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绪生 王泰蒙

[摘要]作风建设既是党的建設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总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百年党的建设历程中，作风建设贯穿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形成和积累了宝贵的作风建设经验，为新时代以优良党风带政风促民风提供重要的借鉴启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D2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69（2021）06-0012-06

党的作风是一个政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并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反映政党本质和品格的整体精神面貌。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反映一个政党的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在世界各类政党的自身建设或执政过程中，绝大多数政党都比较重视加强作风建设，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高度重视加强作风建设。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包括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等五方面建设。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作风建设贯穿于党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全部过程，在百年党的建设中居于重要地位、发挥重要作用。值此建党百年之际，全面总结百年来党的作风建设的宝贵经验，对于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赓续传统作风和开创优良新风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一、必须坚持继承传统作风与发展创新作风相结合

党的作风建设是一个具有历史传承性和时代创新性的动态范畴。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既要继承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又要与时俱进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基础，创新是继承的拓展延伸。优良作风是我们党在百年党的建设实践中积淀的精神财富和制胜法宝。我们党在革命时期最早形成并正式提出“三大作风”，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三大作风”随后被概括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我们党在百年党的建设实践中始终坚持的优良传统作风。毛泽东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两个务必”同“三大作风”是一脉相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两个务必”奠定了执政党作风建设的理论基础，是即将在全国范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庄严发布的党风廉政建设宣言书，为党执政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进行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和重点。这些优良传统作风是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经过长期实践证明是经得住检验和被证明始终有效的优良作风，极大地推动和保证了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形成和发展了新的优良作风。2001年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提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作风建设要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搬照抄、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3]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四个大兴”的作风建设要求：“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4]党的十八以来，党的作风建设不断创新发展，在纠治不正之风的实践中不断推陈出新，形成和发展了一系列新作风。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首先对中央政治局成员提出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中央八项规定”，随后要求全党上下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2014年3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的讲话中提出“三严三实”的作风建设要求，即“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百年党的作风建设实践启示我们：优良作风只有在传承中才能继承下来、传播开来，在持之以恒、赓续相传的坚持中才能得以弘扬光大。只有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作风和发展创新作风相结合，既一以贯之地传承优良作风，又与时俱进地发展创造新风尚，才能使党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在新时代，我们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努力培育适应新时代党的建设新任务新要求的新作风，以新的作风展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新风貌。

二、必须坚持践行根本宗旨和密切党群关系相结合

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修养问题，是背离党的根本宗旨问题的集中体现。“‘四风问题只是表象，根上是背离党性，丢掉了宗旨”[5]。中国共产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的根本宗旨，是由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性质决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最高原则，把代表工人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作为衡量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将这一提法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七大修订的党章首次把这一根本宗旨写入党章的总纲，即“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6]。1982年党的十二大党章首次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定为加强党的建设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之一，即“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纲领和政策，正是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7]。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时期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都体现党的根本宗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本质上都是背离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都是脱离人民群众、漠视或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牢固树立党的群众观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做好党的群众工作，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马克思主义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一切工作就无从谈起。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群众路线既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同时也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我们党之所以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不断发展壮大，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密切联系群众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8]实践证明，凡是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好，党群关系密切，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发展;凡是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不好，党群关系受到损害，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党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百年党的作风建设实践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要經得起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考验，要经受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全体党员和领导干部要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密切党群关系，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厚植党的群众基础。这既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党的作风建设必须一以贯之坚持的基本原则。

三、必须坚持重视思想教育和推进制度建设相结合

党性是作风的内在根基，作风是党性的外在表现。作风不仅是党性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党性修养高低强弱最直接的外在表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作风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作风问题，很多是因公私关系没有摆正产生的。”[9]79如果说党性修养问题是不正之风生成的内在根源，那么权力的任性和缺乏有效制约监督是不正之风生成的外在根源。许多不正之风特别是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大都与公权力的不正确行使有直接关系。不正之风的本质是公权私用，是权力出轨、越轨、用权任性，大多数不正之风都与权力配置不科学、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有关。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一靠教育，二靠制度。我们党历来不搞不教而诛。自建党以来，我们党就重视把教育作为作风建设的主要手段，坚持不懈地对党员和干部开展党风教育，促使党员和干部增强弘扬优良作风的自觉意识，努力在全党全社会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坚定理想信念，既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共产党人的“主心骨”。共产党人要立根固本，挺起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不会自发产生，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加强作风思想教育，必须弘扬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坚持学而信、学而思、学而行，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坚不可摧的理想信念。

执政党掌握着公共权力，执政党的作风问题直接与公共权力适用有关，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不正之风问题的根源在于其手中掌握的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约监督。因此，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容易滋生不正之风的深层次问题，必须要以常态化的制约监督方式，切实解决少数党员和领导干部有权任性和以权谋私造成的不正之风问题。加强作风制度建设，就是要实现对公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保证公权力正确行使，防止“权力异化”和“权力寻租”，是从源头构建防治不正之风长效机制的根本之策。“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10]。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指明方向，提出要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通过建立健全公权力运行监控和权利监督机制，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对公权力运行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作风进行有效监督，加强对公权力运行的有力制约。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形成健全完善的综合监督体系。建立健全党中央统一领导的党内监督体系，包括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党内监督体系。推进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的衔接贯通，重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构建由党内监督、国家监督、社会监督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综合监督体系。

百年党的作风建设实践启示我们：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既要靠思想教育，也要靠制度建设，二者一柔一刚，只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内外结合，就会形成作风建设的联动效应。思想教育是前提基础，旨在提高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思想觉悟，避免不教而诛导致的处罚多但压不住歪风邪气的弊端;制度建设是根本保证，旨在加强公权力的运行和使用监督，以健全完善的综合监督体系管好公权力，推进作风建设的常态化制度化。

四、必须坚持科学统筹规划与聚焦问题导向相结合

党的作风问题产生有其复杂而深刻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作风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决定了作风建设必须做好长远目标规划，同时又要在一段时期内抓住作风建设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和重点问题集中解决，坚持科学统筹规划和聚焦问题导向相结合。在革命时期，延安整风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前后历时四年之久。延安整风是由思想动员、整顿“三风”、总结经验三个阶段构成，以党的领导人所作的整风重要报告为起点，期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的整风学习运动指示为依据，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重要决议为终点，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在建设时期，我们党先后于1950年至1953年、1957年至1958年、1963年至1966年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比较集中的整风运动，为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初期的党风政风建设作出了积极探索实践。改革开放以来，基于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的经验教训，采取以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方式统筹规划一个时期的党风建设活动。1990年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重申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要求密切联系群众，重点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2001年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规划了21世纪以来党的作风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指导方针，并提出从教育、制度、监督方面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弘扬党的四个方面优良作风，即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该决定要求全党以加强党性保证党的作风建设，以思想教育、完善制度、集中整顿、严肃纪律为抓手，下大气力解决党的作风建设突出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把作风建设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总布局，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抓手，注重以党的作风建设法规制度为重点，着力推进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制度化。

回顾百年来党的作风建设的历程，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一以贯之抓党的作风建设规划的同时，我们党也针对不同时期作风问题的表现及其特点，有的放矢聚焦当时作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在革命时期，延安整风就是聚焦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党的思想路线造成的混乱影响，聚焦于整顿党内“三风”问题。通过在全党范围集中开展整风运动，重点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努力在思想上彻底根除王明的错误路线对我党我军的影响，在全党全军正本清源、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创造性地提出通过整风来解决思想问题的办法，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在建设时期，党的作风建设主要针对党在全国范围取得执政地位后容易出现的官僚主义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增加，聚焦于执政党建设中的党风政风问题，我们党开展了系列的整风运动。比如，1950年至1953年为克服上级机关官僚主义、居功自傲情绪和“革命到头”思想，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1957年至1958年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1963年至1966年开展“四清运动”，前期“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后期“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作风问题聚焦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四风”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为什么要聚焦到‘四风上呢？因为这‘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党内存在的其他问题都与这‘四风有关，或者说是这‘四风衍生出来的。‘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就有了更好条件。”[9]72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鲜明的问题导向，坚持牵住“四风”这个作风建设的“牛鼻子”，推动解决“四风”以及由“四风”衍生出来的其他作风问题。

百年党的作风建设实践启示我们：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硬，既重视抓统筹规划，又重视抓焦点问题。科学统筹规划重在从长远考虑、探究治本之策，探索构建以教育、监督、惩治、自律“四位一体”的作风建设制度体系。聚焦问题导向重在关注当下，探究治标之策，围绕某个时期、某个阶段作风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以治标成果为治本赢得时间。在治标的探索实践中，我们要注重积累经验和总结教训，推动构建惩治与预防、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作风建设体制机制。

五、必须坚持抓好全面覆盖和抓住关键少数相结合

按照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推进作风建设，抓作风从严必须要做到全面覆盖，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都要遵守和执行党章党纪党规，坚持和弘扬优良传统作风，反对和纠治不正之风。党的作风建设的严格要求覆盖到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覆盖到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各方面，覆盖到党领导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自身建设各环节。在革命时期，无论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要求，还是牢记“两个务必”的作风要求，都是面向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提出的作风建设基本标准和共同要求。在建设时期，党领导的一系列整风运动也是着眼于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抓住党密切联系群众这一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对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提出执政党建设的作风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全党采取以学习教育活动的方式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着力解决作风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比如，2005年1月至2006年7月，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2008年9月至2010年3月，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2013年6月至2014年10月，在全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9年6月至2019年11月，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一系列的学习教育活动，推动全党在作风建设方面接受了规模大、覆盖广、影响深的作风集中整治。

在对全体党员提出作风建设的普遍性要求的同时，重点要管好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特别是对高级干部在作风建设上提出更高更严的标准，进行更严格的管理和监督。党员领导干部不应该是作风建设的被动参与者，而应该是积极践行者。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在作风建设上增强自觉意识，坚持领导干部带头，以上率下，层层立标杆、作示范，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党员领导干部在作风建设中务必躬身践行、当好表率，带头示范，发挥行动的力量和表率的作用，真正成为优良党风的引领者、示范者、推动者、实践者。建党以来特别是成为执政党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抓领导干部作风。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要从管好治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抓起，以领导干部的优良作风带动全党，以优良的党风带政风促民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我们国家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内，我们党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11]基于党员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性，我们党开展的历次整风运动都以领导干部为整风重点。比如，延安整风首先是在高级干部队伍中开展起来，以高级干部带动全党整风。建设时期的整风运动和改革时期的作风学习教育活动依然把党员领导干部作为整风重点，在作风建设中提出比党员更严的标准和更高的要求。1996年至1999年，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2000年11月至2002年11月，在全国县（市）部门、乡镇、村领导班子和基层干部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相继在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实施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中央八项规定”，在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百年党的作风建设实践启示我们：全面从严抓党的作风建设，是针对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坚持抓好全面覆盖和抓住关键少数相结合，是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是坚持以科学的方法论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我们在坚持抓作风建设没有例外、没有禁区的同时，注重将作风建设的重点指向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坚持以上率下、以点带面、以少数促进多数，推动全党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3-1094.

[2]毛澤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8-1439.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37-252.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57-159.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508.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35.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6-57.

[8]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6.

[9]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G].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31.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97.

责任编辑：王玉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