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寅生

在民国军界，蒋百里（1882—1938）属于泰斗级的人物，他从日、德学成归来，当过保定军校校长，代理过陆军大学的校长。民国时期的高级将领，多从这两所军校出身。比如北洋军阀时期，不少中高级军官就是保定军校的学生；1924年，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当时的不少教官也是保定军校出来的学生；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两湖战场上的主要将官如唐生智、陈铭枢、叶挺等都出自保定军校。

因为这一历史渊源，1929年，蒋百里应蒋介石之邀赶赴南京时，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从下关车站到新街口，到处张贴着“欢迎军界泰斗蒋百里先生”的标语，当晚，蒋介石举行欢迎蒋百里的宴会，各高级将领均来作陪。

尽管声望如此之高，但蒋百里一生从未有过手握兵权、独当一面的机会，多数时间，他都是靠自己的军事理论来影响中国的军事实践。

抗战爆发之后的军事进程，不少方面验证了蒋百里此前的预见预判，当年他在《国防论》扉页上题词：“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这句话振奋了中国军人的抗日决心，他提出的战略战术设想更有效指导了中国军民的持久抗战。

陶菊隐（1898—1989，湖南长沙人）是当时的知名记者，他本人不懂外语，却能根据别人所翻译的外文资料研究国际局势，发表过一批颇有见地的文章，蒋百里很欣赏陶菊隐的敏锐，两人由此成为忘年之交。

抗战爆发之后，蒋百里两度出国，一面考察国际局势，一面为中国抗战争取支持。1938年8月，他从欧洲回来后，向蒋介石汇报自己此番出使经过，谈及当时的国际形势，他提到自己有个朋友陶菊隐近年研究国际问题，很有见地，希望蒋介石能召见陶某听听他的意见。蒋介石此时求贤若渴，自然应允，但其时陶菊隐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若直说是远在汉口的蒋介石要见他一见，陶菊隐可能会以兵荒马乱、来往不便婉拒邀约，于是蒋百里心生一计，他先从香港致信陶菊隐，说自己有要事相商，请他务必来港一叙，随信汇去两百元路费，信的末尾更表示：如果陶菊隐不来香港，他就要来上海与陶相见。陶菊隐担心蒋百里来沪不便，于是回信表示自己愿去香港与他见面。

陶菊隐向《新闻报》请了10天假，9月5日从上海启程，9月7日抵达香港，下船后，蒋百里的夫人佐梅前来迎接。陶菊隐一路问蒋夫人先生何在，佐梅一味支吾，说他在等你。陶菊隐住下之后，不见蒋百里，吃完饭，依然不见蒋百里，陶菊隐大为不快，说蒋先生既然不肯露面，他只好乘原班轮船回沪，佐梅见此，只好说：“现在老头子在你们湖南，他马上就会回香港来看你，他叫我负责招待你，你总得见他一面才能走。”

陶菊隐答应可以再等蒋百里几天，这几天里，佐梅让蒋百里的侄子陪陶到处游玩，眼见假期将尽，依然不见蒋百里回港，陶菊隐于是又要定回沪的船票，佐梅这时又说：蒋百里现在可能在湖南南岳衡山，请陶先生去那里和他做一短暂的会晤，然后再折回香港，转轮返沪。

听到此话，陶菊隐有些气恼，说你们这样捉弄我，究竟为什么？佐梅苦劝陶菊隐千万要去衡山走这一遭，还表示自己愿带两个女儿陪陶先生前往。陶菊隐却不过夫人的情面，只好答应前往湖南。

陶菊隐与佐梅、蒋百里的两个女儿先船后车，几经周折，总算赶到衡山，见到了蒋百里。其时，蒋百里正在主持陆军大学由南京内迁的工作。

陶蒋见面，蒋百里先谈了当时的局势，而后请陶菊隐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在近期爆发讲讲自己的意见，陶菊隐认为尽管希特勒近日对捷克虎视眈眈，但英国在军事上毫无准备，外交上也需要调整一下，不大可能立即同德国决裂，结论是英、德近期打不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不可能很快爆发，中国问题还须中国人自己努力，不能把国家民族的命运完全寄托在外人手上。蒋百里深以为然，对陶菊隐讲：“好，明天我们就动身到汉口去，你向委员长当面一谈。”陶菊隐至此才知，原来蒋百里将他约到内地，是为了带他去见蒋委员长。

陶菊隐当时实在不想再去汉口，借口说我这一知半解都已向您讲过，由您转述即可，何必非让我去见委员长呢？蒋百里说：“我早就知道你不愿离开上海，所以才不用委员长邀请的名义，而是由我把你引到内地来，如你不去汉口，我将无以报命。”他向陶菊隐保证：绝不强求他在内地担任任何工作，见过委员长后便可回上海继续当他的新闻记者。

9月24日，蒋陶二人抵达汉口，25日，蒋介石即约见陶菊隐，咨询他对最近欧洲局势的看法，陶菊隐陈述了自己的見解，谈话结束，已过正午。蒋介石想给陶菊隐安排一个职位，蒋百里代陶婉拒，说陶菊隐目前还不能离开上海，委员长不必给他任何安排。

回到饭店，陶菊隐就想返沪，蒋百里却又要他将自己的观点整理成文字。就在这数日间，欧洲局势出现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重大变化，一贯奉行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三度飞往德国，终于在9月29日深夜与希特勒达成了《慕尼黑协定》，战云密布的欧洲暂时放晴，张伯伦自以为得计，又趁势与希特勒签署了所谓“英德宣言”，宣称两国“彼此将永不作战”，“决心以协商办法”解决两国间的一切争端。对这一纸互不侵犯的宣言，张伯伦视如珍宝，回伦敦后得意洋洋向英国人宣称：“整整一代人的和平有了保障”，“现在我请你们回去，在你们的床上安心睡觉吧！”

事态的发展果然验证了陶菊隐的预判。

9月29日，蒋介石秘书陈布雷来到陶菊隐下榻的饭店，拿走陶菊隐写给蒋介石的材料，又将两本密电码分交蒋百里、陶菊隐，叮嘱陶菊隐：你回上海后，国际间发生重大变故，委员长当随时咨询你的意见，所有往来电报，指定由上海中央分社社长冯有真转送，必要时委员长当邀请你再来内地见面。

回到上海后，陶菊隐与蒋介石有过多次电报往来，先后就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日苏矛盾冲突、日美会谈等国际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进占公共租界，陶菊隐担心密码本会被日军发现，冒险回到报社将密码本及与蒋介石、陈布雷等人来往密函烧毁。

有关蒋百里邀陶菊隐去见蒋介石的经过，陶菊隐都把它写在了《记者生活三十年》里。在书中，陶菊隐对当时名人颇多揶揄，唯对蒋百里推崇备至，说：“大凡聪明才智之士，对学问不肯下刻苦功夫，哪知百里以绝顶聪明而又具有无限的求知欲。大凡聪明而又有学问的人，往往恃才傲物，哪知百里虚怀若谷。自己有百善而毫不自满，别人有一技之长获一虑之得，就不禁倾倒备至，游扬不遗余力。”

（责任编辑：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