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社八年，只要老大走进办公室说，要派人去某某地方，我一定直接跳起来说，我去！有一天刚从马来西亚出差回到办公室，行李箱还放在脚边，老大进来问：“有个去可可西里的采访，谁有时间？”“我去！”我又跳起来。老大白了我一眼，说：“疯了。”那时候，我把出差等同于旅行。

那些“苦难记忆”

我从小是个乖孩子，在家长的引导下，刻苦学习，认真读书，学习各种乐器和才艺，非名校不考，考上了还非得争取名列前茅。工作以后就是考证狂，有事没事，无论是否出国，GRE、GMAT一个不落，还不知道日后到底怎么发展，MBA先考一个放在那里再说。乖乖存钱，好好供房，一切好孩子该做的事情我都做了。成功，是我从小到大唯一的紧箍咒。

于是，很自然地，我在报社用的完全是拼命三郎式的做法。做了一年半记者，就做了编辑;做了一年半的编辑，就当上了部门首席编辑。

有一天，做特刊做到凌晨两点，赶紧回家洗漱，把行李随便塞在箱子里，和衣睡两个小时，四点起床，披星戴月赶到香港机场，乘坐早班机开往泰国，一去，就在稻田里扎了十天。

大选题比策划案前一天，在做版间隙上洗手间，发现有血迹，没在意;再去，依然有血迹;第三次，开始剧痛。把版面做完，交给老大，淡定地说：“尿血，我去医院检查一下。”去了医院，取样的时候一管尿液已经是深褐色，化验单上密密麻麻的加号。医生倒吸一口冷气，说：“都到这份儿上了你才来，你真能忍啊！”结论是急性膀胱炎。猛吊几瓶药水，过程中种种煎熬自不必多说，疼得腰都直不起来，每次上厕所都宛如酷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