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保田，胡振波

（兰州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甘肃兰州 730000）

0 引言

河流阶地作为一类重要的层状地貌面被普遍视为地貌演化的直接证据［1］，另外气候变化也能够很好地记录在其沉积物中［2-4］，因此它被广泛地应用于探讨河流系统如何响应地表抬升和气候变化的机制研究中，受到国内外地貌学家的广泛重视［5-10］。它的形成本质是河流堆积/侧蚀与下切行为转换的结果［11］，其中的驱动因素可分为河流系统外部和内部因素两类。其中，控制河流堆积/侧蚀与下切行为转换的外部因素主要有气候变化、地面升降和侵蚀基准面变化［12］，而内部因素主要涉及河流系统复杂响应、河道比降以及粗糙度变化等［13-14］。近年来数值模拟进一步揭示河流系统响应这些因素变化的结果很可能会最终打破河道泥沙与搬运动力之间的竞争平衡关系［15］，导致河流堆积/侧蚀与下切行为的转换［3，16］。有关河流阶地形成机制的研究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仍然比较薄弱［17］。先前的工作把阶地序列与气候记录对比，主要探讨河流堆积/侧蚀与下切分别发生在冰期还是间冰期气候［17］。相比之下，近年来的研究却普遍认为河流下切可能主要发生在气候转冷或转暖的短暂过渡阶段［2，18-21］。尽管气候变化控制河流堆积/侧蚀与下切行为转换的观点似乎越来越趋于共识［2］，但其本身可能还不足以决定阶地的形成与否［22-23］。已有研究指示，地表抬升控制的河流下蚀量对阶地形成和后期保存有重要影响［1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