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阳煜

1960年8月16日，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在军乐团演奏的苏联乐曲《马刀舞曲》映衬下，周恩来总理在各桌间巡回，端着酒杯向每一位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祝酒，对他们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

随着乐曲声落，在这场以周恩来个人名义举办的告别宴会上，全场响起长时间的掌声，更有一些苏联专家泪洒当场。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样一句口号，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可以称得上妇孺皆知。

1950年2月，中苏正式结盟后，两国大范围的广泛合作与援助计划随之展开。从1949年到1953年，在接受苏联的直接援助之外，向苏联学习的政策主张也在坚定推行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继而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也逐渐成形—这无疑提振了国人的信心，进而在全国范围内，更为普及地推广对苏联经验的学习。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在赫鲁晓夫新政策的影响下，中苏关系进入到更为亲密的阶段。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领域，包括冶炼、石油勘探和机械工具等方面在内，有4000多项苏联技术通过两国合作交流的方式，输入中国。

和中苏关系的进一步升温发展相适应，中国也愈发强调向苏联学习的重要性乃至必要性，向苏联学习在全国范围内成为共识。

但随着时间进展，苏联模式的缺陷也在持续暴露，经验积累起来后，自主的呼声也在增强。

工业化“华山一条道”

建国初期，新中国的工业力量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苏联的直接援助发展起来的，学习苏联运动的重点自然也是落在经济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