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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我们的友情于《三叶集》结合

2021-07-27吕传彬

文史博览·文史 2021年5期
关键词:宗白华田汉歌德

吕传彬

五四运动时期,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和田汉(1898—1968,湖南长沙人)都在日本留学。他们像一对灿烂的双子星,同时出现在文坛上。郭沫若最早发表的作品,是1919年9月11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刊载的两首新诗《抱和儿浴博多湾中》和《鹭鸶》;田汉最早发表的文章,是1919年7月15日《少年中国》杂志上刊载的《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而这两个刊物的编辑是同一个人——宗白华(1897—1986,江苏常熟人)。

当时22岁的宗白华,已经在上海同济德语专修科学了4年德国文学。他跟几个同学一起,加入了著名的进步团体“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学会的刊物《少年中国》由李大钊在北京主持,然后将每月一期的稿件寄到上海,由宗白华负责编辑,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田汉比宗白华小一岁,他当时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读文科,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东京分会。1919年暑假,他由东京乘船到上海,特地去拜访了宗白华,两人一见如故,成了亲密的朋友。他们一同讨论文学和人生的问题,一同去欣赏民间艺人的演出。就在这一段交往中,田汉酝酿了他的第一个剧本《歌女和琴师》。

这年9月初,上海《时事新报》的总编辑张东荪聘请宗白华接替郭虞裳担任该报文艺专栏《学灯》的主编。宗白华接任主编后,从积压的稿件中发现了郭沫若的诗稿。宗白华后来回忆说:“沫若的诗大胆、奔放,充满火山爆发式的激情,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抒情的天才,一个诗的天才,因此对他寄来的诗作很重视,尽量发表,尽管他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郭沫若在他的自传里也写道:“使我的创作欲爆发了的,我应该感谢一位朋友,编辑《学灯》的宗白华先生。”

1920年初,宗白华分别写信给郭沫若和田汉,介绍他们两人相识。他给郭沫若的信中说:“我有个朋友田汉,他对欧美文学很有研究。他现在东京留学。他同你很能同调。我很愿你两人携手做东方未来的诗人。你若愿意抽暇去会他,我可以介绍。”

这时,宗白华正在为《少年中国》编辑一个“新诗问题讨论专刊”。他向田汉约稿,田汉写了两篇很长的论文,一篇是《诗人与劳动问题》,另一篇是《歌德诗歌研究》。稍后,宗白华给田汉的信中说:“我近有一桩极可喜的事体,可减少我无数的烦恼,给与我许多的安慰,就是我又得着一个像你一类的朋友,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我已写信给他,介绍他同你通信,同你作诗伴。你已知道了么?我现在把他最近的一首长诗和寄我一封谈诗的长信寄给你看,你就知道他的为人和诗才了。”

郭沫若在那几天正好借阅了《少年中国》杂志第1、2期,读到了田汉讨论新诗问题、介绍美国伟大诗人惠特曼的文章。郭沫若自己对于新诗的革命观点和浪漫主义风格,跟田汉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从内心里起了强烈的共鸣。

当时郭沫若已经27岁,在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医科二年级学习。从福冈到东京乘火车有3天的路程,所以郭、田二人之间只能书信往来。1920年2月9日,田汉从东京给郭沫若写了第一封信,信中说:“沫若先生我若是先看了你的长诗,我便先要和你订交——哪怕是你不肯下交我这样的蠢物。——又何况有白华兄这样珍重的介绍呢。我真欢喜!我真幸福!我所交的朋友很多天真烂漫、思想优美、才华富丽的人,于今又得了一个相知恨晚的‘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我如何不喜欢、如何不算幸福呢?”

此后,他们三人在东京、福冈、上海三地,频繁通信,由文字之交而结成了深厚的兄弟情谊。这深情厚谊,一直保持了半个世纪。

他们真诚坦率而又丰富多彩的通信往来,对三人的文学活动产生了极好的影响。郭沫若《女神》的出版,开一代诗风,成为新文学史上的里程碑。1920年初,当郭沫若酝酿长诗《凤凰涅槃》的时候,他在给宗白华、田汉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很想能如phoenix(凤凰)一般,采集香木来,把我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烧毁了去,从那冷净了的灰里再生出个‘我来!可是我怕终竟是个幻想罢了!”

当郭沫若沉浸在创作的苦闷里,思想十分矛盾的时候,田汉及时地写信来鼓励他:“沫若先生!你说你现在很想能如凤凰一样,把你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从冷净的灰里‘再生出来吗?好极了,这决不会是幻想!因为无论何人,只要他发了一个‘更生的宏愿,造物是不能不答应他的。我在这里等着看你的‘新我诞生啊!”

郭沫若写完他的不朽作品《凤凰涅槃》,就寄给了上海的宗白华。不久,《时事新报·学灯》以连续两天的整版篇幅刊登了《凤凰涅槃》,在当时的新文坛上,确实是“打破了一个纪录”!这首诗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被公认为一鸣惊人的新诗歌代表作,也是新中国的预言诗。

在一片赞扬声里,作为知心挚友的宗白华,恳切地向郭沫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觉得你的诗,意境都无可非议,就是形式方面还要注意。你的诗又嫌简单固定了些,还欠点流动曲折,所以我盼望你考察一下,研究一下。你的詩意诗境偏于雄放直率方面,宜于做雄浑的大诗。所以我又盼望你多做像‘风歌一类的大诗,这类新诗国内能者甚少,你将以此见长。但你小诗的意境也都不坏,只是构造方面还要曲折优美一点。要意简而曲,词少而工。”

三人通信对田汉的最大影响,是让他在讨论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方向。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做自我解剖以后写道:“我此后的生涯,或者属于多方面,但不出文艺批评家,戏剧家,画家,诗人几方面。我自小时来就有做画家的手腕,可是此调久不弹了,恐怕只能应用向文艺的描写方面去。我除热心做文艺批评以外,第一要热心做dramatist(戏剧家)!”

他与宗白华、郭沫若反复商讨后,制订了创作“民主艺术的新浪漫主义”戏剧的计划。他认识到:“我们做艺术家的,一方面应把人生的黑暗面暴露出来,排斥世界上一切虚伪,立定人生的基本。另一方面更应把人们引入艺术的境界,使生活艺术化,即把人生美化!”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田汉创作了他早期的几部富于诗情画意、追求自由解放的剧本《小提琴和蔷微》《灵光》以及成名之作《咖啡店之一夜》。

他们这种反抗黑暗势力、创造光明社会的文学理想,直接促成了“创造社”和“南国社”的成立。

1920年3月,田汉趁春假的机会,从东京专程到福冈访问郭沫若。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值得记载的一段佳话。

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将近两个星期。由于郭沫若的妻子安娜产后需要照料,所以郭沫若和田汉每天一同煮饭烧菜,一面做家务一面谈文艺。他们从古代的屈原、李白,谈到外国的歌德、泰戈尔,从诗歌戏剧谈到美学哲学,越谈越兴奋。有时,他们带着郭沫若的孩子一同到海边散步,郭沫若向田汉一一介绍他当初酝酿诗歌创作的地方。正好这时宗白华从上海寄来了刚出版的《少年中国》的“诗学专号”和刊登着郭沫若诗作的《时事新报·学灯》。他们两人一起阅读,相互讨论,真是高兴万分。

3月22日,郭沫若和田汉同游梅花名胜地——太宰府,走进山腰的庙宇,欣赏阳春的红梅;又登上顶峰,眺望天际的白云。他们喝了一点儿酒,彼此谈到文学上的抱负。郭沫若说:“我们的五四运动,很像青年歌德和席勒所处的‘狂飙突起运动,同是由黑暗的封建社会过渡到争取自由解放的新社会!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划时代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努力创造!”

田汉接着说:“沫若兄,我希望你做东方的歌德!我呢,我要做东方的席勒。咱们并肩奋斗!”

“寿昌(田汉),我们不仅要向歌德和席勒学习,我们还要努力超过他们的成就。让我们携手做东方的新诗人吧!”

“德国艺术家铸造了歌德与席勒并肩携手的著名铜像纪念他们。今天,让我们也并肩携手照一张相片,做活的铜像留给后人作纪念吧!”

他们把摄影师找来。日本摄影师按惯例请他们在梅花树下一坐一立,他们却偏要并立而照。摄影师说:“那样就跟两个铜像一样啦!”郭沫若和田汉会心地相视而笑。几天后,他们把这张放大的照片寄给了上海的宗白华。

郭沫若、田汉和宗白华这一时期的来往信件共20多封,不久后就整理成《三叶集》。1920年5月,宗白华出国留学前夕,把这一部书稿编好交给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书名是由郭沫若建议的。“三叶草”是指一种三叶并生的植物,取来作为三人友情的象征。这部通信集内容丰富多彩,感情纯真朴实,从中可以看到五四时期新青年的赤诚的灵魂和坦荡的胸襟。在这些信中,郭沫若对诗歌、田汉对戏剧都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三叶集》比郭沫若第一部诗集《女神》和田汉第一部戏剧集《灵光》早一年出版,可说是他们早年对革命浪漫主义文学主张的共同宣言。

田汉在《序》中说:“我们三人的友情,便由这部《三叶集》结合了。此中所收诸信,前后联合,譬如一卷《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发表此书后,德国青年中‘维特热大兴。《三叶集》出版后,我国青年中必有‘三叶热大兴哩!”

《三叶集》出版后,果然引起了青年们的共鸣和社会上的关注,很快销售一空,几乎每年再版,到1929年一共翻印了七版(后被國民政府列入“禁书”,停止发行)。这在20世纪20年代的许多出版物中真可算是最畅销的书之一了。

(责任编辑:亚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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