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明星“小甜甜”布兰妮·斯皮尔斯在听证会上慷慨陈词，将父女间的紧张关系公开，并要求结束父亲的监管。

39岁的布兰妮表示，被监管13年来，父亲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她，只是强迫她演出赚钱，强迫她服药哪怕会产生严重副作用。布兰妮还控诉了母亲琳恩，说她带给自己的感受与父亲无异。她说：“我的父亲和任何参与监管的人，以及惩罚我的管理层……都该进监狱。”

布兰妮的“怨父”不是孤例。嫁入英国王室的梅根，和生父托马斯·马克尔的矛盾也旷日持久。哈里王子与梅根的婚礼上，送梅根出嫁的居然是哈里的父亲—英国王储查尔斯。生父托马斯口无遮拦，不仅透露哈里王子与他的私人谈话的内容，更出言毁伤女儿，公布偷拍的照片，从中大肆获利。其未获邀参加女儿婚礼，根本不是秘密。

父亲节刚过，不靠谱的“父亲”异常扎眼。其实，母亲不靠谱的概率也不低。比如张爱玲《金锁记》里的七巧，可谓中国文学史上最可怖可恨可悲的母亲之一。而从张爱玲的回忆性文字来看，她的父母都没有负起家长的责任。

易卜生戏剧中的主人翁欧士华，因父亲不检点而患了先天梅毒，自己不堪折磨，想自杀，便请求母亲帮他，做母亲的自然不愿意。欧士华说：“我不曾让你生我。并且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罢！”

鲁迅在1919年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举了这一段故事，就是要让做父亲的人感到“震惊戒惧佩服”。“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鲁迅暗指父母理应“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子女）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中国现代文学里有好几种不同的父亲形象，第一种是受到挑战和反抗的权威式父亲，像《家》中的高老太爺、《雷雨》中的周朴园、《药》中的华老栓、《春蚕》中的老通宝，都是这一类型。第二种是“隐忍型”的父亲，无怨地付出，经受着不见回报的悲剧，最后难免遭受父爱落空的尴尬境地。张天翼的《包氏父子》，老舍的《离婚》，都是父爱的一厢情愿，造成父子之间复杂的矛盾冲突。第三种是温情式的父亲。朱自清的《背影》，冯文炳的《竹林的故事》，许钦文的《父亲的花园》，他们或慈祥和蔼，或辛苦操劳，都表现了一个平凡而充满爱心的父亲，抒写了那一时期中国家庭普遍伤感的情怀。

巴赫金在分析田园诗时，总是出现“孩子在坟墓上游戏”的形象。其实，这也是文学中的父亲角色的终章。终章，也是起点，“父亲”总会从历史背影和现实深处走出，再生于人们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