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眼中无一坏人

“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贾似道《悦生随抄》转引刘壮舆《漫浪野录》）“无一个不好人”，这成为苏东坡极有名的一句话，也是被人引用最多的一句话。人们试图从这当中认识一个宽容到不可理解、至高境界的圣人般的苏东坡。的确，这作为一句表现姿态与胸襟的名言，总是让人玩味不尽，并时时受到感动。不过引用的时候，人们也不免疑惑：苏东坡竟然如此容易遗忘，或不辨丑恶，或虚言敷衍，或大言欺世？总之在感动和向往中，还有些许不解和不安。

一个人大度宽容如此，谁都无话可说，但是私下里却要存些疑虑。苏东坡非但不是木石之心，而且极度敏感，他非但不会遗忘，而且有着超人的记忆力。他当然懂得追究，心如明镜，不会不记得一生跌宕，一道道生死之关，对一些具体的人与事、一些细节，会一直记忆犹新。问题是怎么处理这些记忆，他又与许多人有着极大的不同。人性之恶、人性在特殊的环境中怎样发生变异，阅人无数的苏东坡当然熟知洞悉。所以他的那些话究竟是在某个特殊语境下的极端化表达，还是经过了深入思辨后的理性之言，真不好说。人们常常说“没有彻底的坏人”，但“坏”总是在经验中被量化和本质化的，有指标并且有具体表现，还不能说是一种虚无的假设。既然这样，事关原则，诗人的话是鼓励遗忘，还是出于一种大怜悯之下更高的俯瞰？这种视角也许可以消除憎恨，也许根本就无济于事。“无一坏人”之说等同于取消原则，取消道德判断，也即等于无道德。这样的推断可不得了，所以现在还需要我们从其他的角度和维度去体味这句话。

我们可能会发现，对一种彻底绝望中的人性，似乎也就失去了简单评判的兴趣：人性被利害所辖以至如此黑暗，那还有什么话可说？怎么就一个“坏”字可以了结？人性自古以来也就那样，它在怎样的环境下演变成如此可怖的状态，倒是需要我们一直盯住、一直质问下去的。生命是渺小的、矛盾的、多解的，更是可怜的。如果说我们从这里读出了诗人的宽宏大量，还不如说读出了诗人对于人性的极度绝望和无望。

直击沦落客

人们谈到苏东坡的高风亮节，他的仁慈和宽厚，愿意援引他和死敌章惇相处的一些关节，特别是后者在最为潦倒时期，苏东坡的一些表现。它们有案可稽并非杜撰，人们在展读苏东坡关于这样一位至恶的死敌的一篇篇文字时，不禁惊得合不拢嘴。我们发现，他对沦落的政敌如此厚待和宽容，讶异之后就是激烈的称道。当章惇老年被贬到雷州时，苏东坡给章惇的外甥黄寔写信“海康地虽远，无瘴疠”（《与黄师是》），还说弟弟子由曾在那里安稳地居住了一年，希望能够以此来宽解章惇的家人。在写给章惇的儿子章致平的信中，他说：“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与章致平》）并将自己写的《续养生论》和一些行之有效的养生药方，随信寄赠章惇参用。深受感动的章家一直珍藏着这封信，几十年后还有人从章惇的孙子章恰处看到这些文字。历史上没有记载章惇本人有怎样的反应，我们也只能猜测了。想必是感动并存疑惑，迷茫更有惊惧。在天网恢恢、无一疏漏的果报中，章惇踏上了同样致命的险境。这时候从鬼门关极窄的缝隙里望去，那个曾经被自己百般用心、急于杀之而后快的死敌，该是怎样一张庆幸和狞笑的脸，或怎样一种饱经沧桑冷漠沉重的目光。令章惇大惊失色的是，这一切在对方那儿竟然全都没有发生。这一定使之错愕，最后低头沉寂。

也许在客观上这仍然属于生命的对峙，是一种冷酷对决的继续。对苏东坡而言，这也是给予对手一次最直接的迎面痛击。因为只有如此，他才能站上不可企及的道德和人性的高度。他当然知道对方此刻处于怎样的困境，正忍受怎样的屈辱，知道这种命运的反差带来的委屈、恐惧和痛楚，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个中滋味诗人当然太熟悉了，就仿佛是昨天刚刚发生，就如同自己在亲身经历和忍受一样。这种重复，而今正落在政敌身上，且是对自己不惜动用最大杀伐之力的凶狠之敌。在这个时候，苏东坡没有陷入通常以恶报恶的自然循环之中，而是报以超人的善意和仁慈：不是虚情假意，而是真切地给予关照。起码在文字上，这些表达恳切清晰毋庸置疑。这就给了对方一记沉重的打击，而且是更内在的、极具毁灭性的。这是致命的打击。这等于对凶狠的挣扎者又补上了一脚，直击命门。凡人皆有良知，哪怕只存于心之一角，而这正是苏东坡此刻需要将其呼唤出来的。敌人至此才会彻底绝望，然后陷入深刻的自卑。

苏东坡愈是如此，就愈是令对手费解和伤绝。这如果是故意的，那就有些可怕了。我们但愿诗人只是一种潜意识，或者是深刻的仁慈。他对人生之无常体会太深了，所以能观、能怜，也能助，能以心比心。

如果我们把苏东坡理解为一位决斗到底的勇者，会发现他手中的武器经过一再磨砺和变换，竟然获得了如此坚厚和诡异的拥有。这种一剑封喉的致死方式，因为大出所料而令人眼界大开：无以复加地锐利。对于两个历经荣辱、从至高跌落到深渊的对手而言，苏东坡的伟大和仁慈又显得那么决绝和残忍。也许在这个时刻，真正的仁慈是远远地瞩目，是不置一言，是低头俯视流水，是仰视凛冽的北风，发出独自叹息。

修竹有投影

苏东坡不仅能诗能文，而且善画。他画出的修竹瘦而英挺，极为有名。记载中他曾经按照竹子的投影去描绘，并认为此法甚妙。我们知道凡是有光的地方就有投影，就会生成各种各样的映像，关键是怎么选择和使用。由此引申开去，人生也是如此。李白、杜甫、韩愈、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等等，都是人世间耸立的投影，他们也成为苏东坡一生学习和描绘的范本。最后苏东坡自己也将成为一个高大的投影，供后代人摹写和描画。

从诗文中可见，那些投影纵横交织，多而繁密，足见诗人审美之人格生成的路径。“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来自欧阳修“瘦马寻春踏雪泥”（《冬后三日陪丁元珍游东山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和“起舞弄清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分别来自李白的《把酒问月》和《月下独酌》：“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問之。”“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而他的“清寒入山骨，草木尽坚瘦”（《庐山二胜并叙·栖贤三峡桥》）被纪昀誉为“十字绝唱”，则是对韩愈的“清寒莹骨肝胆醒”（《李花二首》）和白居易的“树木多瘦坚”（《游悟真寺诗》）的化用。诗人的许多诗词都能找到类似的化用方式，看到一些诗人的投影，如屈原、陶渊明、王维、孟浩然、杜甫、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这些杰出的人与艺术一起，塑造了我们眼前的诗人。

苏轼从童年少年开始，一种深长有效的培育就施之于身，无论是严格的父亲苏洵还是温厚的母亲程氏，他们都将那些大榜样大范本推到他的面前。很小的时候，母亲程氏与他一起读《后汉书》中的《范滂传》，当读到范滂因为反对宦官被捕而拜别母亲从容赴义的一段事迹时，苏东坡问母亲：“如果我长大后跟范滂一样舍身就义，您能同意吗？”程氏答道：“你能做这样的一位人物，我难道不能做这个人的母亲吗？”这段记载让我们联想到日后苏东坡在朝廷上的奋不顾身，联想到他正尝试做这样的一位人物。

人生之“竹”，贵而有节，处处留影，值得后人观察、贴近与模仿。苏东坡既能取得世间投影，又能够创造，从艺术到人生，无不如此。人生当记取竹之坚挺有节，这是特别重要的。在世间万千投影中，如何选择和记取，至为关键。歪斜扭曲的影子实在太多，婉转柔美和婀娜多姿者也不在少数，风情万种与谄媚奉迎者也极为常见，但它们都难比修竹。

阴毒辈出不足畏

宋代官场争斗之险、之恶，耸人听闻，记录中的一些惨烈令人发指。在皇家所拥有的这片阔大的土地上，曲折无数;在命运和生活的渊薮里，可以找到各种极端的例子。灾难成为一种惯常的景象，似乎每一个为政者、主政一方的人都非常熟悉。“近日温杲诱杀平民十九人，冤酷之状，所不忍闻，而杲止于降官监当。蔡州盗捕吏卒，亦杀平民一家五六人，皆妇女无辜，屠割形体，以为丈夫首级，欲以请赏，而守倅不按，监司不问。以至臣僚上言，及行下本路，乃云杀时可与不可辨认。白日杀人，不辨男女，岂有此理？”（《述灾沴论赏及修河事缴进欧阳修议状札子》）苏东坡经常看到暴露在野地上的枯骨：“嗟尔亡者，昔惟何人。兵耶、氓耶？谁其子孙。虽不可知，孰非吾民。暴骨累累，见之酸辛。为卜广宅，陶穴宽温。相从归安，各反其真。”（《徐州祭枯骨文》）甚至看到亲手溺死自己的孩子这样惨绝人寰的事件。路倒、饥荒，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毫无抵抗之力的陨灭，实在是太多了。最令人惊异和震栗的是，一些朝廷官吏竟然对百姓大开杀戒，对无辜妇幼屠后劫掠，并以剿匪之功领取朝廷奖赏。在这样的专制体制下，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让人惊讶。他们辖制劳民的手段残忍之极，恐怖至极。

无论是翻读史册还是将目光收回，从浩瀚典籍到碌碌日常，类似的触目惊心之恶之血腥历久不绝，它们统为专制之特征，属于必要生发之通例。在这样的恶政之下，阴毒滋生已成常态，且成为普及和教育的恶的榜样：哪怕是一个最底层的奴隶、一个世代苦不堪言的受尽盘剥者，一旦小有公权，很快就会变得穷凶极恶。这都是人们最为熟悉的人性和社会现象。人性之丑陋如此，需要何等极险之环境才能培植和诱导出来、才能达至这样极端的程度，需要每个人从自我反省与批判、从常存的罪感中深究。在这样一种封建文化传统中，人们是普遍缺少罪感的，自我追究力非常薄弱，而这正是苦难的深渊之一。没有罪感的人很容易转为作孽，这片土地上的人有各种恐惧，但唯独没有最后的恐惧：不信轮回和来生，不去想那样的未来。他们真正恐惧的不过是眼前的世俗物欲之失去，“头顶三尺有神灵”，不过是说说而已，那样严厉的警醒很容易就消匿不存。

从古至今几千年过去，人性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不断变换的只是周边的环境：社会体制与自然环境。如此一来，人性最终释放出哪一部分、怎样释放、释放到何等程度，则需要在人与客观环境的对应与演变中才能确定。如此一来，创设和营造怎样的环境，就成为任何社会任何时代最重要最迫切、最不可忽视的生存大要，是生死攸关之事。仁慈与善美之培植，刚直不阿人格之确立，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存续，其意义怎么估量都不过分。从这个角度讨论苏东坡作为一个诤臣、一个始终不渝追求完美的诗人的意义，不过是一次破题之思的开端。从世界范围看，近代人类历史上发生了多少可怕的灭绝人性的恐怖，西方屠犹以至其他，从奥斯维辛到波兰卡廷事件，数不胜数。我们的目光再转向东方，一切自不待言，似不必历数。可见人类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不但没有进化，反而在不断地向后退却，似乎变得更残忍、更无理性、更无仁慈可言。最可怕的是，在许多的时段里，那些令人战栗的恶性事件都在假借崇高之名，而且直到很久以后还有人为之叫好。

惨恶代代不绝，刚直之士“愕愕之声”不绝于耳，好像一切仍旧无济于事，白白消失在尘埃之中。我们是否想到：也许正因为后者，因为这声音，世界才得以在艰难的平衡中存活下来，在这一瞬的安静中，才有了喘息的可能。

苏东坡不过是一个“挺住”的榜样，若有千百万类似的榜样，则可以有更多的模仿，再不让自己溃散，咬住牙关说：“阴毒辈出不足畏。”这并不是一句大而无当的豪言，不是一次盲目无知和过于乐观的浪掷。

因为我们知道，生活还要继续，我们就在生活中，我们的后来人也要在生活中。

及时磨碎绝望

苏东坡竟然属于一个“乐天派”，这样的观感和名声如何获得，非常值得思量。一个在极端的苦难与自我宽慰中沉浮挣脱的诗人，并非不敏感，也并非愚钝，不过是能够处理、能够及时地磨碎绝望而已。生活中，一个人每天及早做这个工作，这一天才会过得下去，才会过得好，才能有所创造。如此同理，一月如此，一年如此，一生也要如此。不然人生就无法继续，就难以正常度过，更谈不上劳动和创造了。

所谓的“日日精进”，“苟日新，日日新”，都是在战胜自我的坚毅中完成的。绝望不仅伤身，还会污染世界，伤感最终是廉价的、肤浅的。因为人人都会有绝境，最后又会变成一个终生面对的大问题。持续下来，有时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有时候又是极难的。那些发现了其中艰难的人，有时就不得不做一个告别，因为他们实在无法坚持下去。由此我们会想到苏东坡所经历的那个至大的陷阱，在乌台狱中被折磨得夜夜惨叫，随时都会押赴刑场的惊惧中，他早为自己准备了一副自裁的毒药，颤抖的手指险些伸向它。如果那样，他的一些杰作将无法存留下来，中国文学艺术的瑰宝将失去重要之章。

自乐自娱能够及时化解穷途末路的一切困窘如苏东坡者，也常常发出可怜的呻吟。在海南、在其他地方，这呻吟都有;更多的播散在茫茫夜空和寂寥的个人空间里，我们无法得知。他用来参照的大榜样，那個田园诗人陶渊明，借助于酒和歌，借助于篱下菊花、五棵柳树、悠然南山，那些亲手侍弄的豆苗、头上明月等。苦难的人生原来也有许多可爱的东西相伴，它们数不胜数，或顽皮、或稚嫩、或温柔、或刚倔。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有一个世界，世界上的各种生命都在繁衍和继续。它们有时是彼此独立的，有时是相互注视或问候的，用声音、用目光、用气息、用颜色，这样相依相偎，浩浩荡荡，流动在时间的长河里。这就是生存与毁灭，来路与去路。没有这样的达观，只生存于局部的欣喜与沮丧、狂妄与伤绝，那才是最大的不幸。

这个世界上不会因为一个生命的消失而显得空寂，也不会因为许多生命的加入而变得拥挤，他们就像上苍不经意的假设和创造一样。在上苍微小而又巨大的意志中，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权利一味地陷入痛绝。既然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月亮也常有圆缺，现代人知道了皎洁的月亮还有背面，那就暂时栖息在它的背面吧。那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等待，到了那个时刻，我们还会像诗人那样，喊出一声“婵娟”。

罪孽和果报

古往今来，多少人对于可爱活泼、才华四溢的苏东坡给予同情：无边的喜爱化为诸多言辞，一时铺天盖地。在这样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物欲横流，人们急于寻找各种各样的安慰以獲得满足，严厉沉重的记忆将被排斥，因为我们更加不忍也更加匆忙。我们心中沉淀了黄沙，它们被数字洪流裹挟而来，填得太满也太沉，行路艰难，度日尴尬。可是我们仍然需要自己的精神生活，需要庸碌中的一点舒缓和光亮。我们喜欢新奇，喜欢悲喜剧，喜欢它们稍稍轻松地化为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我们特别受用那些滑稽而不是真正的幽默，乐意接受那些被简化得清清楚楚的、初中一年级的数学换算即可解决的智力游戏，而不愿面对更深奥更晦涩的数字玄妙。所以，一个令人喜悦的、概念化的、我们为之痛惜和爱护的苏东坡，似乎更合口味。他的那些美妙佳句早被我们收在囊中，偶尔拿出来抚摸。二十一世纪被污染了的日光，隔着厚厚的污浊的大气透射过来，我们手中的珍藏发出了异样的光色。这时候相互交换的欣喜的神色就会产生。各种口吻送来彼此相似的情报、诗人的故事，它们辗转不休，有一万次或更多的重复，相互诉说，既快乐又动人。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记取他的那些大小悲欢、爱与缠绵、机智和勇敢、神话般的经历、顽强的或短促脆弱的生命。这些故事堆积起来为我所用，成为我们的故事、中华故事。就此来说北宋并不遥远，我们真的一起走入了那个多姿多彩的时代，好像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一抬头就看到了那顶短沿高筒的“子瞻帽”。我们愿意仿制这样一顶帽子，在手中传递，走亲访友时或可当成礼物送给他们。我们把许多时间用来抱怨，甚至用来诅咒，为诗人所有的厄运愤愤不平。我们愿意遗忘和忽略许多，我们并不愿过多地追问。

实际上一个人既然投身了科举，也就投入了一个利益集团所给予的一切，有时候会在不察中分享和受用。只要稍稍翻动纸页、面对真实，就会发现这个集团的罪恶已经是如此之巨、如此之久，长期以来被世人接受并进而忽视，有时甚至习以为常，认定了天生如此。“家天下”的荒淫无耻、巧取豪夺和豪取豪夺，简直罄竹难书。所有进入者都会分一杯羹，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仕的个体，不是想不想的问题，也不是能否洁身自好的问题，而是一种不可回避的体制性结构，是必然的归宿和结果。一个享有厚禄的官僚，他的一切所得都来自劳民血汗。为官的过程不过是积孽的过程，所有这些自有报应。人生的平衡力将来自我们未知的方向，但它一定是存在的，在任何的原则之上，还有一个道德的原则。

就此来说，具有非同一般觉悟力的苏东坡，不安与痛苦是有的，因为在许多时候他都是一个醒者。“某谪居已逾年，诸况粗遣。祸福苦乐，念念迁逝，无足留胸中者。又自省罪戾久积，理应如此，实甘受之。”（《与孙志康》）他不顾一切地奋勇而持久的抗争，许多时候不仅针对外部，同时也是针对自己。他知道杀戮者必得报应，攫取者必要偿还。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大杀戮者，无论假以多么崇高的名义，无论是项羽还是韩信，他们虽然出于不同的营垒，但毕竟都是杀戮者，最后的命运无不悲凄。胜利者的罪恶并不比失败者少，有时候还多于失败者。

“果报”是一个佛教用语，它让一些人害怕和回避。这个字眼的确是令人不安的。因为只有它所指示的路径，才能让某些强者进入自己难以控制和支配的空间，这是许多人所不知道的命运的盲角。苏东坡作为这个集团的一员，他享用、任性，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要如此。这些甚至写在了他自己的歌赋中，可见事实之一斑。北宋官场的奢华，诗人无可逃匿，这也不是苏东坡作为一个读书人的定与戒，就能够将一切拒于身外的。汴京慵懒浮华的灯火，烛光下舞动的曼妙女子，夜夜笙歌，彩船骏马，紫袍金带，那一场连一场的豪宴，前后不见头尾的仪仗，最适合留在词中。词作为一种古怪的体裁，长短句的切换是那样做作和不自然，离开了音乐的陪伴，独立成文，也仍然散发出一股俗腻的气味。它与北宋官场生活、市井生活，也许是十分谐配的。苏东坡对这些实有警觉，他写道：“宠禄过分，烦致人言，求去甚力，而圣主特发玉音，以信孤忠，故未敢遽去，然亦岂敢复作久计也。”（《与徐安中》）尽管如此，生米已经做成熟饭，该经历的全都经历了，剩下的就是长长的结算之期。在世界的某个地方，还储存有一个存根簿，所以结算不过是时间问题。

苏东坡在最后的时刻，曾经对自己的孩子说了一句自我安慰的话，他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东坡先生墓志铭》）说的是自己一生没有做什么大恶，料定未必会入地狱。此句甚好，因为它涉及一个最大的、根本性的恐惧。说“自我安慰”，是因为此刻风中之烛已无力燃烧下去，也不再关心自己的光焰和长长的烛泪，而只能在旋动的风声里急促抖动。

向往平庸

苏东坡最喜欢的女子朝云生了一个儿子，他很高兴，就此作诗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洗儿》）说自己终生被“聪明”所误，所以希望自己的孩子“愚且鲁”，然后顺利地做到“公卿”。这里的向往平庸当然是一种反讽，是愤懑之时的极而言之，固然不可正读。但经验中，我们知道平庸也并不安全，最好再加上精明和投机，也就是说，仅仅弱智也还远远不够。非同一般的庸俗，再有一点特殊的智窍，这才是人生的顺遂之途。在苏东坡自己人生经验的辞典里，正直不可，甚至连存一点正直的苗头都是危险的。这真是世界的悲哀。正直竟然可以化为人的至险之境，而卑琐与小智倒可以通行四方，以至于屡成“大事”，整个社会的悲苦与下流也就开始了。平庸者也许是没受知识教育者，比如一个本分老实的下层劳民，却要受到更多的辖制，成为最大的被盘剥者，这又是另一种哀痛。所以苏东坡一时的气话，只能反映出他对人性及官场的极度痛厌，是一种痛彻心扉之辞。钻营投机之徒往往得逞，而仅仅平庸还不足以应对，还要初具一点“学问诗书”，然后是不留心肝，这才有专制社会中的得意和混世。

“凉簟碧纱橱，一枕清风昼睡馀。睡听晚衙无一事，徐徐。读尽床头几卷书，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若问使君才与术，何如。占得人间一味愚。”（《南乡子·自述》）这是他闲适中的一点省悟和心得，既是大牢骚，又是由衷之言。实际上大恶者岂能一句“平庸”了得，这些人通常需要更多的平庸者簇拥，与之形成一个长长的链条。这些平庸者可以“述而不作”，偶有创造也是十分危险的，所以一定要使自己真正地“平庸”，这才是加入此链条的首要条件。

在天生活泼多趣、创造和生长着的苏东坡看来，“平庸”等于死亡，是取消自己的代名词。而在另一些人的词典里，“平庸”就等于“杰出”和“才华”的代名词。“平庸”将为许多人羡慕，甚至惊叹;但无论如何，其“平庸”的生命质地是无法改变的。

出世者的迷恋

苏东坡当然是一个看透者、一个醒者，却仍然要厮守和回报，尽自己的一份入世情怀。他对生活是这样的迷恋、忘我和陶醉，仅就这一点来看，也是十分惊人的。此世迷人，却也极度无聊和虚幻，令人痛苦。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许感到了十分的突兀，即大限来临的突兀。那时他刚刚度过六十六虚岁，仿佛正在步入人生的纵深地带，一切也就这样突然地结束了。他还有大块文章要作，有另一首大江之歌要唱，可惜全都来不及了。他的仕途与个人诗章虽然已经写出了许多华彩乐段，而且正在衍生成宏大的篇幅，但它们似乎还应该继续生长下去。

他自童年时期就接触玄人，播下了出世的种子，多么渴望在山水自然的觉悟中过完别样人生。“轼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故汩没至今。”（《與王庠书》）这道出了一个清晰的路径和愿望，“父兄不许”而且“迫以婚宦”，于是命运就被改写，一个“迫”字难以尽言。

实际上他的一生都被“出世”之心吸引，时而浓烈时而淡然，却从来不曾彻底忘记和抛置。“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述怀》）做不成闲人，起码要做一个陶渊明那样的采菊人。但从另一方面看，他又是一个真正的大儒，终生都在捍卫和探求儒之正道。入世报国的热情一直是最为强盛的，这种情志直达生命终点。“今日国恩深重，忧责殊大，报塞愈难，退归何日，西望惋怅，殆不胜怀。”（《与王庆源》）可见这是他心志的真实流露，是表白掩藏的梦想。他自小就接受的儒家传统，深刻地改变了他的情怀，最后还是死于报国之途，毁于没完没了的政争与迫害。他心中的家国之情难以泯灭，即便在生命的尽头，也还是想到了朝廷。这个出世之心极为强烈和执着的人、一个浪漫的天才，在矛盾难言的踌躇中终止了前行的脚步，该是怎样不甘与绝望。

如果设身处地想一下苏轼，即在最后的海南接到朝廷诏书，还能否作出其他选择？难道只有北归？当然。可北归之路不止一条：有的通向朝廷，有的通向蓬莱，有的引向田园阡陌。他暂且沿着那条老路信步走去，这时惶恐有之，疑虑有之，痛苦层层叠叠。

关于这次北上，有人曾做过一个假设，认为苏东坡有可能再次崛起。一切都太过乐观了，诗人的受难之路还很漫长。事实上在苏东坡去世很久以后，仍要作为一个永世不得翻身的“罪党”，名字被刻在了石碑上。直到南宋，他才从这个名单中得以解脱。可见最后一次北归，等待他的也并非吉音，而是苦难的延续，是从不幸走向不幸。

他是一个出世者，所以才常有幻想;也因为不能忘却的入世的迷恋，又终生饱受摧残。

（责任编辑：马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