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国胜

在诸多的历史讲述里，深圳是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个符号出现的。从小渔村变为大都市，“深圳速度”令人惊叹，这一重要转折似乎也是顺畅的，可实际上，对外开放之路历经曲折。

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的成立，都是个中曲折的代表。

逃 港

很大程度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被“逼”出来的。自从1951年边境封锁后，毗邻港澳的广东发生的逃港潮不断。

1977年11月，主管广东省经济工作的省委负责人在向南下考察的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说，30多年来，从内地逃往香港的有“十九万四千两百七十四人”，这还只是汇报上来的数字。

如此长时间、大规模的逃港，不仅影响内地的生产秩序和社会安定，也让新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权“丢了颜面”。为了打退这股风潮，广东省委和中央政府穷尽办法，派军驻守防线并严惩逃港者。但对岸巨大的经济诱惑，始终牵引着内地老百姓的脚步。最终，是国门的打开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改善，止住了逃港的人潮。

故事还得从深圳河讲起。

1898年，中英签署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香港新界被“租借”给英国。自此，一条普通的深圳河一夜间成了隔开港英方和中方的界河。

但这并没有堵死两边来往的路。因为河两岸的农地是交错的，两边的人常常需要跑到对岸务农。深圳镇边上的罗湖桥虽是香港与内地来往唯一的法定渠道，但更多人选择从基本无人管辖的深圳河过境。河最窄的地方仅2米，人一跃就可以过去，或者挽起裤脚牵着牛，蹚着水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