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东

【关键词】多域战争  战争形态  “军事+”  非传统安全

【中图分类号】E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0.007

冷战结束以来综合安全问题凸显，从根本上拓展了战争的外延。战争的目标、方式乃至战争主体等基本属性都在突破传统认知，从而使战争形态从“政治-军事”冲突模式向“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冲突模式转变，战争开始发生结构性变化。

战争“力臂”的增长使国家安全脆弱性发生转移，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软目标成为战争体系的致命弱点，战争的重心从军事系统向社会系统偏移

武器的进步导致军事打击的目标急剧拓展。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首开先河，让我们目睹了一场“鬼子”既没有“进村”，军队也未被打败，但国家却输掉战争的奇怪景象。我们在感叹非接触作战和零伤亡的同时，也发觉一种新的非对称战争形态已经诞生，这就是战争的方式从打击军事类硬目标为主，向打击政治、经济与社会类软目标发生转移。在这场为人关注的信息化局部战争中，远程精确武器和弹药为现代战争直接破坏经济和扰乱社会，而非必须消灭军队或占领土地以达到战争目的提供了条件。从科索沃战争到伊拉克战争，我们可以看到，打击政治、经济目标比打击军事目标可更容易、更迅速地达成政治目的，这就使国家安全与社会民生、经济基础设施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武器的进步使战争的力臂得以快速增长所致。

实际上，战争是由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多个系统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各个系统之间相互联系。按照系统科学的观点，战争体系下的各系统之间符合木桶原理，即如果一个系统被打烂，战争体系就会坍塌。因此，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空军上校约翰·A·沃登以克劳塞维茨的作战重心理论为基础，系统地提出了现代战争“五环目标理论”，即把战争体系的重心划分为由五个目标环组成的目标系统。第一环是政治领导层，是最核心的一环;第二环为生产系统，即战争潜力;第三环是基础设施;第四环是民众和士气;第五环为军队系统，处于最外环。

回顾从冷兵器到机械化战争的漫长历史，战争在沃登“五环目标理论”所论述的最内环和最外环展开，常常被理解为军队之间的较量。在有史记载的14000多次战争中，其普遍规律是通过优先消灭或打败敌人的军队来赢得战争的胜利，战争的重心集中在军事系统上。这是由于从冷兵器时代到热兵器时代，战争中任何一方都不具备能直接打击敌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武力，因此只能通过先突破敌国的边境而后进占对方的纵深来逐步实现战争目的。所以，只有先打碎敌人军队这个坚硬的“外壳”才能触及敌人经济、社会、文化等中间层的“软肋”，最后才是粉碎敌人的政治层，从而赢得战争。大规模的地面决战是决定性的，决战也常常是在野外进行。正因如此，各国将国防的重心放在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守卫领土边境并进行战争，一旦一方军队被消灭或打败，其坚硬的“外壳”崩溃了，战争即告结束。战争结果或像朝鲜战争那样在战场上陷入僵持，双方以协议告终;或像两次世界大战那样一方取得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和主动，最终取得完全意义上的军事胜利，并以此来结束战争。

然而，今天的战争形态变得复杂，远程精确打击成为改变战争形态的原动力。

由于空军的发展使实施远程轰炸成为可能，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惨烈的后方空袭战。城市，特别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开始成为战略级打击目标，从而使战争中平民的伤亡远远超出武装人员的伤亡。“战争的负担越来越多地从武装力量转移到平民身上。平民不仅是其受害者，而且越来越多地成为军事或军事-政治行动的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之间的对比是显著的：在一战阵亡者中，只有5%是平民;二战中这一数字增加到66%。”[1]从二战初期德国对英国的战略轰炸到两伊战争出现的导弹袭城战，虽然在高技术条件下空袭对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目标有了新的发展，但由于当时远程打击的精确度差，只能实施低效益的作战。例如，地毯式的轰炸和盲目的导弹袭击并不能对敌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致命威胁，只能起到削弱敌人的战争潜力和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有限破坏作用，因此处于辅助性战争行动地位。就二战期间英国对德国的轰炸来说，1940年到1945年间，共出動飞机307000架次，投弹100万吨，造成几十万平民死亡，英国也损失8000架飞机，但只削弱了德国战争经济的20%。

随着远程精确打击逐渐占据战争的主导地位，战争目标取向的可选择性获得了重大突破。在随后美国发动的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应战方从米洛舍维奇到萨达姆，无一不是准备以军队对军队进行战场较量，但美国已经把对手的战争机器拆开来实施并行打击了，不再是剥壳式地先打掉敌人军队，而是把敌人的军队这个外壳连同其所保卫的政治、经济、社会内核一刀切开，进而直接“吃掉”软目标。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通过78天的空袭使南联盟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瘫痪，仅以在第46天空袭的802个目标群看，其中“只有25%是塞尔维亚的军队目标，另有15%是防空目标，而60%的弹药扔向了工厂、基础设施、油料设施、公路、桥梁、铁路和军民两用的指挥控制设施”[2]。空袭导致南联盟的经济倒退到二战结束状态，被迫做出妥协。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更是以“斩首行动”为先导，快速获得决定性胜利，40天即宣告战争结束。其结果是，处于传统战争形态的一方只能攻击敌人的军事力量这个硬目标，而进入新战争形态的一方却可以攻击敌人的所有软硬目标;一个有后方，而另一个没有后方。由此产生了现代战争最大的不对称性，传统战争形态在新战争形态面前明显处于劣势，战争的天平完全倒向后者。一言以蔽之，战争体系的“五环”同时活跃起来，战争的重心转向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的多元结构，军事打击重心从传统的敌人军事力量转向国家机器短板，目的是促使对方政治失败，而非一定要取得军事上的大获全胜。

非传统安全兴起并与传统冲突交织，使战争的主体和范畴扩展，战争的社会化特点更加突出，混合战争的冲突形态加快形成

冷战结束以来，非传统安全的兴起冲击着国家和国际政治体系，使战争主体趋向社会化。传统战争观中关于战争是“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3]。这一基本定论正在被突破，不对等的非政府组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活跃于国家之间乃至国际政治舞台上，这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今天日益上升的国际问题表明，一些极端组织获得了全球资源的支持，成为跨国家、跨地区甚至全球性的暴力组织。他们置身于社会内部，可以从全球各地对某国或某个民族发动全球性的攻击。

恐怖主义的全球化速度较之经济全球化要快得多。仅就基地组织而言，其分支机构就一度遍布全球60多个国家，拥有12万名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成员，俨然已是比美军覆盖面还广的暴力组织，而它利用国际因特网传递情报并组织恐怖袭击也比美军的网络中心战提出更早、实战更多、战术更成熟。“9.11”事件改变了人类战争的历史，我们看到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军队而且本土从未遭受外国军队入侵的美国蒙受恐怖组织入侵。从规模上说，十几名恐怖分子的活动充其量只是一次战术行动，但却在物质上对美国造成了类似小型战争的损失，更是对美国人的精神世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战争恐惧。美国人认为他们遭受了恐怖主义战争。这使我们觉察到又一种非传统战争诞生了。

“9.11”事件后，日益严峻的大规模武器扩散和网络犯罪给未来战争塑造了新模板。恐怖主义从一定程度上带动战争向以社会为目标的方向转移，并且是跨国性、地区性的，因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美国作为受恐怖主义威胁最大的国家，虽然可以动用军队、警察、特工等加强国内安全，但却难以对其海外利益进行有效保护。传统的战争主体——国家为限制战争的暴烈性而相互妥协，建立相互制约的联合国，制定《海牙公约》等，然而新兴的非传统战争主体——极端组织和网络黑客组织，正在为超越这些限制而努力。核战、生物战、化学战正在从军事对抗的最终手段转变为恐怖主义超限战的首要手段，而恐怖组织或黑客组织在通常的恐怖破坏、爆炸、袭击和劫持中也比游击组织还难以被辨识身份。他们既不是军队，也没有根据地，但只要100名极端分子在全国引发几十颗脏弹或者利用互联网破坏电网、能源、交通，你就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战争。

军民两用的科学技术发展使这种非对称的战争威胁与日俱增。在2004年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分别发布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双方的交集已经达到70%以上。除信息技术外，民用生化技术、民用核技术和民用激光技术等的开发利用均在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产生了巨大的风险，成为非政府组织乃至个人可利用的强大武器。由恐怖主义和各种极端主义兴起所带来的非传统交战问题、“超限战”问题正在使战争的手段与形式发生重大扩展。特别是“三股势力”——分裂主义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和极端主义势力相互勾连，走向融合，改变了过去“和平运动”和“武装斗争”的传统模式。他们举宗教旗帜，走恐怖主义道路，谋求民族分裂，由此可能导致的战争与冲突将不只是暴乱、骚乱、武装割据那样简单，而很可能是一种新的综合型战争形态。因此，当前我们将面对另一种从形式到内容都不对称的综合冲突形态的战争挑战，这将比应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叛乱复杂得多。

2008年，弗兰克霍夫曼提出“混合战争”概念，这一概念后被纳入《美国陆军条例》。“混合战争”指出未来的混合威胁来自“正规力量、恐怖主义力量和犯罪分子的动态化、多样化组合，或者所有这些力量和犯罪分子联合起来形成互补效应的组合”。由此，美军提出“四个街区作战”训练模式——一个街区对传统军队进行正规巷战，一个街区反恐怖作战，一个街区平息暴乱，一个街区救援恐怖袭击现场，恢复治安。

全球化时代战争远远超出军事对抗，向非军事领域拓展，呈现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多域打击新形态，形成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体系对抗

长期以来，人类的战争观受战争手段的制约，因军队之间的对抗主宰着战争行为，从而把战争狭隘地理解为军事体系对抗。虽然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斗争一直存在，但因不具备直接对抗的条件而大多以间接方式参与战争，在战争的后方为之提供后台服务，并从属于军事斗争。其中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军事领域的对抗与经济、文化、社会领域斗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前后方界线。

信息革命使战争手段远远超出军事范畴，非军事领域的对抗全面走上战争与冲突的前台，并与军事对抗加快融合，形成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对抗。就像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那样，军事打击与司法行动、经济制裁以及动员国际舆论多管齐下，从而使战争形态从政治-军事对抗模式向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综合对抗模式转变，可以将后者称之为“军事+”的战争形态，其实质是基于军事的国家体系对抗。

尤其是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无论是霸权国家发动的干涉主义战争，还是“三股势力”发动的恐怖主义战争，战争的重心已然是军事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多元结构。随着各国经济、社会、文化的交流与渗透不断深入，社会化大生产转向全球布局、全球流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越来越难以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从而使多元化冲突普遍具有了直接性，并能对国家安全产生战略级的影响。就战争重心的脆弱性而言，突破敌人对经济损失和平民生命损失的承受力极限往往比消灭敌人军队要容易得多，也快得多。同时，破坏敌人社会系统的手段较之破坏敌人军事系统要丰富得多，远远不只军事打击这一种方式。就前后两次美对伊战争相比，海湾战争检验了美军指挥控制战理论的作战效果，伊拉克战争则是对震慑战争理论的实践。海湾战争中美国在控制战理论指导下，投入50万大军，靠军事打击取得了科威特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但并未伤及萨达姆政权，获取的政治目标极为有限。然而，在12年后再次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初步实践了将军事打击和心理打击融为一体的战争。这场战争是以慑服敌人为目标，为此美军不再像在科索沃战争中那样摧毁对方的电视、通信系统，而是控制对方的媒体为自己作舆论宣传，配合以快节奏、高强度、短周期的斩首行动和跳跃式进攻，使美军空投的几百万张瓦解伊拉克军民抵抗意志的传单快速生效。在美军强大的心理震慑下，伊拉克看似强硬的政府和看似强大的共和国卫队“一夜蒸发”，居然让美军仅用三千轻型装甲步兵就攻占了世界十大城市之一的巴格达，几乎算得上兵不血刃。所以，有人说这场战争是心理战的胜利。

当今的国家安全较之以往要脆弱得多。非军事领域的对抗正在全面走上战争与冲突的前台，并与军事对抗加快融合。软硬对抗综合一体使战争呈现为体系对抗的综合形态，并成为未来战争的常态。未来的金融战、信息战和舆论宣传、国际制裁将足以使一个国家陷入困境，走向衰败，而在此基础上再施以军事打击就较以往更容易使对方达到战争承受力的极限。未来，随着软硬对抗手段的融合发展，人们将很难辨识战争中外交、经济、社会或文化冲突是为军事打击服务的，还是军事打击是为外交、经济、社会或文化冲突服务的。今天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多元化冲突正映射了未来的战争环境。正如汉密·J·摩根索在其著作《国家间政治》中所说，未来战争的目的不在于攻占他国的领土，或控制其经济生活，而在于制服和控制人的头脑，作为改变两国权力关系的工具。我国也有专家认为，一种军事打击为文化扩张服务的文化战争已经出现，“在全球化浪潮下，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传媒都成为强势文化扩展的手段……南联盟的‘倒米浪潮更是西方国家直接策动的文化战争”[4]。

“军事+”的战争形态表现为多域战争。实际上，国家安全领域正在多样化，而新的安全领域正在演化为战争的新领域;战争冲突威胁具有多元性质，而对此只有用综合形态的战争方式才能有效解决。“军事+”的戰争形态即为多域战争，警察与士兵并肩战斗，军事打击与司法行动、经济制裁、全球打击以及国际舆论动员多管齐下。

注释

[1][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战争与和平》，《卫报》，2002年3月。

[2]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索沃战争（中）：科索沃航空兵与导弹战役的经验教训》，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0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1页。

[4]李际均：《全球化下的中国国家安全：国防是支柱，经济是基础，文化是阵地》，《瞭望新闻周刊》，2004年第13期。

责 编/桂 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