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 莉， 王 琳， 何周桃， 陈邓林， 杨生辉， 李向璐， 李 赛

海南省人民医院(海南医学院附属海南医院)1.肿瘤内一科；2.消化内科，海南 海口 570311

肝硬化是各种慢性肝病发展的晚期，以肝弥漫性炎症、弥漫性纤维化、假小叶、再生结节等为特征，酒精性肝硬化、肝炎后肝硬化是我国肝硬化发生的主要类型[1]。酒精性肝硬化的发病率呈逐年增加趋势，且治疗效果较差，其中，约15%酒精性肝硬化可发展为肝癌[2]。因此，尽早评估酒精性肝硬化的病情变化，采用合理的治疗措施，对降低肝癌的发生风险，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肌肉生长抑素是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超家族成员之一，其主要生物学功能为调节肌细胞的生长与分化。有研究显示，肝硬化患者血清肌肉生长抑素水平升高与高氨血症和蛋白质合成受损有关，亦与肝硬化患者存活率降低密切相关[3]。有研究证实，终末期肝病患者血清肌肉生长抑素水平明显升高，其水平升高与患者的存活率较差密切相关[4]。多配体蛋白聚糖-1是跨膜硫酸乙酰肝素蛋白聚糖家族的成员，其可特异性结合一些有生物活性的小分子物质，参与细胞生长的调控、分化及迁移等[5]。王少强等[6]研究发现，多配体蛋白聚糖-1参与肺腺癌的发生、发展，可作为肺腺癌的独立预后预测因子。本研究旨在探讨血清肌肉生长抑素、多配体蛋白聚糖-1对酒精性肝硬化患者肝癌发生风险及其预后的评估价值。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自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收治的159例酒精性肝硬化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肝癌发生情况分为肝癌组(n=68)与非肝癌组(n=91)。另选取同期体检60例健康志愿者纳入健康组。肝癌组：男性41例，女性27例；年龄范围32～75岁，年龄(58.69±10.32)岁；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范围20～26 kg/m2，BMI为(24.56±2.11)kg/m2。非肝癌组：男性56例，女性35例；年龄范围30～79岁，年龄(57.14±9.03)岁；BMI范围19～26 kg/m2，BMI为(23.81±1.75)kg/m2。健康组：男性30例，女性30例；年龄范围28～75岁，年龄(55.92±8.46)岁；BMI范围18～25 kg/m2，BMI为(23.54±1.91)kg/m2。3组受试者在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纳入标准：(1)符合2010年修订《酒精性肝病诊疗指南》中酒精性肝硬化的诊断标准[7]，肝癌组患者经影像学和病理组织活检等确诊为肝癌且符合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 年版)[8]；(2)入院前均未行肝介入或手术等治疗；(3)临床及随访资料完整。排除标准：(1)病毒性及其他类型的肝硬化患者；(2)合并其他系统恶性肿瘤病史；(3)合并严重心肺肾等器官功能障碍者；(4)合并血液系统及自身免疫系统疾病者；(5)妊娠及哺乳期女性；(6)随访丢失或不配合者。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或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患者均于入院24 h内，空腹状态下抽取静脉血5 ml，经3 500 r/min离心15 min，取上清液，置于-80℃冰箱中保存待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清肌肉生长抑素、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试剂盒分别购自上海将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瓦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检测采用瑞士罗氏E601电化学发光检测系统及配套试剂。所有操作均根据试剂盒和相关仪器说明书进行。采用门诊、电话等方式对所有肝癌患者进行2年的随访。随访时间从患者行手术、化疗等治疗措施的第2天开始，至患者死亡或随访时间到达为止，随访截至2019年12月30日。根据肝癌患者随访期间的生存情况，分为存活组(n=31)与死亡组(n=37)。

2 结果

2.1 3组受试者血清肌肉生长抑素、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比较 健康组血清肌肉生长抑素、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均低于非肝癌组和肝癌组，非肝癌组血清肌肉生长抑素、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均低于肝癌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3组受试者血清肌肉生长抑素、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比较

2.2 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肝癌患者血清肌肉生长抑素与AFP呈正相关(r=0.495,P<0.05)，肝癌患者血清多配体蛋白聚糖-1与AFP呈正相关(r=0.433，P<0.05)。

2.3 不同预后患者血清肌肉生长抑素、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比较 死亡组患者血清肌肉生长抑素、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均高于存活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不同预后患者血清肌肉生长抑素、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比较

2.4 影响酒精性肝硬化转肝癌患者预后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清AFP、肌肉生长抑素、多配体蛋白聚糖-1是影响酒精性肝硬化转肝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见表3。

表3 影响酒精性肝硬化转肝癌患者预后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2.5 血清肌肉生长抑素、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评估酒精性肝硬化转肝癌患者预后价值 ROC曲线显示，血清肌肉生长抑素预测患者预后的曲线下面积为0.804，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702、0.810；多配体蛋白聚糖-1预测患者预后的曲线下面积为0.829，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723、0.751；联合检测预测患者预后的曲线下面积为0.910，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788、0.879。见表4、图1。

图1 血清肌肉生长抑素、多配体蛋白聚糖-1预测酒精性肝硬化转肝癌患者预后的ROC曲线

表4 血清肌肉生长抑素、多配体蛋白聚糖-1预测酒精性肝硬化转肝癌患者预后评估价值

3 讨论

肝癌是临床上较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具有发病率、病死率高及预后差等特点[9-10]。肝癌患者早期症状较为隐匿，大部分患者就诊时已处于中晚期，临床疗效不佳，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预后。肌肉生长抑素是一种高度保守的蛋白质，主要在骨骼肌中表达，并可通过结合其受体形成受体复合物，激活Smad 2/3/4复合物并调节其靶基因的表达水平，如MyoD和编码其他成肌调节因子；亦可调节p38丝裂原激活蛋白(mitogen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Erk1/2、Akt、Wnt和c-Jun N端激酶信号通路，参与各种生理过程。Wanda等[11]研究发现，肌肉生长抑素通过c-Jun N端激酶激活肝星状细胞，从而加重肝纤维化。肌肉生长抑素在体外亦可诱导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系(A549)的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EMT过程的异常活化在多种肿瘤的发生、侵袭和转移过程中至关重要[12-13]。有研究发现，肌肉生长抑素在不同肿瘤组织中表达显着增加[14]。Kim等[15]研究发现，肝癌患者血清肌肉生长抑素水平明显高于酒精性肝硬化患者，血清肌肉生长抑素水平对预测酒精性肝硬化患者肝癌的发生有较高价值。多配体蛋白聚糖-1是细胞质膜和细胞间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跨膜蛋白聚糖，其可将一系列细胞外配体与其共价连接的硫酸肝素侧链结合，以介导细胞-外基质、细胞-细胞粘附，维持上皮形态结构的稳定性和完整性，影响肿瘤细胞迁移，并通过共受体调节细胞增殖，参与肿瘤的发生发展、侵袭及转移过程[16]。多配体蛋白聚糖-1亦是Wnt/p-catenin信号通路重要的调节分子，Wnt信号通路可影响肝星状细胞(hepatic stellate cells，HSC)的活化，阻断Wnt信号通路可抑制HSC的增殖，诱导其凋亡[17]。同时，多配体蛋白聚糖-1亦是在肝细胞中表达的蛋白聚糖，参与肝细胞的增殖、迁移和粘附。有研究显示，肝硬化患者血清多配体蛋白聚糖-1的浓度明显升高，其浓度增加与疾病的严重程度有关[18]。Nault等[19]研究显示，血清多配体蛋白聚糖-1升高是酒精性肝硬化转肝癌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健康组血清肌肉生长抑素、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均低于非肝癌组和肝癌组，非肝癌组血清肌肉生长抑素、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均低于肝癌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提示血清肌肉生长抑素、多配体蛋白聚糖-1可能参与酒精性肝硬化患者肝癌发生的病变过程。AFP是诊断肝癌的典型标志物,并在肝癌病情评估中应用广泛。本研究中，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血清肌肉生长抑素、多配体蛋白聚糖-1分别与AFP呈正相关，说明其水平升高与患者肝癌发生具有明显相关性。本研究结果显示，酒精性肝硬化转肝癌患者死亡组血清肌肉生长抑素、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高于存活组，血清肌肉生长抑素、多配体蛋白聚糖-1是影响酒精性肝硬化转肝癌患者预后的重要危险因素。这提示血清肌肉生长抑素、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与肝癌患者的生存预后密切相关，其水平越高，患者死亡风险越大。本研究中，ROC曲线结果显示，血清肌肉生长抑素、多配体蛋白聚糖-1及两项联合检测预测酒精性肝硬化转肝癌患者预后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04、0.829、0.910。这提示，血清肌肉生长抑素、多配体蛋白聚糖-1联合检测对评估患者的预后有较高临床价值，有利于指导患者临床治疗，改善预后。

综上所述，血清肌肉生长抑素、多配体蛋白聚糖-1升高与酒精性肝硬化患者肝癌的发生有关，其水平升高是影响肝癌患者预后的重要危险因素，两项联合检测可作为评估肝癌患者预后的辅助指标。但本研究亦存在不足，纳入样本数较少，有待今后扩大样本量，进一步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