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轮枪

一、下雨天被打的孩子

从有记忆开始，我说话就口吃。

我们那儿流传着一个治疗口吃的偏方，说是下雨天的时候，你趁口吃的小孩不注意，冷不丁地打他一下，他说话就不结巴了。

所以，我小时候最痛恨的就是下雨天——外面是瓢泼大雨，屋里是四处潜伏的我妈，巴掌突如其来，我避无可避。我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打了无数个下雨天，但是口吃依旧是口吃。

周围小朋友的家人通常不允许自己家孩子跟我讲话，因为在他们那一代的观念里口吃不仅治不了，甚至还会传染，它好像一只看不见的小恶魔在孩子们之间磕磕绊绊地流窜。

但其实我自己独处的时候说话挺利索的，念报纸也没问题，在我的理解里口吃更像是一种心理上懦弱和自卑的表现。

最直观的表现是我小时候一直是一个非常听话且乖巧的孩子，因为我口吃嘛，有小朋友愿意跟我玩，我已经谢天谢地了，自然不敢跟别人发生正面冲突。

后来我上小学了，上课的时候老师通常是不会点我回答问题的，公开课尤甚。一个口吃的孩子在教委派来视察的领导面前是不可以开口说话的，我的老师们会替我感到丢人。

但是在平时，偶尔也有1%的几率，我会被叫起来回答问题。

我站起来的时候，全班同学都仿佛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所有的脑袋都转过来看着我。我告诫自己不要丢脸，然后努力地憋出一句完整的话，班里鸦雀无声，我知道他们在等着，直到我终于卡壳了——“哗！”大家都笑了。

当然，我相信他们的笑不是恶意的。这就好比听京剧，所有人都屏息静气地等着那一个节点，直到它出现，集体叫个好。我的同学听到我卡壳的那一刻，也是这样一种娱乐的心情，他们露出一种心满意足的笑容——“对喽！这才是他！”

二、怼“胖虎”！

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成为了班队委的一道杠，而一道杠的职责之一就是当老师不在时管理班级的纪律。

当时我们班里有一位酷似《机器猫》动画片里的胖虎的同学，他长得又高又壮，凭借自己远超出其他小学生的身高和体重，经常欺负和恐吓同班同学。其他班干部在管理的时候，通常是眼睁睁地看着“胖虎”违反了班级纪律，也不敢把他的名字写在黑板上。

有一次，轮到我管理班级纪律了，“胖虎”又在说话，我鼓起勇气警告他：

“你别讲话了！你要是再讲话，我就把你名字写上。”

“胖虎”还是有恃无恐地在说话，甚至用言语恐吓我，我转身就把他的名字写在了黑板上。

写上就写上了，写上了以后他也没把我怎地。我突然意识到“胖虎”实际就是一只纸老虎，平日里作威作福，其实只是装腔作势。

从那之后，“怼胖虎”好像成为了我生活中的一个隐喻，每当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时，我都会把它们想象成“胖虎”。

而在整个青春期，我最想要怼的那个“胖虎”，就是口吃。

三、李白握着我的手

上了高中，我喜欢上了一位姑娘，因而想要不口吃的愿望日益强烈。

我第一次有了自信是在课堂上朗诵一首李白的诗歌，《梦游天姥吟留别》。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气沉丹田，好像一千两百年前的诗句突然一齐穿过了无比漫长的历史，奔着跑着挤过教室的窗户缝向我蜂拥涌来，一字一句，清清楚楚——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就爆发了，我一个磕巴都没打，莫名其妙地就爆发了，感情特别充沛，把所有的同学和老师都震了。我就发现，我原来读诗歌行。

后来光读诗歌已经不能满足我了，我就开始自己创作，不假思索地写，就好像李白握着我的手，读诗和写诗对我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流畅的体验。

虽然现在来看那时候写的东西都是垃圾，但是在当时那确实是我追女孩的唯一法宝。

四、演讲比赛

我高三那年的成绩不好，报志愿的时候很受限。当时我一心想报考师范院校，可是我父母说我是口吃，不可能当老师的，他们就擅自做主给我报了一个工科院校。

但是我就是想当老师。

当老师就得说话，我想利用一切机会练习说话，正好那会儿学校组织了一个演讲比赛，我也参加了。初赛的头一天晚上，我在宿舍楼的水房里练习了一夜，第二天演讲的时候让所有人都震惊了，我说得特别流利，然后从班里选到了系里，又从系里选到了院里，最終参加了校级的决赛，得了一个三等奖。

五、我想当老师

大学毕业以后，我还是想当老师。

我想怼“胖虎”，我当时觉得一切以口吃为由不让我当老师的人都是“胖虎”，我妈是，这个社会也是。

我放弃了进对口国企的机会，去应聘了全市的所有私立高中，但是都失败了，人家就是非常明确地说“口吃是不可能当老师的”。

最后，我成为了一名邮差，每天穿着绿色的衣服，梳着锃亮的油头，背着信兜子，骑着自行车满城地转悠。虽然每天都累得跟孙子似的，但是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白天送信，周末攻读师范院校的函授本科。

我心满意足，因为这份工作满足了我想要“秀”的欲望——演讲、写诗歌、怼“胖虎”，我从小折腾到大，而一切都源于这一个原因，我希望表演，我想让别人看到我，我不比你们差。

但其实这也是一种自卑的表现。

2010年，我获得了师范学院的函授学位，而当时舟曲泥石流之后，很多NGO组织都在招募乡村教师，我就报名到甘肃一个牧区支教去了。

当时从辽宁出发到那个牧区单程就要七天，先坐火车，再坐汽车，最后还得坐拖拉机。当我七天后终于风尘仆仆地到了村里的时候，上一任的代课老师拉着我到孩子们面前介绍：“这是孙老师，明天给你们上课。”就因为这句话，我在那儿呆了一年。

牧区的房子很简陋，我上课的学校没有砖瓦楼房，是铁皮搭起来的板房。全校分为学前班、一年级和二年级，所有的学生都挤在一间教室里，而全校只有我一个老师。我在同一块黑板上教三个年级的孩子，给其中一个年级的孩子讲课时，剩下的两个年级就自己写作业。

那是我第一次生活在一个没有人知道我口吃的环境，好像获得了赦免。每当我回想起那段时间，我总会陷入一种记忆的模糊，我记不清了，但好像那一年我都没有口吃过。

在课上我尽量说短句，多停顿，我已经记不清我第一次上课的情景了，但是我清楚地记得最后一堂课，我把全班同学的名字一笔一画地写在黑板上，标注了拼音，然后教会了孩子们查字典。这样即便我走了，他们也能知道每一个陌生汉字的读音。

六、与口吃和解

身高一米八五，从支教地离开时体重是110斤，整个人都瘦没了。

我生了一场大病，体重严重降低，身体机能出现了问题，那段时间我的父母尽心竭力地照顾着我，夸张点说，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第一次跟父母和解了，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生活是这个样子的。

最终，我回到了我出生和长大的城市，进了工厂，工厂效益不好，我没多久就下岗了。下岗之后，机缘巧合之下我去应聘了一家书店，从高中开始的对诗歌和文学的爱好成了这份工作的敲门砖，我成了那家书店的活动策划。

书店想做脱口秀，但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作为员工我就硬着头皮上了，秀了二十多场，从最开始的不敢讲，到敢讲，再到敢以暴露口吃的形式讲。

我最开始讲脱口秀的时候，竭力地隐藏着自己口吃的毛病。但是后来我发现，在讲的过程中，只要我一口吃，观众就笑了——就好像我在台上讲的时候，他们就等着我说话口吃的那一段出现，然后露出那种似曾相识的笑容。

我相信这也是没有恶意的。只是它让我回忆起我在上学的时候，回答老师提问，全班同学扭过头看着我，集体等待着我口吃的瞬间，然后心满意足地笑出声。

但是，我在书店做活动策划，而脱口秀是书店的一部分，如果我不做脱口秀了，可能书店的工作也要丢了。如果书店的工作没有了，我还能去做什么呢？送快递？当保安？送外卖？当然，我不是说这些工作不好，但我不是李白嘛，李白不能送外卖，李白就算输也得在书店。

那么我就要迎合他们，有作为一个艺人的担当。有的时候我也会故意口吃一下，逗他们笑。

我感到我的心在滴血。

现在，我是拿我的口吃当工作了。

脱口秀不是笑话，我讲的都是真事儿，我敢于把我的丑事拿出来给你们听，这是自信么？这就是没办法，我得活着，活着就想要社会认同，那么我如何获得你们的认同呢？我只有把自己的伤口撕开给你们看。

这是可悲的，也是可笑的。

在接受了将近五年的心理咨询治疗后，我和我的口吃达成了和解。我意识到，口吃就是我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不能跟口吃過不去，就好比近视眼，你能跟你的近视眼过不去么？

我单身是因为我口吃的问题吗？

我经常换工作是因为我口吃的问题吗？

我身体不好、小时候家境贫困是因为我口吃的问题吗？

当口吃是我身上的一部分的时候，它被无限地放大了。单身、失业、职场焦虑、原生家庭的这些问题，所有人都有，只不过因为我口吃，我就把这些问题都怪罪在口吃上面。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人的表现。

现在我终于认识到这一点了，但是偶尔的时候，我还是会暗暗怪罪口吃。我是一个普通人，我不是李白，遇事我会抱怨，抱怨很正常，但还是要往前走，往前看。

（摘自微信公众号“故事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