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乃鹏 李梦雨

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在这个过程中，出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15世纪中叶兴起于德国的机器印刷，使得西欧从手抄出版向印刷出版阶段过渡，并对欧洲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近代科学、启蒙思想和工业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工业社会后期，出版产业的迅速发展使得英、法、美、日等国较早萌芽了现代意义上的出版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欧美出版界在各国出版行业协会支持下先后成立了一批出版科研机构，如美国书业研究集团、加拿大出版研究中心、日本出版科学研究所等，出现了如斯坦利·昂温《出版概论》、清水英夫《现代出版学》等众多研究成果。

在中国，1998年编辑出版学被纳入教育部学科体系范畴，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制度逐步形成。所谓学科制度是规范特定学科科学研究的行为准则体系和支撑学科发展和完善的基础结构体系，前者被称为学科制度精神（the ethos of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后者被称为学科制度结构（the infrastructure of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学科精神被认为是：“（1）全部人类智慧活动史所蕴涵的人文理念或人文精神；（2）界定作为规范科学活动过程普遍原则的科学阶层或学者阶层独具品质的精神气质。”学科精神反映的是人类知识生产文明创造中所蕴含的追求真理的永在精神，具有恒定性；而学科制度结构则反映的是支撑学科研究的物质基础，“它至少包括四类基本范畴：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研究者及他们赖以栖身的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网络；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学术成果的公开流通和社会评价；稳定的基金资助来源”。相对而言，学科制度结构是一种动态的结构，会随着学科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变革而不断变动。

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出版学应该说还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但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在中国出版学成长的这30余年中，一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整个中国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的体系和制度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带来了学科制度结构的不断突破和发展；另一方面，从出版学本身来看，伴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出版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要求出版学在知识生产、理论贡献等方面要能有效回应这样的重大现实变革。而这两种力量，即出版学的学科制度结构与知识生产之间是否存在互相促进的作用，显然也是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有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四个具体研究问题：（1）中国出版学的知识生产状况如何？（2）中国出版学有哪些重要的理论或知识贡献？（3）中国出版学的学科制度结构是怎样的？（4）中国出版学的知识生产与学科制度结构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考虑到学科发展和科研工作与整个科学研究体系和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本研究根据中国出版学科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分四个时间段来观察其发展脉络。第一个时间段是1984年之前。之所以选择1984年，是因为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同年武汉大学开办图书发行专业，1984年胡乔木同志倡议在高校设立编辑出版专业，中国的出版研究才开始有了快速发展。第二个时间段是1985—1998年。选择1998年作为分期时间节点，是因为在1998年，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正式设立编辑出版学，置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一级学科之下，由此编辑出版学才正式进入学科体系。第三个阶段是1999—2010年。选择2010年作为分期时间节点，是因为2010年出版专业硕士获准设立，学科建制体系中的研究生教育不仅可以培养更高层次的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同样也必然带来科学研究的大发展。第四个阶段是2011年至今。由此，本研究的第一个研究问题也将细分成以上四个时段来分别呈现和回答。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获取

本研究以知识图谱的方法来对中国出版学知识生产的总体情况进行呈现和分析，选取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以“出版研究”为检索词，检索时间范围为1915年至2021年（事实上，在CNKI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相关文献极少，但高级检索设定最初的检索时间为1915年，所以本文还是将检索时间范围限定在1915—2021年），在剔除 “卷首语”“书评”“后记”“作品赏析”“会议”“论坛”“征文”“征稿”“设计”及其他不相关条目等无效数据后，共检索文章36220篇。此外，因为199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推出《中文核心期刊目录总览》，1997年南京大学提出研制开发电子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设想，1992年之前并无北大核心期刊分类，1997年之前并无CSSCI来源期刊分类，所以在第一个时间段（1984年之前），本文选取此期间全部期刊进行检索，共获得3691篇论文；在第二个时间段（1985—1998年），1985—1991年选取“全部期刊”论文6427篇，1992—1996年选取“北大核心”论文2741篇，1997—1998年选取“北大核心”“CSSCI”论文947篇进行检索，共获得10115篇论文。

图1呈现了CNKI中以“出版研究”作为主题词检索到的46337篇论文的总体发表情况。可以看到2000年和2010年显现出明显的峰值，经过文献检索发现，2000年“因特网”“网络出版”等名词出现频率较高，显示出研究者对互联网出版的关注；2010年研究者的关注点聚焦到“数字出版”这个更宽泛的研究主题上，这同样是由数字技术对出版行业的影响所导致的。由此可以看出出版研究与实践的紧密联系，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出版研究的应用性特色。

图1 总体文献情况

三、中国出版学科知识生产的知识图谱分析

从图2可以看出，1985年以前的出版研究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总体上围绕着对共产党经典著作和主题性的出版发行工作进行探讨。同时也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从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右侧的关键词），出版研究关注的议题逐步多元化，围绕着编辑出版、出版工作、出版社等的讨论日趋增多。与此同时，在这一个阶段的后期，将出版工作从实践上升到学理层面的讨论也开始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巢峰的《出版物的特殊性——出版经济学绪论》、王益的《我国出版事业的管理体制》等。

图2 1985年之前“出版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网络

图3显示的是1985—1998年“出版研究”文献中的重要研究主题，从中同样可以看到明显的时代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社会背景被融入了研究之中，同时也可以看到研究议题已然脱离了上一阶段的单一化趋向，而转向了多元化与多线程。这一阶段的研究主题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注重探讨出版发行体制问题，同时也强调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并举。从图3可以看出，诸如“社会效益”“出版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等关键词都是这一时期的重点。第二，电子出版乃至于互联网出版开始被研究者关注。第三，期刊出版同样是这一时期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图3虽然只呈现了“期刊出版”这一直接关联的关键词，但“编辑出版工作”“电子出版”这些关键词都与期刊出版相关。

图3 1985—1998年“出版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网络

第三阶段是1999—2010年，在这一阶段文献数量呈井喷式上升，从上一阶段的3767篇提升到13880篇。这种上升可能来自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是在1998年编辑出版学专业正式设立，开设编辑出版学专业的院校不断增加，教学师资和研究人员也在不断增加，出版研究的成果自然也越来越多，同时也带来出版研究在研究方向、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类型方面的许多变革；其次，这一时间段是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十年，给各个行业都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互联网对出版行业的影响以及出版业未来如何发展等议题亟待研讨。因此，这一阶段出版研究关注的主要议题中出现数字出版议题并不意外，从图4中可以看到“数字出版”“数字出版产业”“网络出版”等都是比较重要的关键词，而在被引最高的10篇论文中，有6篇都与数字出版、网络出版相关。除了数字出版议题外，这一阶段还延续了上一阶段中对期刊出版的关注，不过在这一阶段，期刊出版研究主要聚焦于“学术期刊”“科技期刊”。

图4 1999—2010年“出版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网络

图5 2011年之后“出版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网络

2011年至今这一阶段的研究数量仍呈现稳步上涨趋势。一方面，这与出版学科逐步壮大有关，2010年出版专业硕士被批准设立，带来了更多新生研究力量；另一方面，这与数字化对出版行业的剧烈影响相关。从研究议题来看，数字出版一跃成为研究的中心，但相较于上一阶段对数字出版议题的研究而言，这一阶段融入了许多对数字化特质的研究，如“媒介融合”“融合发展”“数字化”“大数据”“主题出版”等。在被引最高的10篇文献中，有9篇与数字出版相关，这充分体现出在新时期出版业的数字化技术革命已经到来，出版业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也产生了太多亟待研究的问题。此外，相承前一个阶段，学术出版、科技期刊、学术期刊、知识服务这类学术出版议题明显增多，显示出学术出版在出版研究中的独特地位。事实上，如果从整个出版业的发展起源来看，其最初目的就是普及和传播人类知识，因此学术出版理所应当成为出版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

综合以上四个阶段的分析可以发现：第一，总体上中国的出版研究在研究数量上不断增长，关注的议题日趋多元化。第二，不同时间段的议题在不断聚焦，逐步形成了中国出版研究领域中的一些核心议题——网络出版与数字出版，学术出版与科技期刊，出版活动（出版社与出版业），等等。第三，出版研究与行业变化之间的相关性很强，使得出版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应用性特征。

四、中国出版学科的理论贡献

衡量一个学科领域是否有发展潜力、是否成熟，最主要的一个评价指标就是这个学科领域是否为人类知识的创造做出了贡献。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其可能更多体现在这个学科领域是否有自身独特的理论贡献。伴随着中国出版研究的不断发展，研究议题的不断深入和多元，中国的出版研究是否创造出了有影响力的理论，是否为其他学科带来了新的知识和机会，这是评价其贡献的重要指标。一般而言，一个学科领域中的重要理论通常都会在其代表性文献中显现，因此本文将“出版研究”文献中被引率最高的20篇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为了能更准确地反映出中国出版研究的理论贡献，本文以“出版学理论”和“出版理论”为关键词，分别检索了被引率最高的10篇文献，作为补充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表1 1985—2021年“出版研究”总被引频次前20文献

表2 1985—2021年以“出版理论”为主题词检索总被引频次前10文献（来源类别：北大核心、CSSCI）

表3 1985—2021年以“出版学理论”为主题词检索总被引频次前10文献（来源类别：北大核心、CSSCI）

续表

从上述两表所呈现的论文中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的出版研究不乏理论层面的思考，其中既有宏观层面的思考，也有中观和微观层面的讨论，反映了研究者的理论自觉。但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更多还处于个人化的思考层面。作为理论而言，应该要能针对现实问题，提炼学术概念，并对现实问题给予逻辑解释，甚至进行预测。如果以此来评判，中国出版研究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迄今为止似乎还未能挖掘出其自身独特的理论。从上述两表中的论文来看，部分研究论文还只能算是应用对策性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很大的不足，理论贡献更是付之阙如。一个没有自身独特理论贡献的学科领域很难形成学科共识，也很难带动学科深入发展。

当然，随着中国出版研究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已注意到这一问题，除了反思不足之外，也在努力尝试在各个维度寻找理论突破口。这种尝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出版学科的理解和认识。出版学科能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出版学到底是社会科学，还是综合性学科，抑或交叉学科。其次是对出版理论研究范式的讨论。出版学理论研究存在不同的范式。第一种是史学研究范式，主要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出版活动，注重对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与论证。第二种是文化研究范式，从出版的规律、内容、实践出发，探究出版中的文化价值、文化因素对出版活动的影响等，从而形成一套针对出版文化现象的学理框架。第三种是产业研究范式，关注出版资源的开发利用，关注政治、经济以及管理等要素如何在出版业中得到展现，同时又给出版业带来怎样的影响。第四种是社会学研究范式，此范式下的研究将出版作为一个整体，关注出版活动与社会存在、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互构的问题，聚焦于出版与其他社会条件之间的互动与制约。这四种范式相互影响、互为补充，共同推进出版理论研究的发展。

陈丹等（2020）对2010—2019年7种出版学CSSCI期刊刊发的19886篇文章进行分析，发现出版学对新闻传播学、图书馆学、情报与档案管理等学科吸收度较高，同时在新闻传播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领域扩散度较高。这说明，出版学虽然还未能形成自身有价值的理论，但却正在与其他学科形成开放包容、交叉融合的学科生态系统，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支撑。

五、中国出版学科制度结构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

毋庸置疑，伴随着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和科学制度的出现与发展，学科制度结构已经成为支撑学科研究和发展的坚实物质基础，并且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研究者、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网络是学科合法性建构的最基本指标；规范的学科人才培养计划则保证了学科研究的稳定发展；学术成果的公开流通和社会评价推动了知识的不断创新，也保证了学科的不断进步；稳定的基金资助来源则是学科健康发展的基石，保证了学科知识生产的独立性。本研究从上述四个方面来考察中国出版学的学科制度结构。需要说明的是，学科制度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变革以及学科的发展而动态变化的。

在“职业化和专业化研究者、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网络”以及“规范的学科人才培养计划”方面，虽然很难精确统计目前中国出版学的研究者数量和研究机构的情况，但是仍可以通过高校编辑出版学人才培养的规模管窥之。截至2019年，全国共有721所高校开设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其中编辑出版学专业建设点71个，数字出版专业建设点19个，每年培养近5000名出版学专业的本科生。目前全国有52个学术型硕士点招收出版学方向研究生，28所高校培养出版专业硕士，18个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硕士点开设出版相关研究方向，全国每年招收2000余名出版学专业或研究方向的硕士生。目前，有17所高校开设出版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或相关研究方向，每年招收博士生60人左右。从人才培养的规模上可以推断，中国出版学的专业教师和研究队伍应该具备一定的数量规模，如果根据近年来各高校招聘教师通常要求具有博士学位来推断，那么专业化教师队伍的质量也应有较好的保障。而在学术交流网络方面，目前已有多个不同的编辑出版学相关学术性组织，包括1987年3月正式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1992年10月成立的中国编辑学会，以及2016年12月在国家一级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之下设置的二级学会——编辑出版史专业委员会。这些学术组织成为中国出版学科制度结构中稳定的一环。在学科人才培养方面，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出版学已经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了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的培养体系，课程体系也逐步成型。“根据全国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建议，编辑出版学专业核心课程有：出版学概论、编辑实务、传播学、中外编辑出版史、出版物市场营销、出版法规等。但不同学院下编辑出版学专业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各有侧重，如设在信息管理学院下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更重视新兴技术环境对出版学专业的影响，突出文理融合和社会应用，如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设在新闻传播学院下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偏重编辑应用写作、古代汉语、图书评论等文稿加工方向，如中国传媒大学、河南大学等。”

在“学术成果的公开流通和社会评价”方面，本文选择了“权威出版物及论文发表数量和被引数量”这一指标。2021—2022年编辑出版学共有9本CSSCI来源期刊，《编辑学刊》虽不在其列，但其曾一度被列入CSSCI来源期刊，因此统计时将其一并列入。本文统计了CNKI中这10本刊物2010—2020年间所发论文的总数和被引总数，其中剔除了“卷首语”“征稿”等非研究性的内容。

从表4可以看出，中国出版学的学术成果发表和评价都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如果与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如哲学、经济学、教育学、历史学、法学、文学、管理学等相比，其在论文评价（单篇引用量）上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2010—2020年间，上述期刊单篇被引频次最高为381次，哲学与人文科学类单篇被引频次最高达5265次，社会科学中单篇被引频次最高达7477次，经济与管理科学中单篇被引频次最高达5290次。虽然学术论文的被引不能完全等同于学术论文的价值，但还是代表着该学科领域的学术价值与这一学科的学术影响力。

表4 2010—2020年学术成果流通与社会评价（以10本CSSCI来源期刊为例）

续表

在基金资助方面，本文以“出版”及“编辑”作为主题词检索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库，可以看出中国出版学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量随着时间推移有着明显的增长。需要说明的是，其中有不少项目，特别是重大项目，与历史学和文学十分相关，例如“当代山西农村基层档案资料搜集、整理与出版”等，但由于都涉及出版，所以也纳入了数据统计中。从表5中可以看出，2011—2019年间重大项目与青年项目的立项数有爆发式的增长。虽然同期整个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数都在飞速增长，但是编辑出版学重大项目立项数量的增长依然反映出学科重要性的持续提升。青年项目数量的增长意味着进入这一学科的青年教师数量在明显增加。

表5 以“出版”及“编辑”作为主题词检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库的立项数

知识的大规模生产依赖于学科制度结构的不断发展，学科制度结构的不断发展理所当然会带来知识生产的不断增长。受限于学科制度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历史性资料搜集的困难，学科制度结构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动态关系很难被清晰地描绘出来。本文尝试以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量代表学科制度结构，以论文发表数量代表知识生产，来展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社科基金立项数量和论文发文数量无法直接比较，所以转化为论文发表率和基金立项率来比较。“出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首次立项是1994年，截至本文发表时仅能查询到2019年的立项情况，故本文将时间范围确定为1994—2019年。

其中，

y

表示1994—2019年中的任意一年，

y

和

f

表示该期刊的发文和基金项目立项，

N

表示总数量，

rate

表示比率。公式（1）表示1994—2019年该期刊每年发文量比率，公式（2）表示每年基金项目立项比率。

从图6中可以看出：出版学的知识生产（论文发文量/率）与学科制度结构(基金项目数/率）均呈现总体上升态势，一直到2015年，两者之间都显示出较强的拟合性，这说明学科制度结构与知识生产之间的确存在较为紧密的关联性。2015年之后基金项目比率与论文发文比率的趋势有所差异，其原因有待进一步挖掘。如果将学科制度结构的其他因素合并计算，相信与知识生产的趋势应该是一致的。

图6 1994—2019年论文发表率与基金立项率

本文虽然在知识生产和学科制度视角做了一些研究探索，但是在具体研究方面还存在有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本文选取的CNKI在数据方面仍然存在权限设置以及部分年代性数据缺损的问题，导致研究存在无法控制的数据误差；本文仅采用了关键词共现的研究方法，也会对分析结果产生影响。其次，本文在学科制度结构的分析上，将分析维度简单设置为一些具体指标，其合理性有待验证。最后，本文在检验知识生产与学科制度结构之间的关联性时，仅对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率和论文发表率进行了拟合比较，显然也远远不足以准确检验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论的准确性。

注释

① 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②③ 方文.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01(6):126-136+207.

④ 方卿.关于出版学学科性质的思考[J].出版科学,2020(3):5-12.

⑤ 吴赟,闫薇.出版学往何处去?——出版理论研究的范式危机与革新路径分析[J].出版发行研究,2019(3):15-23.

⑥⑦ 徐丽芳,赵雨婷,田峥峥.出版学学科建设回顾与展望[J].图书情报知识,2020(5):79-93.

⑧ 孙昕光,李宗刚.中国文学研究论文被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39(7):234-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