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卡厚

父亲走了，迄今已26年整。

说来不怕笑话，这么多年来，脑子里很少想到父亲。在我心目中，父亲的影像非常模糊，甚至从来不曾有过。今天，我确实为自己有这种荒唐的想法，而羞愧，而难过！

说到父亲，不能不提及爷爷。我的爷爷既是秀才，又是财主。那个时候，家里骡、马、牛、驴各养一头，仅上好的良田就有200多亩。为了打理这些土地，爷爷长年雇一个长工，农忙时再视情雇短工。需要申明的是，爷爷不是“刘文彩”，他从来不克扣工人的工钱，反而把雇来的工人当作自家人一样看待。爷爷还时不时地接济村上的贫苦农民。“你爷爷真是个大好人，可惜走得太早了，才41岁。”村里的长辈经常给我这样说。

父亲就出生于我们这个大户人家，兄弟四人，排行老二。

谁料，盈实富裕的日子没过多久，连续几年自然灾害，庄稼颗粒无收；加之爷爷的过世，丰足的家当很快就折腾光了。面对日渐衰败的家庭，三个叔父相继离开故土，拖儿带女走西口、进河套逃难去了。而父亲则仍然坚守着诺大一个庭院。因为父亲一只眼睛残疾，贴着一块胶布，什么也看不见。不然，父亲是否也会背井离乡呢？我想。

父亲没有多少文化，只念了两年私塾。但他对我和哥哥的念书学文却很上心。一次，我受到老师批评就逃学两天，名义上去学校了，实际上是到山里玩去了。父亲知道后，狠狠地打了我，而且一天没让我吃饭。这是父亲唯一一次打我。也是因为这次打，让我长了记性。从小学到初中，不论是功课，还是各方面的表现，我一直很优秀，窑洞正面墙上贴满了我的奖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