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静

吴天一在办公室。图片|青海健康网

记得初见吴天一院士还是在青海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东侧的一处旧楼房里。

拾级而上，二楼一间极普通的房间，就是吴院士的办公室。不到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无论是书柜、办公桌还是茶几上，都堆满了各种报刊和科技资料。

为什么不去和在美国的父母亲人团聚，而守护在青藏高原？

在数十年的高原科研生涯中，数次历险，14处骨折，两眼白内障，鼓膜被击穿，为什么还深深恋着青藏高原？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身上的一个个问号，强烈地吸引着记者。

1951年，吴天一考入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即与妻子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平壤医院工作。1958年，他响应祖国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来到青海，与山东、河南的大批青年一起参加支援地方建设。

缺氧、疲劳、头痛欲裂等一系列的高原反应，击倒了不少初来青藏高原的年轻人。对于医学有着敏锐洞察力的吴天一来说，治病救人和寻找病因已成为他工作的习惯。随后他又注意到，在一场边境自卫反击战中，有士兵发生急性高原病，造成部队减员。经济开发和边疆防卫同时被高原病困扰，这深深地刺激了吴天一。

就是从那时起，他萌发了寻找有效应对高原病办法的念头，也正是从那时起，他把研究方向锁定在高原医学领域。经过诊治大量患者，吴天一认定这是一种高原低氧环境的特发性疾病。然而，环境流行病学研究只有对自然人群的普查率达到95%以上，才能准确掌握人群患病率和危险因素。

吴天一开始了数十年如一日的临床观察和人群调查。

青藏高原面积达257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是吴天一的天然实验室，高原原住居民是最好的样本。然而，高原恶劣的气候条件同样考验着他的身体和毅力，这项研究从开始就注定是一条艰苦的探求之路。

吴天一

在55年的高原科研工作中，吴天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高山、冰川、草地上度过，崎岖的道路险象环生，多次车祸造成肩胛骨、髌骨、肋骨、腓骨、股骨等14处骨折。

牧区居民居住分散，又会随季节变化而游牧迁徙，有时候走几十公里才能见到一个帐篷，但吴天一告诉团队的人员，“群体调研一家也不能落，可能有问题的就在这里。”

每当一天的工作结束，团队的人员都开始休息，这时的吴天一却在帐篷里用手电筒照着记录一天的行程和数据，天天如此，雷打不动。一次次艰苦而又惊险的经历，使吴天一的研究数据积累越来越多，不同海拔、不同民族、不同职业的积累数据都在几十万份。

吴天一从部队转到地方后，在原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互助巷医院）当了8年内科主任，后来因心脏病看得好，有好多病人慕名而来。1978年末，吴天一与同事共建了我国第一个高原医学专业研究机构——“青海省高原医学研究所”。此后，一系列重大科研项目逐步启动。

1979年至1985年，吴天一主持了历时7年之久、覆盖10万人之众的急、慢性高原病大调查。他对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果洛、玉树、唐古拉等地藏族和汉族人群生理特征和各种急慢性高原病进行调研，并先后治疗了上万例患者，获取了大量的临床资料和数据。

1990年，为了阐明人体从低海拔急速进入高原后的生理和高山病发病规律，53岁的吴天一带领中日联合考察队到海拔6282米的阿尼玛卿雪山进行实地考察。

阿尼玛卿雪山实验收集了不同海拔的人体生理数据，借此形成了不同人群在海拔2300米、海拔3719米、海拔4660米、海拔5000米与海拔5620米的对照，研究得出“我国藏族在世界高原人群中获得了最佳高原适应性”的结论。在国内率先提出青藏高原最常见的慢性高原病类型“高原红细胞增多症”，使高原医学迈上新的台阶。为此，国际高山医学会在第四次国际高山医学会上授予吴天一“高原医学特殊贡献奖”。

2004年，第六届国际高原医学会在西宁举办，参会的有160多个国外从事高原和低氧医学研究的专家，其中13个国家各提出自己的方案，并都希望自己的方案能成为世界标准。

此时的吴天一代表中国科研团队，以课题组7年来在青藏高原做的大量病理生理研究为依据，以大量健康人群的生理指标为基础，又有大量慢性高原病病人临床的反复验证，还有以量化計分的诊断系统，底气十足，在会上当仁不让地说：“我现在提出来的这个中国方案，就是世界的最佳方案。”

讨论前后进行了4次，最终获得大部分专家的同意，以吴天一团队提出的慢性高原病量化诊断系统被国际高山医学会接纳为世界标准，通过了。

当时在会上，会务组建议是否可以命名为“西宁标准”。“不！要叫‘青海标准！青海代表青藏高原……”吴天一慷慨激昂地说。最终，慢性高山病的国际标准，就叫慢性高山病青海标准。从那一刻起，以青海标准命名的一个医学界的国际标准诞生了。

吴天一说，自己最骄傲的时刻，就是站在国际高原医学论坛讲台上，讲述来自青藏高原的新发现，获得掌声，为国争光。

◎ 来源|青海日报（有删减）

吴天一

高原医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提出高原病防治救治国际标准，“七一勋章”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