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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如何讲述党史的

2021-07-27南晨

文史博览·文史 2021年5期
关键词:长征党史

南晨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际,一场党内集中教育——党史学习教育正在全党如火如荼地展开。

2021年也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40周年。百年党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探索史、奋斗史,蕴含着无穷的智慧与精神力量。那么新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和学习党史?如何讲好党史故事?如何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精神力量来指导实践?本期特稿将聚焦一代伟人毛泽东与党史背后的故事——

毛泽东说过:“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的更好。”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而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在这方面,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不但始终走在前、做表率,而且使之成为一门领导艺术。

讲建党:“那时谁也看不起我们”

作为一位一生都在追求未来的伟人,毛泽东几乎没有时间停下脚步来回首往事,实际上他从心里并不愿意回忆自己的经历。毛泽东唯一一次比较完整地谈到自己的经历是在1936年10月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在陕北保安那几个秋意凉爽的日子里,毛泽东在窑洞中与斯诺彻夜长谈。当时,斯诺多次请求毛泽东谈谈自己的经历,但毛泽东还是不愿意,直到斯诺说“大家读了你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后,毛泽东才同意谈谈自己的生平。

凭着第一手资料,斯诺离开陕北后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一书,第一次较为真实、广泛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革命根据地。对于《西行漫记》一书,毛泽东印象很深,评价也很高。据时任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的翻译吴亮平(吴黎平)回忆,毛泽东不但看过《西行漫记》,并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提到,这本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

正是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第一次讲述了自己所经历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的故事(以下关于斯诺的采访内容来自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出版,1979年12月)。

“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會。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的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何叔衡)。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等。我们一共有12个人。那年10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其成员有高语罕、朱德和张申府。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瞿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

关于参加党的一大的情况,毛泽东后来又在1945年中共七大预备会上提到:“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监牢里(1945年9月已被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当时中央还不知道——引者注),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代表解放区赴美国参加筹备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我也是一个。12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会是在7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7月1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

“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我们中国《庄子》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

“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24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发表讲话时称:“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小组,现在也是领导着整个国家,领导着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党。”

1961年10月,毛泽东对日本朋友说:“后来被压迫的环境迫使我们成立了共产党。1921年只有几十个党员,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只有12个代表。那时谁也看不起我们,说共产党吹牛皮,根本不在话下。……1921年那个时候,党员人数很少,关键问题是能否团结群众,有无正确的政治路线。”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毛泽东触景生情,不禁回忆起党的历次代表大会,谈得最详细的仍是中共一大。

关于建党初期,党的主要工作方向,毛泽东早在1936年就曾对斯诺回忆过:“到1922年5月,湖南省支部——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20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当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大部分大矿的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学生也几乎全部组织起来。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关于建党后开始从事工人运动的经历,毛泽东曾与时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郑洞国简略地谈到过。1954年的一天,毛泽东邀请郑洞国到中南海去做客。在中南海,郑洞国对毛泽东说:“我有一个问题,您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学得这样好?”毛泽东听罢一愣,看了郑洞国一会儿,才笑着说:“我当年接受马列主义之后,总认为自己已经是革命者了,哪知道一去煤矿,和工人打交道,工人不买账。因为我还是那么一副‘学生脸‘先生样,也不知道怎样做工人的工作。”“那时,我成天在铁道上转来转去,心想这样下去怎么行呢?想了很长时间,才有些明白,自己的思想立场还没有真正转变过来嘛!”毛泽东接着说,“看来,我也不是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而是在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毛泽东由此引发开来,他说:“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发展的,立场是可以转变的。只有立场转变了,自觉地放下架子,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学马列主义也就容易学好了。”

毛泽东作为建党的重要参与者,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每当提及建党历程,一直是立足实事求是,从不揽功。而且他对建党历史有着深刻见解。毛泽东说过: “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每次忆及中共一大的情况,讲述中国共产党怎样由“简”到“巨”的过程,都是要激励党内同志更加努力地奋斗。另外他的回忆也弥补了许多党史研究的空白。如抗战时期,把党的生日定为7月1日,就是由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后,由他本人首次提出的。

讲长征:马列主义要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说:“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毛泽东不仅是长征最早的歌咏者,也是长征历史记忆最早的讲述者、建构者。斯诺笔下的《长征》就来自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徐海东等红军将领的采访口述。

关于长征的背景,毛泽东从来都有着清醒的认识。1965年3月24日,毛泽东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说:“外国人认为二万五千里长征很光荣,我们也说光荣,没有被消灭掉。可是,那是犯了错误的结果,三十万军队剩下了二万五千人。……为什么会如此?就是因为犯了错误。这时候,腿说话了,因为腿发痛,路走多了。这就是我们犯的错误。于是我们清算了错误。”

同年8月5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主席艾地时,又说:“现在全世界都说二万五千里长征伟大,你们相信吗?我是相信,又不相信。那是因为犯错误,不得不跑,跑的结果,三十万人只剩二万五千人。这时我们就得到教训。长征走了一年,剩下的人不多了,但这些人是很宝贵的。”

毛泽东的这两段话是事隔长征胜利近30年之后讲的,多少带点调侃的味道,但他说的是实情。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也说:“我们为什么要长征?长征是被迫进行的。”长征是党和红军被迫退出根据地转移,一路上寻求建立根据地未果,而北上陕甘找到落脚点的结果。

在没有根据地做支撑,一路奔袭,常常与数倍于己的敌人作战,大家的心情肯定是沉郁的!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作注说:“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順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1960年10月22日,斯诺问毛泽东:“在您一生中,哪个时期是你感到最黑暗的?”毛泽东说:“我们是有过那样的时候的……在长征中,我们的人员减少了,当然也不高兴了。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觉得是有希望的,不管怎样困难。那时的困难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

这两段话表露了毛泽东同样的心境,那就是长征期间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尽管如此,毛泽东始终强调,胜利走过长征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没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的。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又谈到长征:“……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途中,在过了大渡河以后,究竟怎么走呢?北面统是高山,人口又很少,我们那个时候提出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什么叫千方百计呢?千方者,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计者,就是九十九计加一计。……只要想尽一切办法,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也恰恰是这两年的磨难和考验,使红军表现出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谱写了中国革命史的光辉篇章;使党和红军认清了形势,总结了经验,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关于长征的意义,毛泽东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是一段非常经典的论断。长征也因此在人们心里更加鲜活。

这个论断是毛泽东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提出来的。事隔9年之后,1944年5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说:“当1935年冬季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陕北时,只剩下七千人,成了‘皮包骨。我们当时说长征是胜利了,长征是播种机和宣传队,留下的这点力量,不要看轻了它,它的发展前途是很大的。当时有些同志发生悲观情绪,其实是很不符合实际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红军到达陕北时,并不是人人看好革命的前景,在党和红军里是有一些悲观情绪的。但是,毛泽东提出红军在陕北找到落脚点就是胜利,他还郑重宣告,中国共产党有领导战争的能力,红军的人数虽然少了,但剩下的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骨干,因而变得更强了。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恰恰是在长征中,中国共产党正确解决了关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其一是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其二是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其三是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问题,实现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从组织上、思想上确保了红军长征的胜利,也为党和红军胜利开辟未来奠定了基础。

所以在1958年7月12日,在同非洲青年代表团的谈话中,毛泽东告诫他们办事一定要按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中国的情况只能作参考,他说:“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是吃过亏的,照搬外国,就是照搬苏联的经验,结果把南方的根据地几乎都丢掉了,只好长征,使革命受了很大损失。”“长征中我们走了很多路,用两条腿走的,全部路程等于地球的轴心,从中国钻进去,从美国出来,有一万二千五百公里。那时我们犯了错误,蒋介石就逼着我们走这么多路,走到北方来了。这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后来一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

讲党的群众路线:“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党的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独创性成果,毛泽东则是中国共产党实行这一结合、创立群众路线的代表。毛泽东一生奉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向群众学习,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常对身边人说:“我们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为民兴利除弊。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战士,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他历来把走群众路线看作党的根本路线。

1934年1月2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讲话,后来以《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题编入1951年版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在讲话中引用了赣南苏区人民的一句由衷感叹“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要求共产党人要关心群众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第一次把人民群众形象地比喻为“铜墙铁壁”。当时,蒋介石调集重兵,采取遍筑碉堡的“堡垒主义”,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据资料,国民党军仅在江西筑建的碉堡就达4000多座。一些人以为这些“乌龟壳”是压制共产党人的“铜墙铁壁”。到底什么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毛泽东告诉人们:“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

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还点名批评了汀州市政府“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表扬了兴国县的同志“什么事情都替群众想到了”,毛泽东特意列举了兴国县长冈乡贫农马荣海房子失火烧了,乡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捐钱捐料,3天就帮他盖起了新房。正是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群众路线运用到苏区工作的全部活动中,密切了党群关系,才赢得了苏区群众的衷心拥戴。当年只有240万人口的赣南苏区,参加红军的33万余人,参战支前的60余万人,有名有姓的烈士10.8万余人。

1947年春节过后,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部共23万人进犯陕甘宁边区。那时,陕甘宁边区兵力只有两万人,有的同志从安全角度出发,劝毛泽东离开延安。毛泽东说:“长征后,我党像小孩子生了一场大病一样,是陕北的小米、延河的水,滋养我们恢复了元气,在人民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能离开他们!”毛泽东坚信:“人民拥护的地方最安全。”1947年3月17日,处变不惊的毛泽东在敌人逼近的最后时刻才撤离延安,踏上转战陕北之路。为了夺取全国的胜利,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部东渡黄河。站在黄河的渡口,回望陕北大地和依依不舍的乡亲们,毛泽东感慨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谢谢陕北的乡亲们!”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分析1957年的发展形势时,再次告诫广大党員干部:“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把人民群众当朋友,坚持向人民群众学习也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反复强调的。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创造性地把党群关系概括为学生和老师的关系。他说:“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延安时期,有一次关东分区的农民代表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深入的谈话。后来,他回想起这件事,还意味深长地说:“我跟他们学习了很多东西,长进了许多知识,知道了我们的各相关政策在农村里究竟实行得好不好。我跟他们学习,我是小学生。”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同薄一波、李先念、谭震林等谈话。在谈到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时,他说:“……《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所谓“是群众教给我们的”,即是说,《毛泽东选集》是人民革命战争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在不断学习特别是不断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说过,自己并没有什么伟大,不过是从群众那里学了点东西。

1962年9月29日,毛泽东会见锡兰(今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佩雷拉。当佩雷拉说,他学生时代就读过毛主席的著作,并通读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毛泽东在回顾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后说:“我们经过了28年的斗争,其中22年是武装斗争。当中也经历过好几次失败,几起几落。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先要有人民的革命斗争,然后反映在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既然有人民革命斗争,就产生要采取什么政策、策略、理论、战略战术的问题,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些东西来。”

1963年9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威廉斯时说:“我认识中国经过很长的时间,走过很长的道路,有胜利,也有失败。”“我向马克思学习,向列宁、斯大林学习,向敌人学习,最重要的是向群众学习。”

1964年5月17日,毛泽东会见意大利东方出版社代表团和奥地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刊物《红旗》代表团,谈到打仗问题时说:“在1927年以前,我是没有准备打仗的。在城市中工作的人,知识分子,留恋城市,舍不得离开城市跑到乡村中去,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人们说我怎么英明,那是假的,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使我在城市中存在不下去。……我讲一点经验。解决土地问题,调查农村阶级情况和国家情况,提出完整的土地纲领,对我来说,前后经过10年时间,最后是在战争中、在农民中学会的。”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向群众学习,最终都是为了服务群众。1944年9月8日,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1000多人,在延安枣园沟口的操场上举行张思德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写“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務》的演讲,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奋进的最好的党史教材。这年年底,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再次强调:“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常深入农村、企业、部队、机关、学校、街道进行调查研究,到群众中去倾听他们的呼声,了解他们的疾苦,他那朴实无华、真挚坦诚的人民情怀,终生不变。

1976年春节,毛泽东看电影《难忘的战斗》,边看边流泪,当看到人民解放军入城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时,毛泽东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泪如泉涌,在场的工作人员也抑制不住热泪盈眶。毛泽东越到晚年越时时想起新中国成立之前那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活,想起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壮丽景象。他一生都在战斗,一生都对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毛泽东用他的言与行,为广大党员树立了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而毛泽东之所以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也正是因为他始终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

为朋友,讲党的统战和革命故事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在和各方朋友谈古论今、诗文唱和中,也时常用党史来与他们互相交流学习。

众所周知,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也是一位伟大的文人、诗人。他与文化名人郭沫若的友谊就是在谈诗论文中逐步建立和加深的。1944年郭沫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郭沫若大受鼓舞。1962年郭沫若写了《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一文,其中谈到《忆秦娥·娄山关》时,将毛泽东该词的写作背景(仅指1935年2月的一次攻打娄山关)误释为毛泽东该词上、下两阕是分别写1935年1月和2月两次攻打娄山关。毛泽东为此回顾了党史上这两次特别是后一次攻打娄山关的情景,以如诗如画的笔调,回答和纠正了郭沫若的误解,从而借党史这根红线加深了两人的友谊。

重庆谈判时,毛泽东抓紧时间同在渝的各界知名人士交谈,向他们讲述中共同国民党斗争的历史、蒋介石反人民的本性以及共产党对和平的诚意等,如在接见郭沫若、柳亚子、王昆仑、张恨水等人时,就广泛进行了有关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的宣传,从而以共产党历史的阐述争取了各界知名人士和朋友对中共和平主张的赞赏与支持,促进了谈判有利局面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前夕,大批民主人士进京,有关部门应接不暇。毛泽东的老友、民革创始人之一的柳亚子因政府一时照顾欠周,便以诗流露了不满情绪和回乡隐居的打算。毛泽东于日理万机中和诗一首,回忆了两人于中国革命重要时刻在广州、重庆和北京的几次交往与聚会:“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第一句写1926年5月他们一同参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并反对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时的情况;第二句写1945年重庆谈判时会见的情景;后两句则写1949年进北京城会见时胜利的喜悦,以此诚恳勉励柳留在北京。柳亚子见毛泽东叙及两人20多年的革命交往和友谊,十分感动,诚心接受了毛泽东的规劝和邀请,积极投身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

毛泽东与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遗传学会主席谈家桢的交往也是如此。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受苏联学术界“左”倾的影响,谈家桢受到冲击和伤害,一度被剥夺了开课和科研的权利。1957年3月毛泽东在接见谈家桢时,表示“我们过去全部照搬苏联的经验是错误的,现在大家搞,不要怕,要坚持真理”。毛泽东这段话是向各民主党派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科学方面的百家争鸣政策,鼓励科学家大胆研究。由此,党史上学苏联的教训经毛泽东的运用,就为团结民主党派共同为国奋斗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在与外国朋友的交往中,毛泽东也注重发挥党史的多方面作用。1961年11月,毛泽东与拉美五国兄弟党学员谈话时说:“1921年我党成立以前,比如说1920年,我们谁有一支枪?至少我是没有的,别人有没有我不敢说。后来我们同国民党合作搞了北伐,打到了长江流域,但我们不知道蒋介石要打我们……他一打就把我们打入地下,但这也很好。这一打,我们这些人就清醒了,没有路可走,在城市转入地下,在乡下拿起枪打游击。枪从哪儿来?从国民党手里抢来的。”毛泽东总结的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与教训,使拉丁美洲这些党的代表深受教育和启发。

据资料,毛泽东在1954年8月至1974年2月近20年的40来次会见外国朋友的谈话中,至少有26次向外国朋友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斗争历史,包括介绍我党的斗争经验以给别人提供启示和借鉴,以自己由弱到强的胜利,鼓舞外国朋友斗争的信心或与友人共勉,以及介绍他自己参加革命斗争的历程和体会等等。通过对中国革命斗争历史的介绍,大大加深了与外国朋友的交往和友谊。

为治党,讲党的优良传统故事

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毛泽东在纠正我党的一些缺点和失误时,便充分运用了党史的史鉴功能。

1956年9月10日,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有的同志德才兼备,但没有列上中央委员会名单,这事是否公道时,以自己为例,推心置腹地说了一番话:“我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这对于我有坏处没有呢?我说是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至于其他,主要是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

1960年12月26日,是毛澤东的67岁寿辰。25日晚,毛泽东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一道聚餐。当时,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这次聚餐的目的与其说是祝寿,不如说是为准备下去搞社会调查的工作人员饯行。餐桌上,毛泽东以自己的经历鼓励搞调查研究:“……那时,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又不是生来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山上的经验。”

在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了使这一精神能贯彻落实,他回顾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因认真调查研究而做到了实事求是和近两年不做调查研究而犯错误的教训,教育大家深入调查,使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之年、实事求是之年。结果由于全党调查研究风气的形成,1961年便成为纠正左倾错误、调整国民经济、战胜暂时困难的最关键一年。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特别注重利用党史故事对干部战士、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1956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在讲到要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同甘共苦时说:“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以党的领袖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其教育效果无疑是空洞说教所远远不能比拟的。

在提倡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时,毛泽东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讲到这里,他深情地回顾历史说,“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战士们当时的伙食仅是小米加酸菜,却没有一个人去拿苹果。毛泽东说:“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在这里,毛泽东以生动感人的例子,将党史的育人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毛泽东不仅用党史教育干部群众,还以党的历史强调这种教育的重要性。在1961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专门作了《总结经验、教育干部》的讲话,详细地回顾了从建党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教育干部的一些成功做法和经验,强调了以党史长期教育干部的重要性。并申明:“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这说明毛泽东以党史育人是自觉的而不是盲目的,这是他领导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和重要方法。这样的例子在毛泽东的文章、讲话、报告等文献中也是不胜枚举的。

晚年毛泽东多次表示要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1977年10月9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讲话中说:“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准备做一件大事,就是要把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全部斗争经验加以总结,写出一部党史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还指示我们说:要搞个党史,没有不行。现在不知有多少党史,就是没有个正本。党校要有党史这个正式课程。但这件事没有完成,毛主席就离开我们了,因此,这件事变成了他老人家的遗愿。”两年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正式开始,最终在1981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获得通过。这也算是完成了伟人的一个遗愿。

毛泽东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一生,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他参与了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他的文章是用血与火写成的,他的文章和故事大部分是说给中国的老百姓或中低层干部听的,既不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是纯理论,也不像中共的早期领袖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那样还不脱文人相,他深入到军事、政治活动中,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他讲的党史和他本人的经历一样传奇而引人入胜、令人信服。

学习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建党百年之际,重温毛泽东同志讲的党史故事,学习毛泽东同志讲党史用党史的智慧,对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指示精神,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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