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国祥　郭一

摘要：从“大历史观”的视野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能看出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历史逻辑。5000年中华文明史根植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文化基因，中华文明的世俗性、凝聚性和包容性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精神气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180年的中国近代史构筑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基础，在民族危难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中国共产党也从辛亥革命中汲取了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对辛亥革命精神的继承，中国共产党是辛亥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直接为中国共产党的发端提供了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的成立助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大历史观;社会主义运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党性教育的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20&ZD02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建设的历史、理论和现实逻辑”（2017BDJ01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百年历程与经验研究”（2021VI014）

中图分类号：D20/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7-0005-13

建党百年之际，全国上下正在掀起广泛而深刻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学习党史，必须掌握正确的历史思维方法，“大歷史观”就是一种重要的历史思维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2月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① 大历史观， 就是在考察重大历史事变和社会历史发展时，要坚持整体化的思维和历史意识，要用长远的、比较的思维来看待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逻辑。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必须从立足中国、环顾世界、纵观古今的视野中去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是偶然的，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历史逻辑。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是近代革命运动的产物，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

一、远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恩格斯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③ 所以我们考察“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历史事件，就不能不将其放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不能不关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特质所带来的影响。而“中华文明体系最重要的基本特质是非无神论的世俗性，并由此产生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内部凝聚力、地区多样化和对外来文化的罕见包容度”④，正是中华文明这种世俗性、凝聚性和包容性的特征，为近代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根植了历史的基因。

（一）世俗性：从先贤崇拜到自我解放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比，最显著的特质就是具有浓厚的世俗性。在西方社会，基督教的思想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和行动，主宰着西方文明。基督教传承了西方精神和西方价值观，并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影响了西方哲学与科学的发展。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中赞美天文学因最接近上帝，所以是最高贵最神圣的科学;笛卡尔将自己的思想解释为上帝指引他通往确定知识的途径。当科学与宗教碰撞时，“科学家们”总将他们的智慧归因于宇宙的创造者——上帝。正如亚历山大·蒲伯对启蒙运动的描绘：“自然和自然规律深藏在黑夜里面;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一切就大放光明了。”⑤ 虽然在现代化进程中，宗教与政治逐渐分离，“但基督教至今仍是美国和欧洲国家的道德基石和文化底色，上帝代表最高真理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⑥。

与西方崇拜上帝不同，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世俗的，这里的“世俗”是指以人为中心，关注现实社会和个人，肯定世俗生活并服务于其追求。钱穆认为：“中国人亦非不重神，但神不专在天，不专属上帝，亦在人在物”。⑦ 与西方典型的一神论宗教观相比，中华文化带有鲜明的“世俗生活左右宗教”的色彩。“天道远，人道迩”，中国人最关注的是人道，也就是人际伦理和社会规则，“天道”与其说是渺茫难测的神意，不如说是人间社会秩序及伦理规范的折射。所以中华文明中不是没有神鬼、灵魂、宗教的影子，但宗教和神学并没有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从周朝开始，中国人就开始逐渐摆脱对鬼神的崇拜，转而将“价值信仰”投向先贤圣哲。目的的世俗性反映出中国人的实用理性心理，即所谓“道在伦常日用之中”，这正是梁漱溟所表述的“以理智运用直觉”。这种世俗的、务实性的文化心理结构，使得中国人能够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之际，广泛学习外国先进文明，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以满足救国救民之急需。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在这民族危难之时，谁能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谁就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他也就成为中国人民的偶像。农民领袖洪秀全、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曾国藩、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康有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孙中山都成为了近代历史的风云人物。然而，不管是西方的“洋神仙”，还是中国的“活菩萨”，在喧嚣一时之后，很快被人民抛弃。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这个目标似乎成为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横亘在中国人民面前。

幸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透过十月革命的炮火找到了改造中国的真正力量——“庶民”，“在这世界的庶民运动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⑧。庶民有排山倒海的力量，是“永久的胜利者”，所以庶民本身就是自己的救世主，不用“央求人家‘网开三面”，也不必“仰赖那权威的恩典”，只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只需“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败”，便能“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⑨，自己把自己解放出来。中国人民再也不迷信什么英雄圣贤，开始张扬自己的主体自觉。然而人民的解放也不是那么容易，必须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必须在阶级自觉的基础上组成政党，才能展示力量。正如列宁所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⑩ 所以，要实现解放的目标，工人阶级就必须团结起来，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起强有力的政治团体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中国与世界革命的大变动中，坚定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始人李大钊积极投身到建党的准备工作中去，并在1921年3月公开呼吁中国C派的朋友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工人阶级政党。终于，在组织发展的需要与实践的迫切要求下，中国共产党在烟雨茫茫的小船中成立了。

从此，中国人民“自觉其权威而毅然以张用之”{11}，在党的领导下不畏艰险、奋勇向前，经过28年浴血奋战，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又用几十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不断开辟着历史新纪元。中国的未来日益明亮。

（二）凝聚性：从“自发”到“自觉”

中华文明的另一个重要特质就是有着很强的凝聚性。从中华文明的文化内容来看，“中国思想史上的民族精神的五方面特质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群体本位的整体主义思想，团结统一的爱国主义情怀，主要体现为大一统观”{12}。这种大一统观，使得中华民族在遭遇外族侵略的生死存亡关头能够休戚与共、一致对外，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维护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统一。“爱国主义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高尚的伦理道德观念，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源泉。”{13} 对中华民族而言，“大一统”观念也早已形成一种文化意识，从古代的天子、诸侯、士大夫，至近代的仁人义士和爱国分子，再到现代的每个个体，都以“国家统一”为国家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以实现统一为己任。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书同文，车同轨”，汉字成为千百年来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历史承载;自汉武帝开始，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早已成为中华文明的典型代表。要之，爱国与统一的思想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浸润着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感情，影响着人们的选择和行动。

从中华文明的文化背景来看，自然地理等客观条件和环境决定了中华文明要逐渐从分散走向一体。中华大地坐落于亚洲东部，四周皆是屏障，难以与其他文明进行频繁密切的交流，独自屹立在遥远的东方，这就使得中华文明存在一定的封闭性。另一方面中国内部资源丰富并构成相对完整的地理单元，黄土高原区域松散的黄土层、河流冲积下形成的冲积平原、以及大范围的温带气候，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提供了同质的生产条件，同质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人们在价值观念、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同质性。加上中国地势相对平坦，各“农业单位”之间的交流不受阻碍，同质性就会被不断扩大。在不断的战争与相互交流中，彼此之间的语言、风俗、文化等逐渐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后变得水乳交融、自成一体。

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历史上统一时期接近百分之六十以上：“古代历史上的中国在名义上有四个时期是大统一的局面，秦汉、西晋、隋唐、元明清，涵盖了2132年中的1422年，约占总时段的66%”，即使扣除王朝更替间的混乱状态，“真正统一的时期有1248年，约占全部王朝时期的58%”{14}。虽然中国并不总是处在稳定的凝聚状态里，但作为一种民族思维或者说民族理念，“大一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理念却从未中断。秦始皇统一六国，第一次实现中国的统一;经过汉朝的发展，“大一统”的格局最终形成;自魏晋南北朝开始直至南宋，匈奴、鲜卑、羌等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并逐渐向中原汇聚，和中原文化融合;元朝和清朝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但仍以中华文化为正宗，其结果也是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凝聚。“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华文明正是以“合”为主，以“分”求“合”。正如保罗·肯尼迪在其《大国兴衰》一书中的评论：“欧洲自从罗马帝国崩溃后，总是四分五裂，而中国在一个帝国崩溃后，后继的王朝会重新使之统一”。{15}

然而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是立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广袤而独立的环境”这两个基础之上，这种“大一统”形成的“凝聚性”是自发的、自在的。进入近代，情况变得大不一样。资本主义制度催生的工业革命已经极大地提高了西方的生产力，并为争夺市场而形成了世界性的殖民体系。资本主义注定是全球性的，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封闭的大门，破坏了中国的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也使中华文明遭遇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危机。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华民族维护种族生存、文化繁衍的空前的爱国热情迸发出来，不愿当亡国奴的先进分子开始不断探索国家的出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各种尝试都在一番熱烈的行动后失败，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当时社会始终缺乏一个有共同认同感的领导力量。“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16}，作为凝聚中国力量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便在此时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整合全民族的力量，带领人民救亡图存，实现了民族独立。在成为执政党后，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华民族重新得以凝聚在一起，中华文明也得以重新焕发生机。正如列宁所说：“只有被压迫民族的真正解放，民族压迫的真正根除，才能导致各民族的融合。”{17}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文化心理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中华文明的“凝聚性”从“自发”走向了“自觉”。

（三）包容性：从多元文化融合到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大地

中国相对封闭和平坦的自然地理环境导致了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自我封闭的经济发展方式必然导致自成体系、沉稳绵延的文化特征，但中华文明却不因其自成一体而具有排他性。根据费孝通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国的各个民族之间在战争和交流的过程中早已血脉交融，虽然整体是以汉民族为民族凝聚核心，但北方少数民族不断给汉民族增加多元因素，汉民族也同样给其他民族带来生机和活力。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争，其与西方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观念有很大不同：中国传统更多强调文化的正统性，对民族或者族群的区分并不严格。如梁启超所言：“后世之号夷狄，谓其地与其种族;《春秋》之号夷狄，谓其政俗与其行事”{18}，“夷”与“狄”的本质是文化观念及政治话语权的争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流思想地位的儒家文化讲究“中庸”，同样，受众较广的道家文化也讲究“上善若水”，这两种文化均是强调不偏不倚、不走极端，追求“和而不同”。中华文明不论是对内部文明多样性发展还是外来文明传播影响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性。历史学家顾颉刚认为，如果按文化方式划分中国各民族，则可以分为“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19}。其中“回文化集团”信奉伊斯兰教，主要受到来自中东阿拉伯、波斯族的影响，“藏文化集团”则在古象雄文化中融入了印度佛教的文明。这三个文化集团是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典型代表。

中华文明是在汉文化不断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也是在多元文化不断交流交融中发展进步的。直至近代，中国遭遇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压迫;炮声攻破了封建专制的堡垒，也震醒了麻木酣睡的中国人，一些仁人志士开始上下求索，将目光投向西方。在平均主义、改良主义、启蒙主义和三民主义等都失败后，很多人开始对社会主义产生兴趣。来自德国的尼采主义、来自美国的实用主义、来自法国的无政府主义、来自日本的新村主义、来自英国的经验主义……同样也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带来了如此多的选择，种种新式主义虽对当时的社会心理和学术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在短短几年之后就波平浪静，了无痕迹了，只有马克思主义在风雨之中扎根于中国社会，掀开了新陈代谢的一页”{20}。

为什么其他的主义昙花一现，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却能扎根中国大地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高度契合，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的包容性。中国传统文化中建立大同社会的终极理想、强烈的人道主义、服务现实世界的实践智慧、朴素唯物主义等价值理念都与马克思主义高度契合、相融相通。{21} 西方文化必须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扎根于本土才能生根发芽、枝繁叶茂，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优秀文化的结晶，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必然使它具有天然的适应性。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發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2} 这正是强调了共产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身份，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传承中华文明，推动中华文化发展。

二、中观：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

当西方世界进入了工业文明，发展着比中国“封建社会”更进一步的“资本主义社会”时，“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23}。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以及政治制度的腐朽，使中国在最初面对外来侵略时心理上是麻木的，行为上也存在巨大惰性，这必然导致战争的惨败和国家的衰落。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社会的发展脱离了既定的轨道，以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一系列悲惨事件为开端，中国丧失了自己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天朝上国”变成了一种盲目自大的幻像，“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24}，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灭亡的威胁迫在眉睫，该如何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将会怎样，这是人们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一）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

农民阶级最先做出了反抗，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这次农民运动看似沿袭过去农民起义的传统做法——争取追随者，组织军队，以暴力突击扩大自己的“领地”，但在某些方面又存在很多不同，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太平天国的教义脱胎于西方基督教的一神论思想，费正清认为，“太平军的基督教是专为战斗行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东西方特异的混合体”{25}。虽然其在运作过程中一开始就偏离了基督教原有的精神，但这种依靠宗教组织发动的起义必然带有较强的排他力，这造成了组织内部较强的凝聚力。在起义初期，太平军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洪秀全带领自己的“教众”杀出广西进入湖南，继而打下了连接南北的交通枢纽武昌，一路顺江而下打到了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政权。

但在定都以后，农民运动中常有的问题便出现了：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也被胜利腐蚀了灵魂，领袖们很快拥有了自己的宫殿和嫔妃，“即使在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后，建立起来的也仍然是封建皇朝和专制政体”{26}。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总纲《天朝田亩制度》正是上述反抗与落后这种双重性交织的典型代表，强行推行单一的集体生活，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化，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共产模式与社会发展的规律完全相悖。后期颁布的《资政新编》虽带有一定的进步色彩，但其本质上并非农民运动的产物，只是表达了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愿望，缺乏现实的可能性。最终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分崩离析，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失败了。

“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27}，农民阶级无法摆脱封建生产方式带来的深刻印痕，自然不可能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自然也就不可能彻底挣脱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太平天国的历史证明农民阶级具有冲击封建制度的伟大的革命性，但它的失败也反映出农民阶级运动的局限性，无法完成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富裕。

（二）地主阶级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在风雨飘摇中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以“自强”为口号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探索之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28} 他们决心学习西方的“夷器”和“夷法”，“师夷长技以制夷”。如此便有了历时三四十年的洋务运动。

整个洋务运动围绕着军事的近代化建设而展开：军事的近代化需要近代化的武器，所以建设了机器制造局，实际充当着兵工厂的角色;近代化武器需要新式人才来操作，所以筹办新式的武备学堂，派遣学生出国留洋学习技艺，也聘请外国军官练军，以期组成一支近代化的军队;近代化的军队必须要有近代化的交通进行配合，所以组建造船厂、电报局和铁路设施;军事的近代化必然耗费大量的金钱，而清朝国库空虚，所以洋务派同时又创办工厂、开发矿产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经过洋务派三四十年的努力，中国有了新式的军队和装备，也有了制造船炮的工厂，“然而甲午一役，中国被打得片甲不留，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也在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五日签字了”{29}，洋务运动宣告破产。

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一方面洋务运动遭到了顽固派的反对，例如当时名高望重的大学士倭仁称：“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心，不在技艺。”“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可见当时大部分人根本无意向西方学习，甚至持反对态度，洋务运动只是少数开明官员的实践，缺乏社会精英和广大人民的参与，缺乏改变全局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洋务运动军事的近代化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洋务运动在学习“夷器”“夷法”的同时坚持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可更改，“连做梦也不曾想到政治的改革”{30}，洋务运动最终只停留在器物层面。

（三）资产阶级的西式民主

洋务运动宣告失败了，他们没能救国救民，《马关条约》也把国家和人民推向了更黑暗的深渊。台湾被割让，国家承担巨额赔款，人们这才从迷梦中醒来，才真正意识到了“亡国威胁”，对政治制度的变革到了“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31}。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维新运动主要从思想和政治着手。在思想上，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打的是孔子的旗号，干的是“离经叛道”的事儿;梁启超通过《时务报》宣传自己的思想，他主张富国强兵，抵抗帝国主义，提倡以新国民建立新国家。在政治上，维新派一再上书光绪帝，极力渲染“瓜分豆剖”的危机，大讲救国之道。在维新派的推动下，光绪帝终于下定决心，推行了变法行动。戊戌变法的根本目的是效法日本，在中国建立起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但在“皇帝——太后”二元对立的情况下，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顽固势力无论在权力上还是实力上都占据着绝对优势，光绪帝并无多少实权，所以维新派希望在不触动地主阶级利益的情况下推行变法，这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折中的、调和的政治改革，“它与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专制主义顽固派思想却是尖锐敌对的”{32}。戊戌维新运动仅进行了103天就破产了。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改良派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明白政治制度的腐化和政治机构的堕落，却希望有一个开明的君主出来救世济民，虽然希望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却不敢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只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将中国自然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既没有与封建制度划清界限，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推翻旧制度、创建新制度。费正清曾指出：“没有别的事能比这更有效地证明：通过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办法来使中国现代化，是绝无希望的。1895年的战败和雄心勃勃的计划在1898年的彻底破产，第一次大大地促进了革命变革。”{33}

孙中山和康梁是同一时代的人，但他们在选择社会变革的思路和拯救中国的道路上却显示出了后浪推前浪的两代人的特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选择了与温和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完全不同的道路——革命。“革命派的武装起义，在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后，由间歇而频繁，由小试而大干。”{34} 革命党人决心要将皇帝“拉下马”，就像列宁说的那样，“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种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35}，彻底改变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一个新型的民主共和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彻底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中华民国成立。人们以为“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却发现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36}，共和只是招牌，一切还是照旧，复辟的闹剧在中国大地重演。西式民主也水土不服：政客争权夺利，拉帮结派，贿选成风;地方军阀割据称雄，拥兵自重;中央政权缺乏权威，中国大地混乱不堪。这哪里有现代国家的模样？所以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37}

（四）无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道路都走不通，“人们曾以为足以救亡、并能使中国起衰振弱的种种措施都尝试过，结果却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38}，曾经的幻梦并没有带来人们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旧民主主义革命被无情地宣判失败。中国的状况一日日坏下去，梁启超曾慨叹“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39}，更有知识分子效仿屈原厌世自杀以“绝闻睹于此万恶之世”{40}。一片黑暗里，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为中国送来一盏社会主义明灯，照亮了中国前方的道路，人们看到了另一个选择。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在中国宣传开来，“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历史地落到中国无产阶级身上”{41}。无产阶级作为掌灯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和历史使命，充分发挥出本阶级的能动性，组建起先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42} 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显示出与过去政党完全不同的特征：它旗帜鲜明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真理来引领思想，组织和指导革命;始终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从一开始就决心深入最广大的劳苦大众中去，做群众性政党，组织并依靠最广大的基层群众的力量;建立铁的组织纪律规范党员行动，始终以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它给中国的革命斗争运动带来了全新的空气，曾经人们不能、不敢设想的变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实现了。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到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自己的初心和使命，领导人民真正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又带领人民继续努力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始终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以艰辛的探索和灿烂的成就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43}

三、近观：中国共产党是辛亥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共同发展的结果，是人心思变的爆发点，它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王朝的更迭机制，创立了全新的共和体制，因而也触动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神经脉络，在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上都显示出一个大的跨越，在中国新旧交替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自然也与这一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正如毛泽东所说：“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44}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道路，也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发展提供了经验教训与思考，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发展历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在研究党史时，“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45}

（一）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各种前提条件

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基础。辛亥革命打开了封闭已久的思想闸门。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皇帝”以来，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皇帝不但作为人主，是世俗的主人;也是天子，是神圣的主人;更是君父，是伦理的主人。人不是独立的个体，不是国民，而是皇帝的臣民，是皇帝一人的所有物。中国人的思想受封建礼教和不良传统的荼毒很深，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标榜的“君权神授”“三纲五常”似乎已经成为“真理”。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中便尖锐地抨击了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46} 而辛亥革命将皇帝“拉下马”，彻底打破了封建帝制，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树立起民主共和旗帜，这种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无疑会使人们的心灵受到冲击、思想得到解放。少年瞿秋白在目睹了辛亥革命后发出“皇帝倒了，辫子割了”的体验之词，直接说明辛亥革命不仅是政治革命，也是深刻的风俗革命和社会革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颁布了一系列革除“旧染污俗”的政令，用人道主义和科学知识改变相沿成习的迷信陋俗，解放人性。民众的生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心理也发生着亘古未有的变动，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等观念开始深入人心。这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学说的传播提供了社会环境，也为之后的革命发展埋下伏笔、奠定基础。周恩来曾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47} 事实也确实如此，从封建主义转向“揖美追欧”，继而转向马克思主义，在短短几十年间，中国很快完成了“否定之否定”的思想大进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阶级基础。资产阶级革命派很想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愿望和要求都非常强烈。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明确指出：“亟当振兴事业，改良商货，于国计民生有所裨益。”{48} 辛亥革命后颁布了一系列发展经济、振兴实业的法令条例，开办企业的种种限制被取消，工商业的发展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一时间民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

大量工厂的兴办，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实业经济的巨大进步，也反映出大批实业人才的成长与成熟，使中国能在抵制列强经济侵略方面取得一定成效，迈出了解决中国近代两大历史任务的第一步。大量工厂的设立也直接导致了中国工人的激增，“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辛亥革命前不过50万—60万人，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即达到了200万人”{49}，显然，这极大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也为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这也就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

辛亥革命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干部条件。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中，有很多参加过辛亥革命，有些甚至是革命的骨干分子，担负了重要的组织领导责任，也有相当一部分受到辛亥革命的启发和影响。例如早期中国共产党的灵魂人物陈独秀，早在1902年在日本留学时就加入了青年会，回国后参与组建辛亥革命中的爱国会和岳王会，并于1905年以岳王会会长身份率领该会成员加入了同盟会。再如董必武，他是老同盟會会员，参加过武昌起义，后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秘书、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员等职。“许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后来陆续参加中国共产党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这不是偶然的。”{50} 辛亥革命失败后，所谓的西式民主也完全走了样，这促使他们不再幻想资本主义，而是转向了俄国的社会主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陈望道、邓中夏、李达……这些先驱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并不是一时冲动、率性而为，而是经过了自己的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最后才作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

（二）中国共产党从辛亥革命中汲取经验教训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矢志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由于革命党人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不能掌控革命的进程。南北议和后，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经过十多年努力获得的胜利果实落到了袁世凯手中。其中教训尤其深刻。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辛亥革命并未动员广大底层群众。孙中山发动革命并没有特定的依靠对象，在前期组织革命运动时，多是发动地方帮会的力量，在后期则取决于人们是否赞成和接受他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革命党领导者中的成员大多出身于士绅家庭，也有许多是华侨，受过西方精英教育的他们鄙弃底层群众，他们信奉英雄史观，不想让自己的革命运动成为旧式的“农民起义”，因而也就不愿意动员中国最广大的群众团体——农民。毛泽东曾说辛亥革命“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我们虽赞成他们的主义，却不曾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51} 运动于社会上层精英群体的辛亥革命没有广泛地深入群众，而在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却是劳苦大众，这直接导致革命不能真正进行到底。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环境下，革命最终一次次走向妥协。

第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缺乏强有力的政党的领导。革命家徐特立曾回忆：“当满清政府一倒，同盟会立刻就分裂成为许多投机的及反动的政派，从此一直到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时止，中国没有革命的民主主义政党，光有孙中山所组织的中华革命党一小集团，它还不及同盟会的庞大和积极性。”“例如武昌起义是下级军官领导的，下级起义者自己不抓军权和政权，而推戴害怕革命的高级军官黎元洪为都督，不推戴自己的同志，而推戴上司，阶级意识模糊的结果，就认贼作父了。”{52} 可以看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自成立以来，组织内部就一直存在组织涣散、党权堕落的问题，党内小组织、小团体等各成一派，使得组织内部缺乏核心凝聚力和坚强战斗力。“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53} 结果自然显而易见：孙中山“终于被迫把政权交给拥有北洋軍队的反动派头子袁世凯”{54}，没有握住手中的胜利果实。

第三，缺乏明确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近代中国的情况缺乏深刻的认识，或者说他们对帝国主义抱着不该有的幻想。因为辛亥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国家，效仿的是西方资产阶级走过的道路，他们寄希望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帮助，因而在行动中尽力避免触动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结果，帝国主义在华的压榨和统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仍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对于封建主义，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清政府、皇室及其贵族是一切罪恶的源头，因而只将这些作为革命的敌人，没有认识到封建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以及封建军阀和封建官僚的国家机器，才是最需要被首先打碎的目标。因此辛亥革命“根本没有打碎封建军阀和官僚的国家机器。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更是原封未动。中国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就这个意义说，辛亥革命是失败了”{55}。

没有发动并依靠人民大众、缺乏强有力的政党的领导、缺乏明确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这是辛亥革命最终失败的原因，也是辛亥革命为后人留下的经验教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56}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吸取了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党人就深入到底层群众中，尤其是工人、农民的身边，努力唤起工农大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坚持加强党的建设，在革命建设中坚持理想和纪律，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纲领，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革命。

（三）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孙中山发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嘱后抱憾而逝。蒋介石在发动“清党”后，国民党已不是旧日同盟会的继承者，坚持革命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这是对革命的叛变，也是对革命先驱孙中山的背叛。中国共产党接过了革命的接力棒，真正继承辛亥革命未竟的事业，主动扛起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领导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坚持革命斗争。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完成了孙中山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57} 中国共产党不但领导中国人民彻底完成了辛亥革命留下的民主革命任务，而且大步向前，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了胜利。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复兴为己任，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步步变为现实。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辛亥革命的革命精神。孙中山为改造中国耗费毕生精力，一生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心存祖国和人民，终生革命，不计个人名利;无惧任何艰难险阻，在挫折中奋进，永不言败;热爱学习，与时俱进，勇于探索。孙中山始终坚持反清，并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是反清的一面旗帜;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学说，为中华民族和未来国家方向的发展确立了标杆，成为鼓舞人民反抗专制和追求民主的精神动力;孙中山不追求个人利益得失，一生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拼搏。周恩来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的文章中表示：“继承着孙先生这种不朽的革新精神，为着孙先生的遗留给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奋斗前进，是中华民族每一个同胞纪念孙先生逝世十三周年应下的共同决心。”{58} 我们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仍缅怀孙中山先生这样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正是为了学习和继承他的精神遗产，整合中华民族的各种力量，发挥中华民族的全部智慧，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四、微观：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对外而言，五四运动是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逐渐收复的起点，中国逐渐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向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内而言，五四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起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59}，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直接的历史起点。

（一）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参与政治活动始于五四运动

“政党”指由一定阶级领导，并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社会政治组织。因此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首先需要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是如何从五四运动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列宁说过：“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是历史地形成的，都经过了独特的道路，都是以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60} 中国工人运动从自发走向自觉，从自在走向自为，与当时特定的国内社会发展状况和复杂敏感的世界格局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918年11月11日一战结束，中国因参加协约国阵营而属于战胜国一方，这引发了国内对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期盼。在1918年1月8日的美国国会演讲上，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公开缔约、缩小武装、公道处理殖民地问题等关于解决战争善后问题的“十四点”意见，更是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正面反响，人们认为未来世界将是“公理战胜强权”，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终于可以扬眉吐气，摆脱被列强压迫的境地。但是巴黎和会的决策机构是由英、美、法、意、日组成的五国会议，这是一个大国分赃的临时机构，根本谈不上公平正义，没有也不可能为弱小国家发声或者争取权益。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引起了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人们莫不感到蒙受奇耻大辱而痛心疾首。在巴黎和会作出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的决定后，中国北洋政府竟然准备签字，更是引起国民群情激愤，北京大学的学生激动地表示坚决反对强权，拒绝签约，并决定在4日举行抗议示威，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以北京学生游行为标志，捍卫国家主权、抵制帝国主义强权的五四爱国运动拉开了帷幕。这颗火星点燃了全国人民内心爱国的火焰，上海的学、工、商界发起响应，罢课、罢工、罢市。除一般工商业外，铁路、航运等交通运输业以及清洁、通讯等公共事业也不断加入，参加“三罢”的行业和人数越来越多。运动向全国蔓延，各地均不同程度地参加到“三罢”的斗争当中。学生运动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学生本身力量有限，与社会联系较弱，对决策者缺乏实际的威慑力，但工商界能够直接影响社会正常的生产经营和运行秩序，对当局产生有力的威胁。迫于压力，中国最终未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学生对政治的热情和参与自古就有，资产阶级对政治也做过许多尝试，唯有工人阶级是第一次作为独立的阶级参与到了政治当中，并直接表现出了不容忽视的强大阶级力量。而一旦登上政治舞台，便一定会愈加深入地参与到国家的政治当中去，因而也定将产生阶级的政治代表，最终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左右中国的未来。果然，五四运动后的短短两年，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就诞生于上海，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正式传播始于五四运动

“无论在哪个国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是成立共产党的最重要的必要条件。”{61} 在中国的史籍中，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首次提到了马克思及其学说，这本书的原作是英国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根据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本杰明·颉德的著作《社会进化》编译了《大同学》，其中粗浅地提到了马克思及其学说，但“仅仅是给基督教教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油彩而已”{62}。中国人在自己的论著中最早提到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首推梁启超。他曾著文称“麦喀士”（马克思）是社会主义泰斗，社会主义是当时德国最占势力的两大思想之一。梁启超发表过多篇文章介绍马克思学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也关注和介绍过马克思主义。20世纪初，为了救亡图存，西方许多学说都受到了国内的关注，新实在主义论、英美经验主义、实验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文主义、社会主义……人们在比较中探寻民族的出路。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每一种主义似乎都暗含了救世的可能，但学理性的探讨更胜于在实践中斗争，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一种“学习”的理论。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变得大不一样。我们强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学理而且是一种事实。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得到了事实的证明。这为国人开辟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道路，“筑起了一条从西方无产阶级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63}。人们深受震撼也大受鼓舞，李大钊称赞布尔什维主义是“廿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廿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将来的世界“也必是赤旗的世界”{64}。

而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正式开始的一年”{65}。其一，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维护封建制度的孔教被打倒，儒家思想丧失了其根深蒂固的合法性，中国社会的风气变得自由、开放和宽容，这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宽松的思想土壤;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的印刷传媒业发展迅猛，商业出版界快速成长，杂志和书籍的发行量空前繁荣，这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物质载体。其二，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66}，国内社会对西方列强诸国存在普遍的失望和排斥的心态。而与当时中国国情相似的俄国却通过十月革命开辟了新的道路，这使人们看到新的希望，对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也怀抱极大的热情;加之十月革命后苏俄采取正确的对华政策，引发人们对俄国革命及其政权的极大好感。社会思想风气倏然一变而倾向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各种报纸和杂志中被大版面介绍，当时从事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的周佛海曾说：“近一年来谈社会主义的杂志很多，虽其中也有短命的，但是都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67} 其三，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载体——工人阶级终于登上了政治舞台，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如同一条坐标轴，使处于混沌中的社会思想在五四运动后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象限，变得清晰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作用的组织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便水到渠成。

（三）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

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是建设共产党的两个基础条件，两者的结合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立的决定性条件。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脱离工人运动就会变成单纯而苍白的抽象学理，工人运动脱离马克思主义就会迷失方向、“失去政治独立性”，只有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才奠定了二者的牢固基础”{68}。但在长期的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工人阶级缺乏民主意识，文化水平较低，更缺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自觉，他们认识不到自身的苦难根源和历史使命，这就需要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去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给他们。

李大钊和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只有像俄国一样，也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组织和领导革命，才能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实现救国救民的伟大目标。于是他们将目光由青年学生转向工农大众，單纯的思想研究和传播也转向党组织的建立及工农运动，号召知识分子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承认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伟大作用，并从1920年春开始深入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深入工厂企业进行实地调查，撰写关于工人状况的调查报告，如包惠僧的《我对武汉劳动者的调查和感想》、李幽影的《北京劳动状况》等等。他们撰写文章歌颂工人阶级的崇高品质，鼓动工人阶级为自身利益和解放进行斗争，如李大钊的《青年与农村》、陈独秀的《告北京劳动界》、李达的《劳动者与社会主义》、高君宇的《五月一日与今后的世界》等等。他们创办许多劳动补习学校，包括10多所工人识字班和夜校，既教授文化课，也宣传马克思主义;还专门创办了一些工人刊物，如《浙江新潮》《工人周刊》《劳动与妇女》等等。更有俞秀松、李中等人走进工厂，与工人一起劳作，实现了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真正结合。尤其是1920年5月1日，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知识分子组织起广大工人，首次对国际劳动节进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在北京，李大钊、邓中夏等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和集会活动，向工人群众散发传单并发表演讲;在上海，陈独秀指导并参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筹备活动，并被选为世界劳动纪念大会的顾问，该活动由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等7个团体联合举办，到会者千余人。10月份，在长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民学会骨干组织了以工人为主的万余人“双十节”请愿游行，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这些行动深受工人欢迎，“‘劳工神圣的呼声响遍华夏，引起思想界的大改观”{69}，在他们的努力下，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也大大增强。

五、外观：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

五四运动是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历史起点，知识分子向工人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迈出了“中国先进分子筹办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步”{70}，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共产国际的重视与支持，则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性特点必然造就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运动

就马克思主义而言，它是在对资本主义彻底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未来美好社会设想的学说，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成就，那就是资本主义造就了历史的世界性特点。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直接促成了世界市场的形成，这将全球各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过去各个国家封闭、自足的状态很快被交流、依赖的形势所取代。马克思主义也强调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界历史性特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被压迫的无产者的力量不足以对抗强大的资产阶级，很难取得革命的胜利，即使获得胜利也不能保住革命的胜利果实。因此，社会主义运动兴起时，它就不会也不应该是局限于某地的、狭隘的运动，而是一场国际性的事业，是世界性质的革命，且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他们认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71}，强调必须坚持国际主义原则，联合各国工人共同反对资本主义并争取社会主义胜利，最终使无产阶级打破枷锁，获得“整个世界”。

马克思晚年在考察东方国家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东方国家跳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路径的设想。1881年，马克思在给俄国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中讲道：俄国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72}，认为东方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当资本主义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到20世纪时，列宁敏锐地感受到俄国社会发生的各种变化，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73}，俄国革命的客观历史条件已经成熟，就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先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再去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也符合马克思晚年的新思想。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并取得胜利，使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走向了现实。这极大地鼓舞了东方被压迫的各民族国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也逐渐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传播到中国大地上。

（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必然催生世界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

社会主义运动天然地具有国际性和世界性，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一曲宏大的历史乐章，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都将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产生影响。“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从开始接受社会主义学说到取得有关俄国革命和其领导人动向的信息，以至于摸索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态，都与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世界性共产主义运动密不可分。”{74}

1864年欧洲工人运动高涨，为促进欧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性质的国际组织——第一国际创立，这极大促进了社会主义在欧美各国的传播和影响。然而，随着巴黎公社的失败，第一国际也日渐衰落，1876年便宣布解散。欧美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们意识到单靠工人阶级政党性质的国际组织并不能成功，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尤为重要，欧美共十六个国家纷纷建立起社会主义政党。在各国工人和社会主义的“加强国际联系”的强烈要求下，恩格斯组织建立了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第二国际。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八国际妇女节、国际歌在此期间得到广泛传播。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二国际大多数政党都选择支持帝国主义政策，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第二国际虽未正式宣布解散，但实际上已经破产。只有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仍然坚持革命路线，在列宁的领导下，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真正将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了现实，各国工人运动大受鼓舞，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在“世界工人阶级需要自己统一的战斗组织”的客观情势下，1919年3月2日，列宁组织领导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52名代表共同参与和见证了第三国际的成立。

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一国胜利”后，若要巩固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全世界的范围取得共同胜利。故而在第三国际成立后，苏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逐渐开始重视亚洲的革命工作。他们很快派出代表来到中国、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进行调查，寻找革命同盟，以便能够迅速推动远东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进而达成东西方革命运动的统一，最终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正是作为“1919年前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75} 而建立起来，中国的革命力量由此被团结在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下。

（三）共产国际的帮助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对于近代中国来说，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遥不可及”甚至鲜有人知晓，但第三国际却是产生着实实在在的作用。毛泽东曾说：“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76}

近代中国饱受封建主义的荼毒和帝国主义的摧残，知识分子内心渴望推翻封建主义的压制，自立自强，超越资本主义从而摆脱被压迫的境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拨开他们眼前的重重迷雾，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全新的选择，这声炮响传来的社会主义恰好契合了近代知识分子“超越”的理想情怀，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强烈兴趣，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成为指引中国走向光明的阳光大道。而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必须在中国建立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最早筹备建党工作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各自在北京和上海分头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第三国际成立后，苏俄计划与远东各国的革命势力建立密切联系，并对这些国家的工人革命组织和准共产党的组织进行援助{77}。据此，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派维金斯基来华。维金斯基带来了大量的宣传资料，他先在北京经人介绍见到了李大釗，“李大钊和维金斯基等在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多次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78}，然后又按李大钊的意见去了上海，与陈独秀等人建立了联系，并迅速开展工作，致力于把中国活动分散的各革命团体协调和集中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在维金斯基的帮助下，自1920年开始，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毛泽东等人在长沙，董必武等人在武汉，相继建立起了一些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分支机构——共产主义早期组织，推动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加快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步伐，“从世界革命形势上把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联系起来”{79}。

到1921年，在中国组建一个集中统一的全国性无产阶级政党，被列为俄国在远东共产主义工作日程中亟待推进的首要工作。同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来华，受命帮助并指导中国的共产主义工作。他们在上海找到李达、李汉俊等人，称自己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并按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要求在中国成立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他们的督促和直接参与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就这样，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传播过程中、在世界革命发展的历史浪潮中、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基础上、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注释：

①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党建》2021年第4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3页。

③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

④ 马戎：《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学术月刊》2018年第1期。

⑤ [美]理查德·塔纳斯：《西方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332页。

⑥ 牟钟鉴：《中华文化是人本主义，西方文化是神本主义》，《中国民族报》2017年1月17日。

⑦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页。

⑧⑨{64}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363、263页。

⑩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页。

{11}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页。

{12} 孔庆榕、张磊编：《中华民族凝聚力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5页。

{13} 谢本书：《论爱国主义》，《云南社科联通讯》1989年第5期。

{14} 计秋枫：《“大一统”：概念、范围及其历史影响》，《光明日报》2008年4月27日。

{15}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16}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3日。

{17}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9页。

{18} 《梁启超文选》第1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

{19}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1939年2月13日。

{20}{34}{49}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9、284、334页。

{21} 郭国祥、喻越：《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毛泽东思想研究》2018年第5期。

{2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3}{24}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3、6页。

{25}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26}{32} 李泽厚：《近代中国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59页。

{27}{7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63、419页。

{28}苑书义：《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29}{30} 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50、52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33}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47页。

{35}{53}{60}{68}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31、286、285、285页。

{36} 林伯渠：《荏苒三十年》，《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0日。

{37}{42}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1357页。

{38}{41}{7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4、72页。

{39} 梁启超：《〈大中华〉发刊词》，《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0页。

{40}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页。

{4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1日。

{44}{57}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45}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

{46}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7页。

{47} 周恩来：《在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1年10月10日。

{48} 《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第27号。

{50} 沙健孙：《毛泽东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红旗文稿》2021年第4期。

{51} 《“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页。

{52} 徐特立：《从今日回忆辛亥革命》，《人民日报》1947年10月15日。

{54}{55} 《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2、493页。

{56} 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8年4月10日。

{58} 周恩来：《怎样纪念孙先生的伟大》，《新华日报》1938年3月12日。

{59}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4月30日。

{61}{65}{74} [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54页。

{62} 林代昭、潘国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

{63}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国共产党史稿》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66} 《瞿秋白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67} 周佛海：《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新青年》1921年第8卷第5号。

{69} 曹仲彬、杜君：《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与王学启、张继昌商榷》，《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6期。

{7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28—829页。

{73} 《列寧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4页。

{75} [俄]根·安·久加诺夫：《共产国际的宝贵经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

{76}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页。

{77} 《“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页。

{78} 李新、陈铁健：《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21页。

{79} 王继凯：《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再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期。

作者简介：郭国祥，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0;郭一，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 430070。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