性永远地束缚在权力编织的罗网中，毫无地位可言。“她们被完全排除于政治之外，法律上和未成年人一样被认为是没有行为能力的，甚至经济、婚姻上都没有自主权。”父权的压迫以及女儿的献祭使得积攒在克吕泰墨斯特拉内心的怨恨膨胀，最终，她以聪明的才智骗取阿伽门农走上了她精心准备的紫色毡子，对宙斯说出语意双关的祈祷，杀死站在父权制顶端的王者阿伽门农，用血腥的复仇对父权制做出最后的、绝望的抗争。就像恩格斯所说，克吕泰墨斯特拉的谋杀是“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于英雄时代并获得胜利的父权制之间的斗争”，其结果必然是失败的。此后，她的儿子俄瑞斯忒亚在阿波罗的示意下为父报仇，杀害了克吕泰墨斯特拉，并在法庭投票中宣告无罪，这让她悲剧性的反抗化为徒劳——权利碾压道德，父权瓦解母权，这不仅是克吕泰墨斯特拉一人的失败，更代表着母权制的彻底崩溃。

尽管结果是惨烈的、悲剧的，但克吕泰墨斯特拉这种悲剧性的反抗冲破了单一的性别对立，进而走向政治与性别的双向立场，在父权制与母权制的交锋中，克吕泰墨斯特拉以复仇的形式控诉了父权制对女性的残害，可以肯定地讲，这正是对父权制下受压迫女性形象的一种文化超越。

五、结语

《伊利亚特》本质上反映的是男性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战争叙事，但与此同时，史诗并不限于表现男性主导的特洛伊战争，也暗含了作为“他者”的女性不断抗争的权利之战。史诗中各类女性独特的抗争，就总体而言，并未构成史诗的叙事主体，但毋庸置疑，她们的反抗共同勾勒出男权语境中独特的女性场域，充分展现了母系社会逐步由父系社会取代，女性“他者”身份逐步被固化，但“女性力量”却未完全消失并一直抗争的不朽精神。

参考文献：

[1] 余璇.浅析《荷马史诗》的女性形象和女性观[J].今日湖北（理论版），2007（4）.

[2] 孙绍先.女权主义[J].外国文学，2004（5）.

[3] 王莹.荷马史诗中女神雅典娜的形象[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7（12）.

[4] 于玲燕.从《荷马史诗》看古希腊妇女的社会地位[J].群文天地，2011（18）.

[5] 陈戎女.《伊利亚特》中的女性[J].求是学刊，2008（3）.

[6] 刘湘.波伏娃女性主义思想中的“他者”概念[J].山海经，2016（9）.

[7]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全译本）[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8]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2.

[9] 李昌其.边缘的“他者”——希腊神话中的女妖形象解读[J].怀化学院学报，2010（7）.

[10] 荷马.荷马史诗·伊利亚特[M].罗念生，王焕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11] 彭妍.从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试论父权制话语下的女性命运[J].群文天地，2011（10）.

[12] 李祥林.当下语境中的戏剧研究和性别批评[J].四川戏剧，2002（3）.

作 者： 任婕，兰州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