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郁

平路。台湾知名小说家、专栏作家。代表作 《玉米田之死》 、 《何日君再来》 、《黑水》 、 《袒露的心》 ，新作 《间隙》 等。

涟漪

笑容甜美，杀人手法却像蛇蝎般冷血。

内搭灰色条纹背心，还不小心露出红色内衣肩带，似乎期盼红内衣能带来好运，逃过一死。

时至今日，在网上搜寻2013年“台湾新北市八里双尸案”的消息，关于被定罪的咖啡店长谢依涵，媒体的描述仍赫然在目，充满带有指向的形容词。

是年，27岁的妈妈嘴咖啡店店长谢依涵被控觊觎钱财，将咖啡店的常客、79岁富商陈进福与其妻张翠萍迷昏、杀害，抛尸河中。

杀人犯年轻、面目秀气;死者有财力，太太是大学教授。事发地位于台北近郊，常人散步或骑车路线上。咖啡店带着文艺调性，而非其他刑事案件的黑暗角落。一时间，满城风雨，谢依涵成为背着“蛇蝎女”之名的众矢之的。

谢依涵承认罪行，但也供述她和陈进福有来往，被其要挟，后者还怂恿她与之一起杀害妻子获取钱财。法庭对这些均未采信，质问她：“为什么还要上诉，为何还不赎罪？”

在台湾作家平路看来，大家只觉杀人者定是坏人，被害者定然无害。如同能望到刻在人额头上的印记，“一看就知道，朝着她丢石头，我们就安全了。当然被告并不无辜，但她究竟为何杀人？没有人感兴趣。甚至还有路人表示要去事发地过节，游客跑来拍照、打卡，有些人把莫须有的事安到咖啡店老板身上等等。”

她记得D·M·托马斯的《白色旅馆》写的那句：“人类的灵魂是个远方的国度，遥不可及，想要成功抵达，先要在峭壁之间辟出良港。”

根据此案创作的小说《黑水》于2015年底出版。平路在网络上找到不同身份的人对此案的评论、被害者家属的回忆、检察官和法官的审讯记录，以及杀人者男友的采访。尽管没有访问到当事人，但平路时常踱步在案发现场，心里一问一答，“究竟你怎么走到这一步？”

她笔下的店长佳珍，想象的理想画面便是与男友宪明结婚后，开一家自己的咖啡店。她深信只要拥有了一家咖啡店，日子就会顺其自然地美好下去。然而常来店里的洪伯用迷药迷奸佳珍，告知已有金钱汇入她的账户，还以两人的关系来要挟即将结婚的佳珍。绝望中的佳珍走向洪太，希望能获得理解。对方却轻蔑地将其视为“援交女”，骂她“犯贱”。

不知道怎么结束、绕过洪伯这道困难，又在洪太那里受到刺激，慌乱中的佳珍酿成大错。

平路在意的并非案件本身，而是佳珍与洪太代表的女性在生活中的无望，那些错综的人心，和不加分说涌向受害者与加害者的“黑水”。“小说不过是走向真相的开始，你找到的第一个口岸。读小说时，你可能暂时把自己戴了很多年的有色眼镜摘下，同时你也看到了别人的有色眼镜。”

重构

平路本名“路平”。台湾文学界流传一个段子：一次平路跟朋友打赌输了，就说把名字倒过来写，还自我解嘲说：“路平是一个形容词，平路则是动词，表示力量、壮志，自己去开路。”

上大学，18岁的平路进到台大心理系，系里的气氛鼓励学生发现自己、做自己想做的那个人。“在当年保守的台湾社会，非常难得。”那时出国是台湾人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平路也不例外。因为爱荷华大学教育统计系的獎学金，她转到数学系，获得数理统计硕士。天天去华盛顿DC上班，生活朝着既定轨道，就仿佛上下班经过的大片玉米田一样，一眼看到坦途和未来。

“日子难道就这样下去了。万一忘记我的母语怎么办？会不会某一天做梦都在讲英文？”去洗手间，平路惊觉镜子里的人，跟以前讲中文的那个是两个人。

“说英文和中文用的肌肉不一样，英文嘴型更夸张的。我怕再过一段，可能连自己都不认得自己了。”

上班的空隙里，她写下短篇处女作《玉米田之死》。书中的记者“我”，读到报纸里有关在美华裔自杀者陈溪山的讣闻，心念一动，想要寻求事情始末。遍访陈的身边人后，“我”越来越发现自己与陈溪山的共同点：“美国是梦，婚姻是梦，所有的臆测，只不过反映我自己的心境。他曾经辛苦地活过。我呢，和泥土疏远，职业虚伪，一切只是浮夸。”

评论界往往用海外华人作家的“乡愁”来定义这篇小说的内涵。平路以为不尽然。“其实里头有你青春的样子，最想念的爱情，对土地的感情，不能够回转的时间，无以明志的沧桑。我们常常说近乡情怯，怯的是什么？不仅仅是去国怀乡的思念，还有更多你和它拉扯的，再也无法实现的东西。远远比‘乡愁这两个字要全面得多。”

此后，平路将眼光投向数位华语世界耳熟能详的伟人、明星，却从不以惯常的角度书写。“人们总以仰角来看待这些偶像，甚至也包含了自恋的成分。我就是想把这些仰角变成平等的视角。”

王德威称平路为“自觉的形式主义者”：《黑水》里交替刻画佳珍与洪太两位女性;《何日君再来》则选用了情报员的视角，颇为奇特。而她的回应是：多视角和平行结构，正是多一重事实与想象。“我和读者有一个最起码的契约，你有耐心让我把故事慢慢展开，我一定会让你黏住你的手指，一篇一篇往下翻下去。”

邓丽君的死，与光鲜亮丽之下她的心理流动，对平路始终是谜题。她曾揣着一盘盘的歌带，去往泰国、日本等地，去过香港，还曾在清迈驻留了一个月。坐着小船，越过芦苇荡，抵达金三角的“三不管”地带。新鲜的湿空气，坪河中漂着的木块，沿路的赌场与走私迹象，不费力便嗅到的茫然和迷乱。“原来不用讲话，不用唱歌，不用费劲呼吸，不必解释什么，再也不必辛苦地否认什么。自己只是一条鱼……闭上眼，只是虚幻的光亮，逃不出去……”

透过回访和追溯，平路看到一个长期被不同层次的枷锁捆绑的邓丽君：一面是歌声被转化为“军中情人”的封号;一面是童年时失去温暖和爱，成年后出于安全感，与法国男友痴缠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