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帆

引言

中国古代字书次第列文的两大系统是偏旁隶字和声韵隶字，《说文解字》和《说文解字篆韵谱》，《类篇》和《集韵》，《汗简》和《古文四声韵》，便是这样的姊妹篇。两种隶字方式性质不同，亦各有优劣。许慎建立据形系连、共理相贯的原则，以540部分属9353文，然据宋本《说文》看，其卷首之标目仅按卷次列部并注音切，卷十五上《说文目》则分卷列部并注明部目数，这是颇不便研经或写篆检字之需的。徐铉《说文解字篆韵谱·序》云：“方今许李之书仅存于世，学者殊寡，旧章罕存，秉笔操觚，要资检阅，而偏旁奥秘，不可意知，寻求一字，往往终卷。”[1]因此才有徐锴《说文解字篆韵谱》之作相辅而行也。凡习篆以《说文》为根本，乃历代篆书创作之共则，元代书家吾衍从写篆的角度指出：“字有古今不同，若检《说文》颇觉费力，当先熟于《复古编》，大概得矣。”[2]北宋张有《复古编》是以《说文》为本的正字专书，以四声隶字，被吾氏作为篆书创作备检《说文》之辅助工具，因其便检也。元明时期所流行的李焘《说文解字五音韵谱》，以声韵隶字，亦颇便检字，然清世学者以其改乱许书次第而尽弃之。自清初《说文》毛氏“汲古阁本”出，徐锴《韵谱》与李焘《韵谱》以其自身存在缺点而逐渐不甚行矣。[3]《复古编》《字汇》《正字通》《康熙字典》诸书便于查阅，但究非《说文》本书。不过，这些书却给清人治《说文》以启示，在《说文》学兴盛的乾嘉时代，学者们特注意于检字法之研究，为读书习篆确实提供了不少的方便。

黄侃云：“《说文》出，而后有真正字书。”[4]《说文》而后，历代辑录文字的专书，在文字学的发展中曾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胡朴安的《中国文字学史》，就把文字学分为文字学书时代和文字学时代。[5]近代以来，字书又专指解释文字形、音、义，以备检索的工具书，又称曰“字典”。梁启超以为“字义学即是字典之学”[6]。实际上，字书作为文字学之重要部分，既汇集了文字学成果以资研究，又可备翻检查阅之需，而附翼于各字书的检字条目，更为查阅正文提供了便捷。由于字书最早用于童蒙的识字课本，因此还兼作习书文字之范本。《说文》作为千古字书之祖，既有对隶属540部首的9000余字的解说，也有卷首540部首的标目，早已具备上述各种功能。检字法专书的出现，不仅成为经史小学研究之辅翼，也对篆书创作提供了检难字、僻字之便。清乾嘉时期《说文》学盛行，检字法的研究亦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各种检字专书，多附于各字学研究专书的检字目，皆纷纷而出。今举几种有代表性的检字专书，述之如下。

一、桂馥、王筠《检说文难字法》

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称，《检说文难字法》一卷，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桂馥家抄本。道光十四年（1834）春，王筠[7]复就桂书之名，别辑一本，然其时王氏并未得观桂氏原书也。[8]道光十五年（1835）九月，王筠复至都，方得见李方赤藏桂未谷原本。

徐锴 《说文解字韵谱》（部分） 选自元延祐三年『种善堂刻本』

桂书之体例，以笔画多寡为次，然不载部首，而部中字则注明部首。如“天”字，先注“一上”于右，谓是字部属在《说文》卷一上；又注“一下”于左，谓是字在卷一上第一页之下半页。王书虽仍以笔画为次，但同一笔画所收难字，皆以部首与部属分列之。所谓部首者，《说文》540部也，下注该部首字见于何篇何卷；部属者，部首所隶之字也，下注该字见于何部何卷何页。王氏所指页数，所据者为《说文》“汲古阁本”，若据《说文》“平津馆本”与“藤花榭本”，则页数不符。然“毛本”展“宋本”一页为两页，若合二为一，即是“平津馆本”与“藤花榭本”页数矣。

桂书收难字的原则大体与王书同，即隶体与篆文大异者、虽不异而卒难辨识者、重文之不从本部首者、从部首之省文者、合三字四字为一字者，概收之；古文不知所从部首者及易检者，概不收。因此，《检说文难字法》便只针对难检之字，非就《说文》全本之检索也。

桂书为寄赠翁方纲者，故未有刊本行世，私藏稿本自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王书出后，有旧刻行世，但书中讹误较多，如某字在某部及某卷页，每有不合者。1931年秋，有鲍鼎者得王氏旧刊，其弟子许德昌复依段氏《说文注》，校其错讹字，手自缮写，付之石印，即许氏重校订之民国二十年（1931）石印本。然《说文》检难字之书，必权舆于桂未谷，而王筠步其后焉。

二、许巽行《说文分韵易知录》

乾隆五十七年（1792）五月，许巽行[9]著成《说文分韵易知录》，凡十卷。

许氏熟于经史典籍，吏治之暇，手不释卷，日日丹朱，尤邃于《文选》《说文》《尔雅》及音韵之学。尝校正《文选》十卷，正讹辨谬，增删注释，博引繁称。又注《说文》，考核精备，较之段注《说文》，尤见精确。

许氏《说文分韵易知录》的特点，在于兼徐锴《说文解字篆韵谱》与李焘《说文解字五音韵谱》之长而弃其所短，专取便捷易知，易于寻检。[10]书名署“分韵”者，盖以平、上、去、入四声隶字，自东起甲止。其所以“易知”者，则前五卷次第《说文》正文，将部首字编分，卷一上平、卷二下平、卷三上声、卷四去声、卷五入声，偏旁随部首编列于下，亦分四声为先后；后五卷则将《说文》杂列各卷之重文捡出，仍以四声次第之，列为专类，系以部首，使不易检阅重文的难题得以解决。某些字以今文求之鲜能寻检者，则于卷首次以《说文分画目录》，自一画至二十六画以上者分隶之。由于改以四声隶字，不复见《说文》原文与徐铉新增402新附字之别，故于新附字下增一“加”字以区别之，这就使李焘《说文解字五音韵谱》混而不分的缺点得以改进。因此，全书较之徐、李《韵谱》，则一目了然，尤为易检，固当不负“分韵易知录”之名。

此外，许氏看到《说文》凡有一字有形体微异而训义各殊者，或一字两用今古异文者，或有音义训诂各有不同者，有经典相承猝难厘正者，皆引用各字书，于圈外附以按语。这也使许氏书的编撰具有相当深度且有严谨的学术品格，非仅为专便学者检阅之书也。是录校定改正之本，许氏主要采自李焘《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天启七年（1627）重刊本”，又参以“陈大科刻本”“毛氏汲古阁本”“朱筠刻本”“汪启淑刻小徐本”，故尤为精详。

光绪三年（1877）夏以迄光绪五年（1879）秋，《说文分韵易知录》由许巽行玄孙许嘉德刊成于当湖书斋。书篆兼校核者为德清蔡沅，蔡氏亦精于古学，善篆能书，寝馈《说文》有年，故是书之堪校亦称精善。今世所行者，即光绪五年（1879）许嘉德刊行之本。

三、毛谟《说文检字》

嘉庆二十一年（1816）闰六月，毛谟[11]校正旧作《说文检字》二卷，并付之梨枣。[12]

本书仿《康熙字典》之次第，重新编排《说文》9353文，即不遵《说文》540部首之次，改以楷书字形结构，列为214部，并以笔画多寡为次。以十二子将《说文》全书分为十二集，子集是部首为一、二画的字，丑、寅两集是部首为三画的字，卯、辰、巳三集是部首为四画的字，午集是部首为五画的字，未、申两集是部首为六画的字，酉集是部首为七画的字，戌集是部首为八、九画的字，亥集是部首为十画以上的字。正文中于每部目字下，皆注明部属字数，如“一”部，于“一”下注“文二十一”，谓此部有二十一字。各字则只出楷书字形，又于下方双行夹注该字见于《说文》何卷何页，如“一”部“丁”字，右方注“十四下”，谓是字见于《说文》卷十四下，左方注“八左”，谓是字在本卷第八页左半页。然嘉庆末《说文》重刊本已出若干种，毛谟原刻本并未说明所据为何本。姚觐元云：“当先生成书之时（嘉庆丙子），藤花榭（丁卯）、平津馆（己巳）两本刊刻未久，尚未甚显于世，故但就通行汲古阁本而言之，其曰某卷几页左右者，阁本之次第也。”[13]则是书“止可检汲古本，不及黎永椿《说文通检》之便也”[14]。

毛氏自称，此书刊印前曾在“塾中辗转钞传，间有脱误”，今视其原刻本，确有此弊。据姚觐元称，此书“或仅收篆文而遗籀古，或转收或体而遗正文，即求之《字典》，亦多不合。其为当时漏略，或钞胥误落，均未可知，盖亦疏矣。觐元以其便于初学，重付开雕，工既竣，武进余大令恩鸿初为校理，于所收外得一‘市’字，既依其例，归入‘巾’部矣。江阴缪孝廉荃孙复取许书一一排勘，始尽悉其脱讹，原书篇目已盈，不可复并，因别为补遗一册，置之卷末。”[15]这才有光绪元年（1875）姚觐元辑余恩鸿录《说文检字补遗》一卷。今据姚氏“咫进斋丛书本”观之，正文十二集实收9818文，附“重文摘异”才69文。因此，不仅与《康熙字典》不合，即与《说文》所收字数亦不合。然瑕不掩瑜，其原刻能在60年后重付梨枣，说明它确便于初学，便于检阅《说文》。

上所述为乾嘉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文》检字专书，清人研究于此者，还有陈奂《说文部目分韵》、钱肇鼇《说文分韵》、朱曰佩《说文检字捷法》、黎永椿《说文通检》、史恩绵《说文易检》、徐樾《说文检字》等。这些著述或承徐、李《韵谱》之意，以声韵检字，或仿《字汇》《康熙字典》之法，以部次笔画检字。李焘《说文解字五音韵谱》意欲兼有《说文解字篆韵谱》与《说文》原书之捷，则势必使人庋《说文》旧本不观而观此止矣。清人检字专书只提供查检之便，观者还得复检《说文》原文，方以详知其篆文字形、六书训诂，故皆能遵循徐铉所立“止欲便于检讨，无恤其他”之旨。这些书初只为识字解经之辅翼，实际上对于书家写篆用字也提供了便捷，史恩绵序《说文易检》就曾指出：“窃谓周秦碑刻幸而传于今日者，自当奉为楷式，但欲尽识篆籀之旁，非从事于《说文》不可。……诚知此书无当小学训诂之用，若由是而尽识篆籀之偏旁，再进求周秦石刻，或亦临池家所不弃尔。”[16]

结语

乾嘉以后流行的《说文》以孙氏“平津馆本”为主，同治十二年（1873），陈昌治翻刻孙本并改为一篆一行本，整齐简洁，罗罗可数。黎永椿编《说文通检》十六卷，一遵许书，卷首检《说文》部首，卷一讫卷十四检正文，卷末检难字疑字，附陈氏新本《说文》而行，此书之出，“将使人人能识篆书，能习《说文》，八岁可教，十七岁可试，古之小学可兴于今日矣”[17]。直至今日，中华书局所影印《说文》仍是陈昌治翻刻之孙本，其1963年版附部首与笔画检字，2013年版又增以音序检字，使查检《说文》越来越方便。康有为曾谓邓石如以隶笔为篆，解散小篆之正法，自此以后，“三尺竖僮仅解操笔，皆能为篆”[18]。可是，竖僮皆能为篆，技法上的解放只算是一方面原因，因为写篆书的前提是识篆，故《说文》检字法诸书对普及篆书艺术是必然产生了积极影响的。值得注意的是，检字书始终不能替代《说文》原书，它只是一个查检工具，发挥的作用仅为便于初学与检阅，篆书创作仍当以知悉《说文》原文、知悉古文字为基础。乾嘉时期研究《说文》的大家写篆书，大概不会特别依赖这类检字书的。今日字书纷纷，篇末或以音序检字，或以部首检字，使人写篆摹印多赖检字为之，然不能熟读《说文》，不能悉知古文字字形之变，妄以查检出的字便是篆书创作内容中的字，或多有讹误不通六书而不自知者，岂检字法发达所致欤！

注释：

[1]徐锴.说文解字篆韵谱卷首[G]//丛书集成新编：第3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217.

[2]吾衍.论篆书[G]//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204.

[3]许嘉德云：“徐谱但注音切，或训诂二三字，检字虽易，其义不详，又局以四声，偏旁不见。今其书世无刊传矣，亦仅于李雨村《函海》内见之。检字之变易，无过李仁甫《韵谱》者，然李谱在康乾之间已无原刻，今并翻刻亦不可得。”见许巽行.说文分韵易知录卷首[G]//四库未收书辑刊经部第9辑：第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9.

[4]黄侃.黄侃论学杂著[M].北京：中华书局，1964:17.

[5]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M].北京：中国书店，1983:13—19.

[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229.

[7]王筠（1784—1854），字贯山，号菉友，山东安丘人，道光元年（1821）举人。著有《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文字蒙求》等，为清代《说文》学四大家之一。

[8]王筠序《检说文难字法》云：“筠在都时，李方赤郎中于书肆购一册，署曰《检难字法》。乃桂未谷先生所辑，备检《说文》难字，手书寄赠翁覃溪先生者也。欲移誊之，方赤靳弗与。今春雪大至，寒窗无事，遂自辑之，五日而毕。”见王筠.检说文难字法卷首[M].民国二十年（1931）石印本.

[9]许巽行（生卒年不详），字六葵，号密斋，晚年号敬恕翁，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副榜，官安徽南陵县知县。

[10]许氏自叙《说文分韵易知录》，述其著书缘起及宗旨云：“余尝注释《说文》，博采群籍，颇有发明，然篇帙繁多，不便学者，存诸家塾可矣。因取李仁甫《五音韵谱》、徐楚金《韵谱》二书，合而考订，编纂上下平二卷，上去入三卷，名曰《分韵易知录》。盖《说文》部居偏旁不易寻绎，学者检阅倦怠，因而废业者有之。余之是录也，专取便捷易知，正如大徐令其弟之谱四声同意。然徐谱太简，李谱亦多未周，此则兼有二书之捷。重文杂列各卷，有或体有古籀大小篆之别，无偏旁可寻，最为难检，今将凡重文字悉检出，别为卷帙，亦分四声五卷，系以部首，曰‘部首重文’，部首解义即叙之其正文，五卷内部首字下不注解义。徐鼎臣所加新附，世皆行用不可弃之，而是书偏旁亦分四声则不能总厕于后，今凡新附字下增一‘加’字以区别之。旧谱每声下叙以字数，今则分以韵，尤觉一目了如。”见许巽行.说文分韵易知录卷首[G]//四库未收书辑刊经部第9辑：第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6.

[11]毛谟（生卒年不详），字谔亭，号吟树，浙江归安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授编修，官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

[12]毛氏自序《说文检字》云：“谟曩授徒家塾，尝汇《说文》所有之字，仿照《康熙字典》部分次序，编为一目，为之曰《说文检字》，俾学者展卷了然，知某字在某卷某页。塾中辗转钞存，间有脱误。今夏科试竣事，端居多暇，爰取旧日存本重加校正，付之剞劂。虽于制作本原、传授异同，无裨万一，而初学之士有志识字者，即字以求文，因文以考义，或借是以为稽合之梯阶，亦楚金之意，至欲便于检讨，无恤其他云尔。”见毛谟.说文检字卷首[G]//丛书集成新编：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450.

[13]姚觐元.说文检字补遗卷首[G]//丛书集成新编：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465.

[14]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3:1076.

[15]姚觐元.说文检字补遗卷首[G]//丛书集成新编：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465.

[16]史恩绵.说文易检卷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

[17]陈沣.新刻说文解字附通检序[G]//续修四库全书：第153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79.

[18]康有为.广艺舟双楫[G]//崔尔平.明清书论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1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