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硕

清代的三位盛世君主康熙、雍正、乾隆皆对修纂书籍情有独钟：康熙帝组织修纂了40卷本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帝亲自编撰了4卷奇书《大义觉迷录》。“十全老人”乾隆则下诏征集天下之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整理编纂出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全书多达79000余卷。与此同时，乾隆帝还多次颁布谕旨，择专人修纂了《钦定续文献通考》《日下旧闻考》《唐宋诗醇》等一批书籍；其中最具争议者，当属《贰臣传》。对于此书的修纂原因，学界至今莫衷一是。

修纂《贰臣传》的官方说法

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命国史馆为“明臣之降顺者”另立《钦定国史贰臣表传》，叮嘱修纂官据实直书，瑕瑜不掩。此书最终定名为《贰臣传》，分为甲、乙二编，作为《清史列传》的第78卷和第79卷收入其中。书中记述了明清鼎革之际的“贰臣”传记凡120篇（另有5篇为附传）。对于事穷势迫、力屈俘降的洪承畴、祖大寿、李永芳等51人，视为本朝“宣力之臣”，编入“甲编”。至于“嗜利偷生”的钱谦益、“谬托保身”的龚鼎孳等69人，仕清之后“觍颜持禄、尸位素餐”，俱归“乙编”，“以昭褒贬之公”。更有甚者如冯铨，本系明季“阉党”，有才无德，构陷忠良，归顺之后，又夤缘依附多尔衮，祸乱朝纲、腆颜无耻，被追夺“文敏”的美谥，斧钺凛然。

《贰臣传》的出现，开创了史书编纂的一种全新类传。将降臣单独列传，实为乾隆皇帝首创。那么，此举究竟原因何在？

乾隆皇帝曾郑重声明：官修《贰臣传》是“为万世臣子植纲常”，将那些“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悻生，靦颜降附”的背主投敌之人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传信简编，而待天下后世之公论”，借此彰显《春秋》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