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外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关注文化反哺现象，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正式提出文化反哺。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文化反哺从器物反哺到技能反哺再到如今观念反哺，青年人引领时代潮流，掌握更多的话语权。文化反哺的社会影响日益突出，受到了学界的重视。本文从文化反哺的概念、成因、内容、社会影响四个方面对国内20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一些建议。

关键词：数字代沟；文化反哺；家庭代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G7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7-0073-03

一、引言

文化传承与技术革命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中国老龄化问题的日益突出，父辈们在新技术革命中逐渐失去话语权，而掌握新技术的年轻一代把握着主流文化，数字技术的可及性差异带来代际鸿沟，代际鸿沟的出现必然伴随着年轻一代的数字文化反哺，在此过程中家庭关系发生颠覆与倒置，“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发生。

二、研究概况

以“家庭传播”“文化反哺”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全文搜索，共检索到中文文献2223篇。除了非核心期刊和与选题关联性不大的文献，共选出23篇具有学术代表性的文献进行整理归纳。学界的相关知名学者有周晓虹、周裕琼和朱秀凌等人。在研究方法上，从早期的定性研究到近五年来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以量化研究为主），研究样本逐渐扩大，从某一特定地区扩展到全国范围内。具体研究方法包括典型小组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抽样调查法等。

三、研究现状

（一）文化反哺概念研究

1968年，西方人类学家贝尔提出“反向社会化”，认为子女与家长的互动模式不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2]，这是文化反哺的理论源头。1970年，玛格丽特·米德认识到二战后社会的急速变迁，新的一代将会获得权威。她提出“三喻文化”的概念，即“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后喻文化”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3]，为周晓虹提出文化反哺概念奠定了基础。1988年，周晓虹提出了文化反哺概念，即“在疾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过程”[1]。之后国内学者以周晓虹的文化反哺系列研究为线索，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创新。杨立和郜键[4]通过对南京全体大学生的抽样调查，证明了文化反哺在青年一代中的广泛存在性。周裕琼的相关研究主要着眼于家庭代际层面，认为在21世纪互联网发展背景下文化反哺主要表现为数字反哺。陈云松等学者[5]提出与文化反哺相并行的代内“文化反授”概念，作为对周晓虹文化反哺概念的补充，并通过对网络热词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文化反授”现象的存在。

（二）文化反哺的成因

1.从宏观层面分析。从宏观层面来看，文化反哺的形成与时代的疾速变迁有关。周晓虹[1，6-7]在系列研究中探讨了中国代际产生巨大差异的特殊历史原因。他从器物文明层面讨论了代际鸿沟与文化反哺出现的3点原因；第一，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父辈由于成长环境的局限性而传统保守，子代则更具有敏感性与信息接受能力；第二，子代在同辈间广泛地获取新知识，为反哺父代提供知识的“蓄水池”与扩展内存[8]；第三，计算机技术与大众媒介的广泛运用，使子辈能独立获取大量知识与信息。其中周晓虹着重强调大众传播媒介对文化反哺的重要影响。弓丽娜[9]也提出现代青年文化反哺的四点原因，其中三点与周晓虹的观点基本一致。另外，她还认为开放的社会大环境为青年文化反哺提供了重要条件。陈正良[10]沿用了周晓虹的观点，同时还认为年长一代主观上的保守消极态度也促进了青年文化反哺。李凌凌、郭晨[11]认为社会结构的扁平化为年轻人文化反哺赋力。朱秀凌[12]、郑素侠[13]、周裕琼[14]等人都从数字鸿沟的三个维度，即“接入沟、使用沟、知识沟”，分析文化反哺的成因，认为老年与青年在各类信息传播技术的接入和使用上仍存在鸿沟，随着时间累积，对信息知识的掌握也出现差距，即产生“知识沟”，巨大的数字鸿沟使老人求助于数字反哺[15]。

从宏观层面分析文化反哺的原因，主要是基于作者的感知与观察分析。学者们认为，随着社会变迁，呈现出不同的反哺形式。从20世纪90年代的器物反哺到21世纪初的技能反哺，再到如今的观念反哺[14]，随着社会的疾速变迁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此间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是文化反哺的深层动因。

2.从微观层面分析。文化反哺原因的微观层面，主要是个人与家庭影响因素研究。研究者主要以主观感知和观察来分析文化反哺影响因素，有少量实证研究通过问卷分析法、抽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结合互联网大数据对文化反哺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周晓虹[15]使用典型小组讨论法证明了亲子互动中出现的文化反哺现象。结果表明，子代对亲代的影响层面与两代人各自的文化水平、职业特征以及个人爱好有关。朱秀凌[12]从手机的接入、使用两道“鸿沟”对文化反哺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手机使用的文化反哺受亲子双方的年龄、性别、居住地、学校属性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2018年，朱秀凌[16]又基于UTAUT模型并结合手机技术反哺的实际情况，对反哺意愿、反哺行为和反哺效果进行操作化的测量。她分析得出，在反哺方因素上，大学生的反哺意愿与其居住地显著相关，即城市大学生的反哺意愿要高于农村大学生。亲子沟通质量越高，父母在教养孩子时给予的情感温暖越多，大学生的反哺意愿越高。在被反哺方因素上，与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职业居住地正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她的研究结论（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长被反哺意愿较低）与国外研究结论（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长在新技术方面更多地受到孩子的影响，Tripp & Herr-Stephenson，2009）相反。这是中国社会发展与家庭传播模式的特殊性决定的。洪杰文[17]通过田野调查对农村中老年群体的微信使用情况进行分析，探究农村家庭中微信反哺行为的动因、进行过程与阻碍因素。与朱秀凌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他也注意到网络接入、学习意愿和亲子关系对微信反哺的影响。周裕琼[15]、郑超月[18]等人分别发现长辈对于新文化的渴求使他们主动向子女学习，而并非都是子女主动反哺。对于信息技能掌握较好的父母，子女只起到“辅助”“配角”作用。以上研究虽然是通过量化分析的实证研究，但是选取样本较少，都是基于某一特定地区的调查。直到2020年，周裕琼[14]等人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问卷数据调查，经过丰富的量化分析后得出越弱势的个体（年龄大、教育程度低、女性、自我效能感低、心理障碍多）越多地接受数字反哺。不同于以往集中在个人因素层面的研究，周裕琼还整合了家庭因素，建构起中国家庭传播的理论框架。

综合来看，微观层面影响文化反哺的因素有：第一，个人层面，包括亲子双方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子女收入[19]、学习意愿；第二，家庭层面，包括亲子关系、父母职业与经济地位。

（三）文化反哺的内容与表现研究

周晓虹通过一系列研究，认为子代对亲代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几乎涉及价值观、生活态度、行为模式和器物文明等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陈正良[10]分析青年一代在新兴消费品等新器物、新的文化知识、消费与金钱观、生活方式（日常行为、审美和生活情趣）方面对年长一代产生影响。刘长城[2，20]总结文化反哺的内容包括流行文化、时尚审美、为人处世方式、人生价值观、政治倾向等方面。李凌凌、郭晨[18]认为子代为亲代提供新的媒介工具，传授新媒介的使用方法，传递新知识、新观念等。一些学者基于微信、短视频等具体视角研究青年文化反哺的内容与机制。如石国亮的[21]《从网络语言看青年文化的反哺功能》、周裕琼[15]《数字弱势群体的崛起——老年人微信采纳与使用影响因素研究》、郑超月和徐晓婕[18]《数字反哺机制研究——以95后及其父母的短视频使用为例》、安利利和王兆鑫[22]《孝道与平权；数字鸿沟中的文化反哺与再哺育——大学生与父母在微信平台上的亲子关系研究》[22]。

总体而言，文化反哺主要涉及文化与日常器物层面。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本文总结出文化反哺的4个特征。第一，反哺具有反复性与持续性。父母由于对于新事物的反应较迟钝，缺乏数字思维，对于更新换代较快的数字产品往往不能“举一反三”，子女在教授父母新器物使用上用时较长，多次反复。第二，反哺具有代理性。对于较复杂的新器物的使用，往往由子女代劳，尤其是成年期子女，例如上网订票购物、微信支付等功能。第三，青年在数字技术反哺上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和权威性。父母对于子女的数字技术反哺几乎是无条件地听从。第四，中国社会的文化反哺具有“只此一地”“只此一时”的独特性[8]。

（四）文化反哺社会影响研究

文化反哺对于家庭代际关系有较大的影响。周晓虹、周裕琼和朱秀凌等学者认为，文化反哺中年轻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话语权，而父母在家庭中的文化权威逐渐动摇。不同于以往青年是被教育者，家庭关系呈现出“代际倾斜”与“去中心化”特点，甚至传统家庭的伦理关系与家庭结构发生倒置。但是对于父辈权威的消失，学者们的态度并不悲观。朱秀凌、刘长城等人认为，虽然青年对父母的依赖渐弱，在某些方面的文化反哺使父母的权威削弱，但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亲子关系。因为父母在社会规范、社会责任核心价值观层面仍具有绝对权威。

对于文化反哺的社会意义，本文将学界观点归纳为五点：第一，有效缓解代际隔阂和亲子冲突；第二，有利于打破父辈的传统思维定式，使其适应社会变迁，从而促进其发展；第三，有利于激发青年勇于开拓的精神与力量，增强年轻一代的社会责任感；第四，传递创新改革的新思潮，促进社会观念更新[23]，推动社会文化发展；第五，年轻人引领新的商业模式，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学界也普遍认识到青年文化仍属于一种亚文化，需培养青年的信息辨别力与社会责任感等。对于青年文化反哺中的盲目性与任意性，年长一辈需要凭借其丰富的社会经验加以识别引导。

三、结语

首先，目前国内对于文化反哺的研究以理论思辨为主，实证研究较少。朱秀凌、周裕琼等学者在近几年开展了一些量化分析，但是所涉及的样本较少，仅在某一城市开展研究。2020年，周裕琼首次进行全国性样本分析，为国内研究提供了丰富的量化研究材料。对于文化反哺的研究，今后应多从大规模实证层面开展。其次，文化反哺与数字鸿沟是一对互相制约、相辅相成的概念，而国内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的成果较少，主要集中在周裕琼的系列研究中。对于文化反哺与数字鸿沟的关系的研究应引起学界重视。再次，对于文化反哺的研究较为零散，多聚焦于特定媒介，如微信、短視频等方面，并没有完善的系统研究。且多集中在青年的文化反哺研究中，以老年人为考察主体的研究较少。最后，对于青年文化反哺中对不良因素的预防，学界较少涉及。文化反哺关系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因此对其中的不良因素的预防研究也应引起重视。

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随着中国老龄化趋势的发展，老年人的数字融入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文化反哺需要从家庭走向社区、走向社会。需要从行业发展、国家政策等多方面共同努力，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可以使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的社会数字融入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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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丁文静（1999 —），女，内蒙古包头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