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的“革命”概念在其思想理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同时也饱受误解与争议。在其语境中，革命不只是流血暴力，革命不等于保守改革，革命不一定一蹴而就，革命不应该尘封告别。产生误解与争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大众化难题产生的理论隔阂，也有改良主义传统的观念纠葛造成的思维定势，还有20世纪错误革命的经验教训引发的实践反思。拨开迷雾，回归经典，可以从革命的真正主体、革命的存在形式以及革命的目标旨向三个维度来把握马克思“革命”概念的精神内核，其理论具有历史性、现实性和社会性的特征。新时代，要将革命精神熔铸于思想解放、将革命理想贯彻于伟大征程、将革命事业融入于党的建设，继续谱写好马克思“革命”理论的新篇章。

关键词：马克思;“革命”;革命精神;革命理想;革命事业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7-0099-07

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我国基层意识形态治理体系建设研究”（19BKS18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林扬千（1995-），男，福州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党的建设。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1]602这是恩格斯对其挚友的评价与赞誉。然而时过境迁，“革命”这一概念逐渐被蒙上了一层思想的迷雾，使得在人们脑海中，马克思的革命形象似乎越来越淡化。透过假象，发现真谛，正确解读马克思的“革命”概念，对于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本人及其革命思想大有裨益。立足经典，关注现实，不仅能够有效驳斥关于“革命”的错误观点，也能为“革命”概念在新的社会历史阶段创造理论生长空间。

一、蒙尘：被误解的“革命”

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自诞生起就历经误解与争议，在历史的演绎中它时而化身为“洪水猛兽”，时而成为时代宠儿，无论是“革命者”抑或是“反革命者”似乎都能从“革命”概念中找到理论依据。而这些误解与争议时至今日依然时隐时现，如幽灵般游荡在舆论场域。

（一）革命不只是流血暴力

在大众眼里，革命往往与冲突、流血、暴力等词汇联系在一起，因此常常令人生畏。马克思身处的革命与战争的年代更是进一步加剧大众对于革命的这种直观印象，然而这一印象恰恰是对马克思革命理论的最大误解。诚然，在马克思的论述中，“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2]552。因此，革命常常以政治革命的身份出场，它意味着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反抗、斗争，而这一过程往往是以流血暴力的形式出现。对此，毛泽东有个形象的表达：“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3]

但是，就此认为革命只是流血暴力显然并不科学。马克思从来没有将政治革命视作革命的唯一形式。甚至就政治革命而言，最关键的目的是夺取政权，改造旧世界，正如马克思所言：“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4]助产婆的作用十分重要，但终究无法代替生育，因此流血暴力只是实现革命目的的手段之一，最终采取何种手段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特别是对抗阶级间的力量对比。例如，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是马克思最常引述的兩次欧洲政治革命，但是两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革命方式却截然不同，前者是轰轰烈烈的暴力革命，后者则被誉为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因此，哪怕将政治革命指代为流血暴力，都是犯了本末倒置的认知错误，何况在马克思的语境中，除了政治革命之外，理论革命、工业革命等都是革命概念的重要范畴。简言之，流血暴力是革命的重要内容，在特定时期和条件下甚至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是革命的内涵十分丰富，不只是流血暴力一种。

（二）革命不等于保守改革

革命与改革好似一对孪生胞胎，也是常常被大众混用的一对概念。革命与改革有其共性，二者都强调“革”这一因素，所谓“革”，即改造、变革。例如，政治革命意为不同阶级为政权的变革而展开斗争;政治改革意为政治领域内，特别是政治关系的变化与调整。就广义而言，政权的更迭变革是政治关系变化中的一种形式，因此政治革命也可视作政治改革的形式之一。对此若不作严格区分，确实容易混淆二者，而这种混淆容易稀释革命的先进性，造成对革命的一大误解。

严格而言，革命与改革是一对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在变革的范围上，革命通常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变革，而改革往往是某一方面的变革。二是在变革的程度上，革命通常是深层次的变革，亦可理解成质变形式;而改革往往是不触及根本性的变革，更多的是量变形式。三是在变革的历时上，革命常如疾风骤雨，瞬时而猛烈;而改革犹如春风化雨，绵长而无声。四是在变革的主体上，革命的主体既可以是统治阶级也可以是被统治阶级;而改革通常是由统治阶级领导发起的。五是在变革的态势上，所谓革命没有剧本，革命往往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预知性，既可能主动预谋，也可能被动发起，难以研判;而改革通常是由上至下有计划、主动性的变革行动，对改革的发展态势有一定的预期预判。其中最为关键的区别在于，革命是一次彻底性、根本性的变革，而改革是保持原质基础上的改良与完善。因此，革命不完全等同于改革，如果将其简单混为一谈，无疑会削弱革命的先进性与战斗性，从而影响其目的的达成。

（三）革命不一定一蹴而就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5]161在马克思看来，在历史向前发展的过程中，革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人们总是期盼着革命的成功，热衷于传颂历史上成功的革命经验，而那些失败的革命，则时常被人遗忘在历史的角落。久而久之，人们常常不自觉地将革命视作一件成功率颇高的活动。不可否认的是，当历史条件具备时，势如破竹的革命态势能够使革命主体在短时间内实现革命目的。但是历史事实证明，多数情况下革命的演进是历经艰难险阻，面临反复博弈，绝不是“辫子一剪，革命就成”的民间演绎。

革命之所以难以一蹴而就在于革命是社会矛盾的集合体，会有各种附带形式，表现为“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2]567。因此，革命若想成功，需要多线任务共同推进。换言之，如果革命只是完成了某一环节，没能继续推进，最后很可能造成革命果实的旁落。以史为鉴，辛亥革命瓦解的只是封建帝制，却没能完成封建思想的革新。而多线并进的革命必然是一个熵增的过程，它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会触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并且随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现状必然会随之打破，既得利益集团与安于现状、害怕变革的集团便会形成联合体绞杀革命群体，从而造成革命的反复与起伏。因此，革命不一定一蹴而就，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革命事业的高潮与低谷，将之放入历史发展的大逻辑中去研判，以此消除盲目的“革命悲观论”或“革命乐观论”。

（四）革命不应该尘封告别

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告别革命论”“革命过时论”等言论曾甚嚣尘上，这些错误观点随着国内外政治气候的变化，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时达到顶峰。似乎“革命”要伴随着“历史”一起走向终结，人类由此进入了“非革命”时代，时至今日这些错误言论仍有一定市场。

其一，从理论上看，这些言论本身就是伪命题，其实质内核是将“革命”概念与破坏生产力、给人類社会造成灾难痛苦相挂钩，以此消解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为资本主义社会永续存在做舆论嫁衣。然而，马克思不仅没有将“革命”视作破坏生产力的一种方式，反倒特别重视革命对于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并且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产下去。”[5]34因此，离开了革命资本主义社会将不复存在，又何来告别革命之说？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告别革命论”亦即“告别资本主义社会论”，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其二，从实践上看，“告别革命论”盛行一时后，世界似乎并没有更加太平，反而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强国屡次挑起国际争端，引发紧张局势。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反映出西方国家金融资本的寄生性极大地挤压了社会生产力的革命性因素，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日益凸显，西方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制度性危机。然而，统治阶级解决危机的办法只是让危机进一步加剧，由此引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黄背心”运动、平权运动等民众抗议活动在西方社会轮番上演，甚至造成了严重的流血冲突。因此，他们口中的暴力革命不仅没有告别，反而在西方社会有愈演愈烈之势，成为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所以，革命既没有过时，也没有离开，马克思的“革命”概念在当今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

二、解蔽：“革命”的曲解之谜

“革命”这一概念遭受误解的背后有着多样性的原因，其中既有理论因素，也有实践因素。可以说，二者的相互交织给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蒙上了厚厚的尘埃，使其扑朔迷离。

（一）理论隔阂：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大众化难题

一个理论越是大众化，就越容易被大众理解与掌握，这关键取决于两大要素，一是理论的通俗性，二是理论的适用性。若二者均不具备，就容易造成理论隔阂现象，大众要么难以接受理论，要么误解理论。马克思革命理论就遇到了这方面的难题。就理论的通俗性而言，包括马克思革命理论在内的整个马克思理论体系并不具备这一特性。这一方面与马克思的行文风格有关。晦涩难懂的文字表达以及大量论战性的写作特征，使得一般大众难以直观地理清马克思所表达的思想内涵，加之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让理论隔阂愈发凸显。另一方面与马克思革命思想本身的复杂性有关。马克思一生笔耕不辍，其中关于“革命”的论述散见在大量著作中。据统计，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革命”概念出现的频次就超过160次，因此“革命”是马克思毕生理论的一大核心范畴。在不同的著述中，面对不同的理论对象和身处不同的写作背景，马克思的“革命”概念有着不同的表达内涵。例如，马克思除了在积极的意义上肯定“革命”，也曾在消极的层面上使用“革命”，以此讽刺那些所谓打着“哲学革命”旗号的青年黑格尔派，“有一个好汉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重力思想迷住了……这位好汉就是现代德国革命哲学家们的标本”[2]510。诸如此类马克思关于“革命”的运用情况不同，增加了理论理解的难度。

就理论的适用性而言，马克思革命理论首先面临的是时空场域的转换问题。现实的需求是理论适用的前提，因此准确看待马克思革命理论的适用性要先回到马克思的时代背景中去。19世纪中后期，随着欧洲资本主义迅猛的野蛮生长，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日趋明显，造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冲突日益加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此时的欧洲无产阶级迫切需要科学的革命理论来实现自身的解放，马克思革命理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满足了广大无产阶级的现实需求，由此迸发出了强大的理论生机。从大的历史背景而言，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剥削与压迫的现象一日未消，马克思革命理论就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时代主题已经发生转换，应用场景也从欧洲大陆变成了中国，时空场域的改变必然会对理论阐释本身造成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的不是理论本身的科学性，而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适用性问题。不解决好这个问题，马克思革命理论就存在被误解的风险。

（二）思维定势：改良主义传统的观念纠葛

“革命”的背后有着一套与改良主义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的价值理念，它强调的是大破大立，而非小修小补，追求的是改变世界，而非维持现状。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安于现状远比大动干戈来得有吸引力。因此，无论古今中外，改良主义的思维方式都有着深厚的传统根基，它像一根无形的缰绳，总是试图去套牢奔腾的“革命”，要么驾驭它、同化它、要么鞭笞它、丑化它。于是“革命”始终总是伴随着与改良主义思维传统的博弈。

历史中革命场景犹如悲喜剧般反复上演，1848年欧洲革命便是其中的经典剧目，马克思曾对其作出了精彩的“剧评”。随着1848年1月巴勒莫爆发武装起义，如电击般唤起了法国人民的“伟大革命回忆和热情”[5]83。于是二月革命爆发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联合推翻了七月王朝，然而当无产阶级准备享用革命果实时，却发现“这个二月革命的代言人，按其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5]85。受到欺骗的无产阶级虽然决心继续革命，但受限于自身力量的弱小难以完成革命。几番势力的博弈之下，革命果实戏剧性地落在了法国最平庸的人——路易·波拿巴的身上。然而，革命前仰仗法国农民支持的路易·波拿巴执政后第一件事就是牺牲农民利益，恢复盐税。对此，马克思曾辛辣地嘲讽道：“随着盐税的恢复，波拿巴就失去了自己身上的那点革命的盐，变得淡而无味了。”[5]120由此可见，1848年欧洲革命根本无法实现所谓的超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革命果实一旦获得，资产阶级革命派就会摇身一变成为反动的保守派。

同样的历史闹剧在中国也曾上演過，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就窃取了革命果实，他不仅没有将革命向前推进去实现国家的独立与富强，反而做起了“皇帝梦”。1915年，袁世凯公然推翻共和，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开历史的倒车。为掩人耳目，袁世凯甚至在复辟前隆重举行了祭孔、祭天仪式，假借传统文化的力量为自己的反革命行径披上一层天命所归的外衣。因此，破贼易，破心中贼难。拥有传统惯性的改良主义思维如影相随，若走向极端更会演变成反动行径，从而对革命事业造成误解与破坏。

（三）实践反思：20世纪错误革命的经验教训

理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成功的实践能够催生科学的理论，同样，正确的理论指导也能促进实践的展开。反之，对于理论的不正确运用会导致实践偏离价值预期，同时错误的实践经验又会加剧对理论的误解与歪曲。马克思革命理论在不同国家与地区都有过成功的实践案例，但也有过失败的教训，特别是20世纪几次严重的错误革命实践给人们的思想意识造成了极大冲击，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马克思革命理论的正确研判。

受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西方主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始终充满警惕与敌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西方各国恐惧不已，试图以联合绞杀来抑制共产主义势力的发展与渗透。斯大林上台后，欧洲的革命形势发生了改变，一边是斯大林在国内掀起肃反运动，同时出现个人崇拜现象，将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推向僵化，另一边是西欧国家右翼政党兴起，鼓动狭隘民族主义，逐步演变为法西斯主义，最终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而深重的灾难。二者都有着极权主义的相似特性，因此给了西方学者攻击抹黑马克思主义的借口，毫无根据地将马克思主义视作极权主义的思想基础，企图将人类遭受的深重灾难归结于马克思主义，由此误导了一些群众对马克思革命理论的盲目恐慌与抵触。

此外，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一次对于马克思革命理论错误运用的实践活动。盲目地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片面地鼓吹“将革命进行到底”，换来的是十年浩劫以及一代青年的思想伤痕。而与之遥相呼应的是法国在1968年爆发的“五月风暴”运动，上千万法国民众走向街头，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游行示威，展开巷战，然而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以及科学的思想指导，这场风暴很快就被平息。从此，欧洲的革命运动走向低谷，人们的革命热情随之降温，而马克思革命理论也渐行渐远。因此，20世纪几次重大的错误革命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深刻的实践反思，也给马克思革命理论带来了伤害。

三、返本：马克思“革命”概念的精神内核与特征

正确把握马克思“革命”概念的精神内核及其特征，是理解19世纪中叶以来世界变局的一把密钥。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从此世界无产阶级有了科学的理论武器，人类的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理解马克思“革命”概念的精神内核，就不能理解这一变革时代人类谋求自身解放的伟大实践运动。

（一）马克思“革命”概念的精神内核

马克思虽然没有对“革命”进行过系统性的理论阐述，但有一个精神内核贯穿理论始终，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首先，革命的真正主体是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5]41。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样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革命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群众的最大组成部分即是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是当今时代真正革命的阶级。但是，马克思也从未否认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其他阶级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比如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然而，资产阶级革命活动的根本目的只是为了实现资本的增值，是以加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为条件实现自身的解放，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42。因此，革命的真正主体只能是无产阶级。

其次，革命的存在形式是“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527。这是马克思革命理论区别于其他革命理论以及驳斥各种误解、污名的根本的内核。所谓“实际地”意味着革命不是抽象和虚假层面上的存在，那些打着“革命”旗号却行保守乃至反动之实的假革命不乏其人。马克思就曾无情地批判过费尔巴哈，只是把“‘共产主义者一词变成一个空洞范畴”[2]548。所谓“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就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所倡导的“改变世界”。这既是新唯物主义的时代宣言，也是马克思革命理论最鲜活的存在形式。人类的实践活动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改变世界，就是使现存世界不断发生革命化的运动。因此，马克思革命理论与实践同行、与历史的发展同方向，唯此才是真正的革命。最后，革命的目标是“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5]66。马克思主义是为人类求解放的学说，这一光荣使命落在了无产阶级的身上。正如恩格斯评价得那样，马克思毕生的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1]602。所谓革命，即是“革”与“命”的辩证统一，马克思革命理论的目标就是让无产阶级打碎旧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自由人联合体的新世界。

（二）马克思“革命”概念的特征

马克思“革命”概念的特征是马克思对现实革命活动进行科学总结之后的理论表征，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对革命的深刻理解，同时也是区别于其他“革命”概念的鲜明标志所在。首先，马克思认为革命具有历史性。所有的革命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革命，超越历史时代的革命不是空中楼阁就是弄虚作假。因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革命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在阶级社会，由于人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不能得到充分发展，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指出：“过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限制的。”[2]581正因如此，马克思致力于推动革命由“过去时”转向“现在时”，实现人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的充分发展，为革命占有的非局限性创造条件。

其次，马克思认为革命具有现实性。人是现实中的人，满足人的现实所需是维持人的生存的第一要务，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因此，人的现实性集中体现在人的现实需求性上，正是因为有所需求，才会有所行动。革命的产生也是出于革命主体的某种现实需求，由此可以说，一切革命都具有现实性;反之，没有现实性的革命并不能称之为革命。而人的现实性需求大致可以分为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由人的物质需求最终产生了工业革命等物质性革命，由人的精神需求最终产生了思想革命等精神性革命。当然，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绝不是截然分开的孤立部分，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因此，一切革命的背后总是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中更为根本的是物质需求。

最后，马克思认为革命具有社会性。人是社会性的存在，同样革命也是社会性的存在。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会形成不同的社会关系，由此产生不同的利益诉求与矛盾冲突。而革命本身离不开人而单独存在，因此革命也无法脱离这些社会关系。那些试图超脱社会性的革命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正如马克思批判施蒂纳那样：“如果他曾经关心过现实的、‘存在于任何革命中的个人以及他们的关系，……也许他就会懂得：每一种革命和革命的结果都是由这些关系决定的，是由需要决定的。”[6]而正是因为革命具有社会性，决定了那些反映社会真实诉求、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革命主体的变革事业才是真正的革命。

四、开新：书写“革命”的时代新篇章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历久弥新，在于它能够不断与时俱进。马克思的“革命”概念亦是如此，要想保持其科学性和先进性，就要不断与鲜活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的“革命”概念更为强调的是“革”的一面，但新的历史任务要求我们要将“革”与“命”更好地统一起来，努力书写好“革命”的新篇章。

（一）将革命精神熔铸于思想解放

马克思不仅重视物质生产的变革力量，也同样重视思想解放的变革力量，并且思想解放能够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精神动力。将革命精神熔铸于思想解放之中，就是要在思想领域中“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就是要实现根本的、彻底的思想解放，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认知精神、兼容并包的开放精神以及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

中华民族5000年的灿烂文明孕育了不朽的思想文化，早在东汉时期大学者班固就提出了“实事求是”的认知理念。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时将其上升为党的思想路线。改革开放前夕，当人们的思想因受制于“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而裹足不前时，重拾实事求是的认知精神打破了个人崇拜的思想禁锢，从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念的权威性得以确立，而这正是马克思革命精神在认识论中的真实写照。

1840年的鸦片战争让原本相对独立发展的中国被迫卷入了世界市场，从此东西方文明互鉴成为重要课题。我们曾盲目自大地俯视过西方文明，也曾妄自菲薄地仰视过西方文明，无论是封闭僵化的守旧主义抑或是全盘西化的历史虚无主义都不是革命精神的应有之义。如今我们已经能够以更平和的心态、更理智的态度去对待不同的外来文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兼容并包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政策主张。

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无疑对思想解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发扬好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至关重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勇于进行制度创新，通过树立生产力标准的权威打破了姓“社”姓“资”的禁锢，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冲破了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实现了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如今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来，党和政府需要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努力开启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运动，以革命精神激活创新源泉，激发人民群众的巨大创造力，为实现科技领域的开拓创新提供智力支持。

（二）将革命理想贯彻于伟大征程

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目标，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将共产主义视作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习近平曾说过：“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7]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之后，为什么还要“再出发”，就是因为“革命理想高于天”，为了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必须不断接续奋斗，砥砺前行。

邓小平曾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8]改革与革命原本有着质的差异，那么该如何准确理解这一论断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论断中的“改革”与“革命”统一于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之中。具体而言，革命理想十分远大，但它又绝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原因在于革命理想不仅有科学的理论指导，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积极地投身于这场伟大的革命征程，一步步地将其从理想转变为现实。因此，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革命理想是最高理想和现实实践的统一。论断中的“改革”不是脱离于革命理想之外的改革，而是革命事业的继承发展和完善提升。如果说第一阶段的革命任务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来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那么第二阶段的革命任务就是通过改革开放来实现中华民族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因此，二者的目标使命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如今我国正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伟大征程进入新的阶段。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更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革命理想贯彻于新阶段的奋斗之中，既要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魄力，也要有“任爾东西南北风”的定力。越是艰难时刻，越是要坚定理想信念，将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三）将革命事业融入于党的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对于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党的建设必须始终如一，必须始终过硬，而将党的建设一以贯之，关键在于把握主心骨。显然这一主心骨就是伟大的革命事业。

任何一个政党，都有其自身的政治传统，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政治传统就在于它是在革命的不断历练中获得成长的。与西方的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不是在议会的“温床”里成长起来的，而是在血与火的“战场”上诞生的。它的诞生不是为了少数人谋福利，而是为了广大的无产阶级求解放。因此，通过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进而成为执政党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首要政治任务。建党初期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党员成分相对复杂，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既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也是现实状况的使然。因此，从历史的维度看，党的建设从一开始就是伴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而从使命的维度上看，党的建设是为革命事业而服务的，只要革命事业尚未完成，党的建设就不能止步。

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革命党，执政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开展革命事业，不能单纯地以执政党替代革命党。这意味着在取得执政地位的今天，党的建设仍然要牢牢抓住革命事业这一主心骨。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9]因此，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社会革命就是新时代革命事业这一主心骨的鲜活展现，而党的自我革命就是要在理论与实践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总而言之，将革命事业融入党的建设就是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就是要明白我们从何而来、去往何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7.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61.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39.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2-33.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3.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71.

【责任编辑：雨 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