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硕

清代的三位盛世君主康熙、雍正、乾隆皆对修纂书籍情有独钟：康熙帝组织修纂了40卷本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帝亲自编撰了4卷奇书《大义觉迷录》。“十全老人”乾隆则下诏征集天下之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整理编纂出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全书多达79000余卷。与此同时，乾隆帝还多次颁布谕旨，择专人修纂了《钦定续文献通考》《日下旧闻考》《唐宋诗醇》等一批书籍；其中最具争议者，当属《贰臣传》。对于此书的修纂原因，学界至今莫衷一是。

修纂《贰臣传》的官方说法

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命国史馆为“明臣之降顺者”另立《钦定国史贰臣表传》，叮嘱修纂官据实直书，瑕瑜不掩。此书最终定名为《贰臣传》，分为甲、乙二编，作为《清史列传》的第78卷和第79卷收入其中。书中记述了明清鼎革之际的“贰臣”传记凡120篇（另有5篇为附传）。对于事穷势迫、力屈俘降的洪承畴、祖大寿、李永芳等51人，视为本朝“宣力之臣”，编入“甲编”。至于“嗜利偷生”的钱谦益、“谬托保身”的龚鼎孳等69人，仕清之后“觍颜持禄、尸位素餐”，俱归“乙编”，“以昭褒贬之公”。更有甚者如冯铨，本系明季“阉党”，有才无德，构陷忠良，归顺之后，又夤缘依附多尔衮，祸乱朝纲、腆颜无耻，被追夺“文敏”的美谥，斧钺凛然。

《贰臣传》的出现，开创了史书编纂的一种全新类传。将降臣单独列传，实为乾隆皇帝首创。那么，此举究竟原因何在？

乾隆皇帝曾郑重声明：官修《贰臣传》是“为万世臣子植纲常”，将那些“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悻生，靦颜降附”的背主投敌之人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传信简编，而待天下后世之公论”，借此彰显《春秋》之义。诚然，明清易鼎之际，战局波谲云诡：自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到多尔衮攻入北京，耗时28年；如果再加上南明诸政权以及夔东十三家军的抗争，时间则更长。在近半个世纪的角力拉锯中，相当数量的文臣武将背弃旧主，出仕新朝。有鉴于此，从当政者的角度出发，确实有必要对归降诸人正本清源，分辨淄渑。可问题在于：既然清朝君主要彰善瘅恶、信今传后，缘何康熙、雍正两朝并未有编纂之举呢？笔者认为：乾隆在1776年启动《贰臣传》修纂工程，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具体而言，与“王伦起义”以及“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事有关。

“王伦起义”暴露满汉畛域问题

清中叶爆发的“王伦起义”迫使乾隆皇帝不得不重新审视满汉关系。在修纂《贰臣传》的前两年，即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山东寿张县农民、清水教领袖王伦率众起义，一夕之间攻占寿张县城，继而连克阳谷、堂邑以及临清旧城，多次击败八旗军和绿营兵。鉴于临清地处大运河要冲，关乎南北经济命脉，故乾隆皇帝迅速派遣老将舒穆禄·舒赫德为钦差大臣，率领精锐的火器营、健锐营前往弹压，并调集直隶等地的驻防旗兵、绿营兵以及东北的索伦兵参战。面对兵力、装备占有绝对优势的清军，起义军据城坚守，打退了敌人数次猛攻，最终归于失败。

“王伦起义”是清代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虽然历时一月的起义仅仅波及运河沿岸的数城，却在思想领域给予了乾隆皇帝沉重打击：据山东按察使富察·国泰等官员奏报，清水教在流布、起义的过程中，带有明显的“反清复明”色彩。由于文字狱的原因，诸多存在“悖逆”思想的书籍遭到禁毁，导致我们几乎看不到王伦起义过程中的民族主义倾向；但在王伦举事前两年，即乾隆三十七年（1772），清政府曾对活跃在鲁西各地的清水教众进行搜捕，查抄出大量“邪书”，内中有“平明（胡）不出周刘户”“贼星八牛，火焚幽燕”，以及“朝廷离幽燕，建康城里排筵宴”等悖逆之语。此处的“胡”即指来自关外的清朝统治者，而“火焚幽燕”则与王伦散布的北京有“鬼家反了”，及其沿运河北上直指京师的进军路线正相契合。是故，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清水教义中包含有大量“反清复明”的因素。

此前，清代统治者本以为通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经营，尤其是历次盛大南巡，已经彻底击碎了汉族百姓心中“反清复明”的幻梦；岂料竟在毗邻畿辅的山东，爆发了如此规模的起义，开启了“乾隆朝最后三十年的骚乱”之序幕。是故，“王伦起义”迫使乾隆皇帝不得不重新审视满汉畛域问题，并做出相應的调整。

“两征金川”凸显将领统兵无方

《贰臣传》编纂的同年，历时近30年的“大小金川之役”宣告结束。

大、小金川位于今四川省西北部大渡河的上游，属于川西土司统辖。乾隆初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恃强生事”，侵掠周边，屡禁不止；至乾隆十二年（1747），更围攻明正土司所辖鲁密、章谷等地，逼近咽喉要道炉城（今康定）。为稳定西南局势，朝廷派张广泗出师征讨，但莎罗奔凭借坚固的碉卡，据险自守。清军围困其两年而返。自乾隆三十六年 （1771），大、小金川联手复叛，直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方才彻底平定。面对一个人口仅数万的土司，乾隆先后调遣张广泗、钮祜禄·讷亲、岳钟琪、富察·傅恒、费莫·温福、伊尔根觉罗·桂林等满汉名将，投入60万兵力入川弹压，仍是师老兵疲，前后跨越近30年才使其降伏，所费公帑高达7000万两。

在乾隆帝看来：两征金川劳师糜饷的重要原因是前线将帅失和，统兵无方。首次金川之役，川陕总督张广泗与四川提督、老将岳钟琪之间本有嫌隙，相互掣肘；而乾隆钦命的“经略大臣”讷亲则恃宠而骄、刚愎自用，引起张广泗不满，“坐视其败，以忮杀其身”。三人在前线展开权斗的种种做法，完全置国家社稷于脑后。待到第二次金川之役，清军将领并未汲取此前的教训：定边右副将军温福刚愎自用，不但置酒高会，更兼构陷良将，最终落得兵败生死的下场；其副手四川提督桂林更是荒唐到在驻地大兴土木，醉酒笙歌，甚至用重金赎买被俘士兵以掩饰败绩。

两征金川的种种失利，使乾隆皇帝不禁慨叹：入关不过130余载，统军将领竟然罔顾社稷，为谋私利，视国事如同儿戏。鉴于金川战事的教训，乾隆帝谕令编纂《贰臣传》，一方面是借此风励臣节、劝勉驰骋疆场为国尽忠。另一方面是告诫统兵在外的战将，务必以书中遗臭万年的“贰臣”为鉴，断不可心存侥幸，首鼠两端。

修纂《贰臣传》反映出统治阶层的分化

镇压“王伦起义”“大小金川之役”中暴露的诸多问题，迫使乾隆帝不得不重新审视清政府所倚重的官僚集团，而《贰臣传》的修纂，便是乾隆调整精英阶层的重要举措之一，折射出清中叶的统治阶层分化现象。正如学者罗友枝在《最后的皇族》一书中提到的，“清代社会的第一个重大分野是旗人与普通百姓的分野”，是将满洲、蒙古和汉军八旗聚合成为一个共同的利益集团——旗人。诚然，此举在后金以及清前期起到了积极且卓有成效的作用，形成了较强的凝聚力，使八旗在人数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定鼎中原，然而，18世纪以降，在政权结构日益稳固的同时，一个不区别族属的“旗人”概念，已经不适合新形势的发展。一方面，“旗人”团体已经完成了自身在明清易鼎之际的历史使命，逐渐沦为大一统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极易被“有心人”煽动、利用。这一点在清水教传播，以及“王伦起义”的过程中已经被证实。另一方面，入关百余年来，庞大的旗人人口不仅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负担，更滋生骄奢淫逸之风，丧失了尚武之俗与敦崇俭朴的美德，导致诸将在金川战场上或齮龁同袍，或懦弱畏战。

有鉴于此，乾隆帝在文化领域主要采取了两项政策。其一，将旗人与满族加以区分。在满族亲贵中提倡“清语（满语）”，组织各世家大族编纂族谱，强化族属，弱化涵盖蒙古族、汉军在内的“旗人”概念。其二，牺牲明末投诚而来的汉族官员，将其列入《贰臣传》，站在大一统王朝君主的角度，对其叛国投敌行为进行客观评价。如此既可以“维万世纲常也”，又能与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取得共识。

应该说，《贰臣传》的修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清一代出现降臣叛将的比率大大降低。即使是力挽狂澜，立下不世之功的曾国藩，坐拥湘军30余万，面对左宗棠“鼎之轻重，似可问焉”的灵魂拷问，纵然朝廷是“主少国疑”的局势，仍不敢越雷池半步，只留下“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集句联。

（责任编辑：叶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