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威

1934年2月，蒋介石调动4路大军、50万人以堡垒战术向着中央苏区推进，这就是第五次“围剿”。

这时，红军的缔造者毛泽东已经被博古、李德剥夺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正在“靠边站”。

此前一个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把第五次反“围剿”定性为“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结论当然就是：决战。

毛泽东慨叹：“决战论兴，红军危矣。”

根据地守不住了

拿什么去和数倍于己、装备优胜的敌方正规军决战？只能是拿红军战士的宝贵生命。

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是广昌，蒋介石部队猛攻，而红军则按照命令死守。打了17天，广昌失守，红军伤亡5500人。

而这时，毛泽东正在会昌“病休”。这次病休，也不是没有收获。他和张闻天在云石山的一座古庙里一起居住过一段时间，张闻天这位曾经的激烈批评者，也开始转向支持毛泽东。

王稼祥、张闻天、任弼时等党内重要人物的一个个转向，为后面的遵义会议最终抛弃“王明路线”准备着力量基础。惨败，会让一部分人清醒。

广昌惨败之后，红军节节败退，博古、李德便开始准备“转移”“退却”了，再没有了死守寸土的信心。

1934年7月7日，寻淮洲、粟裕率红七军团东征、北上，出发的名义是北上抗日，所以这支部队又叫“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1934年10月10日，红军主力全部集结出发。

这时候，红军并不知道要去哪里，前途何在，但都知道根据地守不住了。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用生动的语言阐述过根据地的重要性：“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