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鸿音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西夏内部的“蕃礼汉礼之争”一度是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①说到党项民族的时候，汉文典籍一律称“蕃”，西夏文献一律称“番”，产生区别的原因至今仍不清楚。按“名从主人”的原则当以“番”字为正，不过本文引用汉文典籍时未加改动，以求保持古书原貌。，始终被看成西夏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之一。最流行的观点认为，提倡党项文化还是提倡汉文化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由此产生的不同主张与党项王族和后族的权力斗争密切相关[1]（52~55）[2]（167~174）。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符合西夏的历史事实，其根源在于学者对古书相关记载的理解不尽合理，尤其是受到几条伪史料的误导。事实上，西夏对“汉礼”的态度始终是主动接受，其治国方针追求中原文化和党项传统文化的整合，只是个别的表面形式随着当时政治的需要做过调整，而调整的总体趋向都是向中原文化逐渐靠近。

一、典章制度层面的“汉礼”

中国古代所谓的“礼”实际上有两个层次的含义，深层是指典章制度，包括政府的组织形式和运作规则，如《周礼》；浅层是指生活仪节，包括朝野的礼仪程序和衣冠制式，如《仪礼》。如果仅就前者而言，可以说西夏从未发生过“蕃礼汉礼之争”——景宗元昊（1003~1048年）正式立国时设立了典章制度的框架，相应的地方官制和军制随后经过毅宗谅祚（1047~1068年）的细化[3]，最终形成的格局贯穿西夏历史的始终，近二百年间未曾有任何人试图改变。《宋史·夏国传上》简要记述了西夏的政府组织：

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4]（卷485）

这里的政府机构和官员设置以唐宋制度为参照，甚至还照搬了一个与西夏毫无关系的“开封府”①西夏在自己的法典中严格规定了政府各部门的名称及其官员设置（可参见Е.И.Кычанов，Тангутскиеисточники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 о-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маппаратеСиСя [J]. КраткиесообщенияИнститутанародовАзии，1965（69）；史金波，聂鸿音，白滨 . 西夏天盛律令[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这些规定以中原制度为蓝本，只是现有文献不足以充分展示其施行细节。另外，我们还不能确定《宋史》记载的“开封府”是否有误，因为在西夏文献里并没有见到这个词。，但是根据自己国内教育的需要分设“蕃学”“汉学”，分别以党项语和汉语施教。由此可以知道，西夏在接受中原典章制度的同时也适当兼顾了自己的国情。

社会组织形式是国情的根本，也是文化的核心部分，要彻底改变绝对比一般概念的移风易俗困难得多。在中国历史上，主动“汉化”的非汉民族政权可以仿照中原模式来构建自己的国家机器，但是没有一个民族会就此全部废除其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统治者总是要设法调和两种不同的制度以避免管理方式发生剧变，例如契丹人分设了“南北面官”，女真人保留了“猛安谋克”，满族人保留了“八旗”。西夏采取的办法与此类似，据《旧唐书》记载，党项人自古以来实行的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部落制度：“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5]（卷198）。在后来的西夏文献里，这些部落的首领被称作“”mə2kow2，字面意思是“姓官”，实际意义相当于“氏族长”或者“部长”。他们还像以前一样管理着自己所在部落的事务，但同时要作为政府中的高级官员参与整个国家的治理，所以，“族长”这个词也和中原的“中书”“枢密”等一起保留在他们的头衔里。例如，12世纪中叶颁布的法典《天盛律令》共有23个编纂者，其中8个高级官员的名字前面都冠有“东南族长”（zjɨr1mə2kow2njij2）[6]（47）。

如果是皇族嵬名氏各分支部落的总首领，则被称作“节亲主”（tsewr1njij1·o1），例如，早年西夏字典《同音》的校订发起人“嵬名德照”的头衔是：“”（节亲主、德师、知中书枢密事、正赛、集文武业、恭敬孝诸艺、东南族长、上皇座嵬名德照）[7]（1）。其中“德师”是皇帝的尊师，“知中书枢密事”是文武两大政府部门的总管。尽管其下三个封号的含义还不清楚，但肯定说明这位部族长老在政府里同样拥有最高的地位和最大的权力。即使到了西夏晚期，这类首领的头衔还在使用，例如，在12世纪末的活字印本《德行集》卷尾有三个校印者题名，其中一个写作“”（节亲文高）[8]（130~131）。

由此看来，党项人虽然在“汉化”过程中主动接受了“汉礼”，却并没有用它彻底取代原来的社会组织形式，而是努力追求二者的并存。当然也有迹象表明，“蕃礼”对西夏政府运作规则的影响力逊于“汉礼”②上述“东南族长”列在“知中书枢密事”之后，不知是否意味着党项传统社会组织形式在西夏政府中处于中原制度的从属地位。。例如，西夏法典规定，各民族官员在同堂议事时，只有官职相当时才由党项人主持，此外，不管其属于哪个民族，一律由官职最高者主持，这说明族属的重要性已经不及官位。

番、汉、西番、回鹘等管勾人共事时，位高低职事不同者，当依各自既定高低而坐，此外官职等同者，不计爵高低，当尊番人。

先“汉礼”后“蕃礼”的规则在西夏立国期间始终存在。只是在西夏覆亡之后，大批党项人流落四方，即使有些人进入元朝为官，但毕竟丧失了原有的部落组织，这时他们才把自己彻底纳入元朝制度。

二、“礼”的表面形式

相比政府机构的设置和运作规则而言，生活中的服饰和礼仪虽然只是些貌似无关紧要的表面形式，但在人们心目中却是最明显的民族乃至政权的标记，而且很容易被误解为“礼”的唯一内容。古时的改朝换代总要伴随“改正朔，易服色”之类形式上的变革，其意义正在于此。

西夏建立之初，元昊发布过几项政令，以区别于北宋制度，包括《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的“衣白窄衫”“秃发令”[9]（卷115），以及“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9]（卷123）等，乃至给了欧阳修以“贼中每事自用蕃礼”的印象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二：“今自元昊以下，名称官号皆用本国。若蕃语‘兀卒’，华言‘吾祖’，则今贼中每事自用蕃礼，安得惟于此号独用华言而不称‘兀卒’？”。事实上，元昊的初衷仅仅在于利用视而可见的文化符号，向世人宣示党项人与汉人的区别，为他的“裂土分国”作舆论准备，而一旦立国成功，这些政令的时效就会很快降低，至多作为普通的习俗继续存在。

随着元昊仿照中原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深层的“汉礼”很快就引发了“蕃礼”表面形式的变化。在二十余年后的毅宗谅祚时期，“汉礼”在日常礼仪层面已经得到政府的接纳。《宋大诏令集》有一篇宋仁宗在嘉祐六年（1062年）的《赐夏国主乞工匠诏》，其中引用谅祚的话说：“盖以番方素稀工巧，变革衣冠之度，全由制造之功，欲就考工，聊倩庶匠”[10]（卷234）。《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嘉祐六年十一月]己巳，夏国主谅祚言：‘本国窃慕汉衣冠，今国人皆不用蕃礼。明年欲以汉仪迎待朝廷使人。’许之。”[9]（卷195）毅宗谅祚此话的目的是向北宋王朝示好，所以可能说得有些夸张。我们不知道全体国民是否能随着一声政令改用“汉礼”，但无论如何，西夏政府毕竟从那时起就确立了“汉礼”的地位，而且准备作为一种制度沿用下去。事实上，这是西夏历史上仅有的一次从“蕃礼”到“汉礼”的明确改革，虽然只不过是外交的表面形式。

到了第三代君主惠宗秉常的时候，“汉礼”受到了太后梁氏一族的强烈反对，见《续资治通鉴长编》：

[元丰四年四月壬申，]权鄜延路马军副都总管兼第一将种谔奏：“近谍报：西夏国母屡劝秉常不行汉礼，秉常不从，其梁相公者与其叔母亦相继劝之。既而秉常为李将军所激怒，欲谋杀叔母与梁相公，其言颇漏露。梁相公与叔母共谋，作燕会召秉常，酒中，秉常醉起，于后园被害，其妻子及从者近百人皆即时继遭屠戮。”[9]（卷302）

事又见俞充语：

[元丰四年六月壬戌，]近奉诏伺贼巢穴，秉常之事，臣不辍遣人深入觇伺，尚未得实，或曰秉常已为民所杀，或曰见存，不豫政事，为母所囚。以臣愚虑，秉常存亡恐不足计，虽存亦虚名耳。年二十一而未得豫事，虽在外国，乃朝廷策命守土之臣，因欲行汉礼以事大国，有何苛罪？而其母怒之，遂被幽囚，杀其左右，恣为淫乱。[9]（卷303）

这里面说的“礼”显然是指外交仪节而非典章制度，也就是说，无论怎样争论，焦点都仅停留在“礼”的表面形式，而丝毫没有涉及“汉礼”的本质。

事实上，这是传统史书中关于王族和后族“蕃礼汉礼之争”的仅有记载，此外，我们并不能详细描述梁后摄政时期恢复“蕃礼”的实情，甚至不知道“蕃礼”是否真的施行。然而，正是这次由后族发动的政变被后世学者当成了借题发挥的本源，人们不但在此基础上扩大了“蕃礼汉礼之争”的时代范围，而且还进一步延伸至国家的教育政策。在历来的论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另有四段文字被清代张鉴的《西夏纪事本末》、近代戴锡章的《西夏记》乃至当代研究者反复征引，作为西夏时代存在“蕃礼汉礼之争”的关键证据。必须指出，这四段文字恰巧全部首见于清代吴广成的《西夏书事》，而《西夏书事》并不能视为一部忠实的史料汇编。

三、《西夏书事》中的伪史料

据《西夏书事》卷一六说，西夏建国之初就有人反对中原式的礼义教化，而且反对者是西夏重臣、西夏文字的设计者野利仁荣，他曾经对景宗元昊上言，主旨是提倡峻法强兵，反对单纯的思想教育。

一王之兴，必有一代之制。议者咸谓化民成俗，道在用夏变夷，说殆非也。昔商鞅峻法而国霸，赵武胡服而兵强。国家表里山河，蕃汉杂处，好勇喜猎，日以兵马为务，非有诗书礼乐之气也。惟顺其性而教之功利，因其俗而言其刑赏，则民乐战征，习尚刚劲，可以制中国、御戎夷，岂斤斤言礼言义可敌哉？[11]（186）

这一观点与元昊在建国前的认识相同①《宋史·夏国传上》载，元昊反对其父德明“不负宋恩”的嘱托：“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只是略有文学性的扩展，似乎没有必要作为反对意见再次提出来。

《西夏书事》卷三一又说，崇宗乾顺时代有两位大臣对是否推行“汉礼”表达了对立的意见，矛盾的集中点在于是否应该重视学校教育，特别是汉学教育。肯定的一方据说是御史中丞薛元礼，他上言道：

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遵行儒教，崇尚《诗》《书》，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②“不可以立教化”疑当作“不可以不立教化”。。景宗以神武建号，制蕃字以为程文，立蕃学以造人士，缘时正需材，故就其所长以收其用。今承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乐贪顽之习，士无砥砺之心。董子所谓“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11]（359）

否定的一方据说是御史大夫谋宁克任，他上疏说：

治法之要，不外兵刑；富国之方，无非食货。国家自青白两盐不通互市，膏腴诸壤浸就式微，兵行无百日之粮，仓储无三年之蓄。而惟持西北一区与契丹交易有无，岂所以裕国计乎？自用兵延庆以来，典集则害农时，争斗则伤民力，星辰示异，水旱告灾，山界诸州非侵即削，近边列堡有战无耕。于是满目疮痍，日呼庚癸，岂所以安民命乎？且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今国中养贤重学，兵政日弛。昔人云：“虚美薰心，秦乱之萌”，又云“浮名妨要，晋衰之兆”。臣愿主上既隆文治，尤修武备，毋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务也。[11]（371）

《西夏书事》卷三六说，时间最晚的一次争论发生在仁宗仁孝朝早期，提出意见的是当时后族的代表人物、汉族权臣任得敬，他的意见针对“养士”政策，但是没有得到仁宗的理睬。

得敬凌虐朝士，见仁孝尊崇儒学，深恶之。上言：“经国在乎节俭，化俗贵有权衡。我国介在戎夷，地瘠民贫，耕获甚少。今设多士以任其滥竽，縻廪禄以恣其冗食，所费何资乎？盖此中国之法难以行于我国者，望陛下一切罢之。”仁孝不报。[11]（424）

此前学界认为以上四段文字表明“蕃礼汉礼之争”从西夏建国之始持续了百余年，直到仁宗皇帝亲政方告结束。且不论争辩的核心是否“礼”的本质，事实上《西夏书事》里的这四段文字极有可能是吴广成个人的编造，不应该作为真正的史料看待。

存世汉文史籍和20 世纪出土的西夏文献里都没有大臣直接给皇帝上疏的记录。《西夏书事》里的那四段文字和相关事件不能在传统史籍里得到印证，而且“薛元礼”和“谋宁克任”两个人名也不知所出，这自然使人怀疑那四段文字的可靠性。必须指出，《西夏书事》里的很多内容都不是前代史书的忠实摘抄，其间肆意发挥、张冠李戴的情况并不少见。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对推行西夏文字的叙述，其中说到“蕃字掌西蕃、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以国字在诸字之右，故蕃字院特重”[11]（147）。事实上，这段话不过是在《元史》记述八思巴字的基础上拼凑演义而成的——“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来自《元史·百官志》的“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12]（卷87），“以国字在诸字之右”更是直接抄自《元史·选举志》的“定拟路府州设教授，以国字在诸字之右”[12]（卷81）[13]。

平心而论，这四段文字的遣词造句符合宋代奏章习惯，里面的几个骈句也写得相当规整，然而毕竟有些迹象令人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例如，谋宁克任的上疏中引用了“虚美薰心，秦乱之萌”和“浮名妨要，晋衰之兆”的话，并明确声称是“昔人云”。其实这话最早见于《困学纪闻》，是作者王应麟解释《易经》“贲卦”的笔记，原话四句连言，与《西夏书事》所引一字不差[14]（卷1）。王应麟在《宋史》卷四三八有传，谓其于淳祐元年（1241年）举进士，很明显，他在世时西夏王国已不存在，而《西夏书事》所记上疏的时间是夏贞观十二年（1112年），竟然在那以前一个世纪有余，吴广成借谋宁克任之口称王应麟为“昔人”，显得颇为滑稽。

从名字看，“野利仁荣”和“谋宁克任”应该是党项人，但他们说的话里有少量表述与西夏文献反映的党项习惯不符。

薛元礼这个名字也许意味着他是汉人，汉人主张发展汉学的想法自然可以理解，但他上言中的“景宗以神武建号”一句却与西夏人的习惯表述不符。西夏人在说到自己的前代君王时从来不称庙号，他们用的是几个至今不能被彻底解读的“城号”，例如，称景宗元昊为“风角城皇帝”（ljɨ1khiwə1we2ŋwər1dzjwɨ1）或“风帝”（ljɨ1dzjwɨ1），称仁宗仁孝为“护城皇帝”（·wejr2we2ŋwər1dzjwɨ1）等[19]，以致人们至今也不知道那几个皇帝庙号的西夏文写法。另外，薛元礼以景宗元昊正式建国为西夏的开端，也只是后世中原史家的习惯，与西夏人的认识不符。桓宗纯祐（1193~1206 年在位）登基之初，辅佐他的大臣编了一本《德行集》供他阅读，书的序言提到西夏此前的历史说：“”（伏惟大白高国者，执掌西土逾二百年，善厚福长，以成八代）。桓宗是西夏的第六代皇帝，如果再向前推两代，那就是后来被追尊为夏太祖的李继迁。事实上，党项人正是以继迁出生的公元963 年为西夏之始[20]（133~134），这与《红史》一派藏文史籍的算法相同[20]（25）。

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认定，《西夏书事》里的这些叙述没有资格被视为史料。我们倾向于相信，那几份上言和奏疏完全是吴广成本人的游戏之笔，多年来学界对“蕃礼汉礼之争”的认定在极大程度上就是在这几条伪史料的误导下产生的。

四、主动学习和接受汉文化

如果把《西夏书事》里的这些伪史料剔除，那么就可以看出，整个西夏历史上并不存在所谓“蕃礼汉礼之争”。后族对帝位的挑战只是单纯的权力争夺，并不意味着某些人持有与皇帝截然不同的政治主张。

西夏没有一个君主像北魏孝文帝那样明确发布过一系列“汉化”的改革政令，但他们愿意全面接受中原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意识，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据《宋史·夏国传上》记载，毅宗谅祚曾经在1062年上表“求太宗御制诗草、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①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记载，宋仁宗答应了西夏的请求，还送去《孟子》和医书。[4]（卷485）。由此可以理解，西夏给政府规定的管理规则和在国民中提倡的思想意识大都仿照中原，法典中有些条款的设计甚至比中原还要细致。至今不好解释的只是，西夏法典中没有关于学校和科举的专门条款，但从史籍记载来看，学校教育是政府最重视的文化工程。

西夏的学校教育分为“蕃学”和“汉学”，其中的“汉学”一定照搬了中原模式，而“蕃学”则是在中原模式内略微加入了党项民族的内容。现有资料表明，“蕃学”向生员灌输的知识仍然以中原文化为主，只不过经历了一个从无意到有意的过程。《宋史·夏国传上》说，景宗元昊在创制西夏文字之后马上命人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4]（卷485），这不应该理解为元昊在国内提倡汉文化的举措，因为那显然与他“改大汉衣冠”的初衷相悖。事实上，元昊仅仅是要寻找一些教材，目的在于尽快推广新创的文字，而党项人多年来并没有本民族的典籍可资利用，所以借用汉文书籍充当载体是不得已的决定。这个决定恰好符合其后各代君主实行“汉礼”的政策，于是整个西夏时代的主要“蕃学”教材都是译成西夏文的中原经典，最初采用的是《孝经》的玄宗注和《孟子》的赵岐章句，后来在仁宗时期改用吕惠卿的《孝经传》、陈祥道的《论语全解》和陈禾的《孟子传》，表明政府仍然希望在西夏与中原的学校之间多少制造些区别[21]。这三种“新经学派”的著作在中原并不通行，故而可以看作西夏“蕃学”教材的一大特色。

“蕃学”教材的另一个特色可能是当代党项人的短篇作品，西夏文的《新修太学歌》里有这样几句话：“”[22]（番君子，得遇圣句圣语文，千黑头处为德师；听作贤策贤诗词，万赤面处取法则）②西夏文学作品里的“黑头”和“赤面”连言，指西夏境内的党项人。。西夏的“”me2（贤）字也可以相当于“御”，意思是“皇帝的”。上面这几句诗似乎意味着出自皇帝之手的文学作品也被用作教材，但是这没有得到其他西夏文献的佐证，相关的资料只有一条：《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说夏仁宗在即位之初“始建学校于国中，立小学于禁中，亲为训导”，但“训导”显然不是作诗。

西夏希望利用“汉礼”来重塑国民的思想意识。从现存的文献看，只有个别文臣向君王宣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统治思想[8]（133），而在整个社会当中，为党项传统文化带来最大改变的是中原的伦理道德，主要是建立在孝悌基础上的家庭观念。存世的西夏文著作如《圣立义海》里收录了大量中原的道德故事[23]（69~83），而《新集慈孝传》则全书都在宣传家庭和睦的必要性[24][25]。前者大约是西夏皇帝敕编且由政府“刻字司”刊印，后者的编著人曹道乐有“蕃大学院教授”的职衔，这说明即使是“蕃学”，宣扬的还是中原的思想意识，除了用的是两种文字以外，其教育内容与“汉学”并无本质差别。事实上，文献里从来没有反映出西夏“蕃学”和“汉学”之间有什么矛盾，《宋史·夏国传下》说夏仁宗“重大汉太学”，也并没有贬抑“蕃学”的意思，这与佛教各门派之间动辄互相攻讦完全不同。

家庭伦理道德的宣传对党项社会生活的最大影响是引发了婚俗的彻底改变。党项人有不区别辈分的“收继婚制”传统，《旧唐书·党项羌传》曰：“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淫秽烝亵，诸夷中最为甚”[5]（卷198）。父母也并不干预子女的婚事，《说郛·麟州府》记载党项人：

俗轻生重死，悔性亡义。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不之问。情之至者，必相挈奔逸，于山岩掩映之处并首而卧。绅带置头，各悉力紧之，倏忽双毙。一族方率亲属寻焉，见不哭，谓：男女之乐，何足悲悼？[26]（卷29）

至少在西夏中期，这些民间婚俗已经被“汉礼”取代了，并且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27]。在西夏后期党项人骨勒茂才编写的识字课本《番汉合时掌中珠》里，不但强调婚姻须有媒人，而且还出现了《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成句[28]（219）。对照《说郛》记载的党项风俗，可知当初的党项人对婚姻乃至生命都可以自行处置，毁伤受之父母的身体发肤自然不成问题。

总而言之，西夏在立国之初曾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强调“蕃礼”，但涉及的不过是“礼”的表面形式，而非本质的典章制度。在立国之后不久，原来那些表面形式的“蕃礼”很快让位于“汉礼”，支持和发展汉文化成了政府的一贯主张，其间并没有发生争论。事实上，西夏境内肯定有大量的汉族人，西夏国建立后又有大批汉族人进入各级政府为官，加之政府与中原王朝有长期的外交和贸易往来，所以学习汉文化是政府在当时局势下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