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峰

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招生考试史的新纪元，也是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

1977年恢复高考，是“文革”后拨乱反正开创新局的分水岭，是弃旧图新的标志，因而被一些论者看成是个人和民族的“诺曼底登陆”，是“中国青年的复活节”……确实， 1977年的高考，不仅是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而且成为一个国家与时代的拐点。

突破坚冰的举措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以后，开始终结持续十年的混乱状况，社会要逐渐走向正轨，要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走上正常的轨道，必定要有一个合理的人才选拔机制。而恢复高考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因此高考迟早会恢复。但在1977年恢复，则是必然中的偶然，与邓小平的英明决断密切相关。

现在人们才了解到，1977年8月4日—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西厅，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召集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每会必到的邓小平在一旁安静地听，既不引导大家往哪方面谈，也不对别人的发言表态。8月6日下午，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说，大学的学生来源参差不齐，没法上课，必须废除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那一套，恢复高考招生，凭真才实学上大学。在会上，查全性还指出当时招生制度的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他建议从当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听完查全性的一番言论，邓小平没有表态，他环视四座问道：“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见在座的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纷纷表示赞同，他又问当年恢复高考是否来得及。一些代表说来得及，于是邓小平最后表态：“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其实，科教工作座谈会上一些专家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只是邓小平决意恢复高考的诱因。应该说，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之前，邓小平已经有意要恢复高考了。在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时，就有重振教育的举措和想法，第二次复出后，他“自告奋勇”分管科技和教育，1977年8月科教工作座谈会，便是借机提出恢复高考、实现其设想的一个场合，而决定恢复高考，则是邓小平抓教育的“具体措施”。

1977年12月10日，全国570万考生走进考场。 图片|河北电视台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重新召开了1977年第二次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由于还受“两个凡是”的束缚，一些人对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等持反对态度，教育部主要负责人也表现出消极的态度，以至于会议久拖不决。

9月19日，邓小平找教育部负责人谈话， 明确指出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关于恢复高考，邓小平批评道：“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9月21日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后，形势出现转机，招生工作会议在9月25日顺利结束。

如果要大家举出“文革”后几十年来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最为重大的事件，恢复高考无疑会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选项之一。这场不同寻常的考试，不仅改变了27万人的命运轨迹，而且改变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进方向。

9月30日，教育部呈送恢复高考的报告。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至此，高考从制度上正式恢复。过去， 高校招生原来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恢复高考后改为：（1）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2）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而且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3）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4）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

实际报考和录取时，虽然各地执行政策的情况不一，但大部分地区是做到自由报考的，许多知识青年及其家庭通过1977年的高考得到了翻身的机会。

因此， 1977年的高考，是文化基础较好而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的解放日，是渴求知识但没有背景和关系的学子的盛大节日。

空前的考试

1997年的冬天无疑是中国教育史的春天。从1977年10月21日正式宣布恢复高考，到12月中旬真正进行高考，所有准备高考的考生和家长都有种兴奋莫名的情绪，许多家庭都有两个以上的子女准备同时参加高考，全民都在议论恢复高考这件事，整个社会的神经都被高考所牵动。

1977年的高考是中国历史上最特别、最壮观的一次高考。十年耽误和积压，一朝汇聚和喷涌。大家通常说“文革”10年，但一般人很少注意到高考并不是停废10年，而是中断了11年。因此，77年的高考是从1966届到1977届12个年级的学生一起竞争，如果加上当时允许部分1978届优秀高中生提前参加高考，实际上1977年有13个年级的人才一同走入考场。

衡水二中2018年百日誓師现场。

在中国高考史上， 1977年高考有几点是空前绝后或独一无二的：

一是录取率最低、竞争最激烈。起初预计报考者有可能达到2000多万人，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录取率是1%。后来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结果这一年全国最后实际考生数为570万人。后来经邓小平提议，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经过扩招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例达29.3% ，最后录取了272971人，按考生比例算为21∶1 ，录取率为4.8%。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

二是有的省区选取一个县，先行举办了恢复高考的试点。如广西便在1977年11月，在百色举行了恢复高考的试点考试。这是在高考中断多年之后，大家对高考已十分陌生，为总结经验，在省区选取一个县进行试点，以便全省正式高考时借鉴。

三是由省市区组织考试、地区组织评卷。按当年的招生办法，是考生自愿报名、省市统一考试、地市初选上报高校择优录取。2004年以后，也实行部分省市区分省份命题，但都是全省份统一评卷，而1977年的高考，由于时间来不及，则是各地区组织评卷。

四是各省份考试时间不一。文件规定当年的“招生推迟到第四季度进行”，并未确定具体时间。高考的准备工作非常紧张，各省区市都按倒计时来安排命题和印制试卷等工作。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许多省份的命题场所和物资都是临时决定，考试时间也不相同，但多数还是在12月中旬。

五是冬季考试、春季入学。这是中国高考史上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高考。

六是录取结束后临时决定扩招，匆忙复办了许多专科学校，并开始招收走读生。1978年和后来某些年份也有扩招的举措，但1977级的扩招特别匆忙，以至于许多复办的师专没有校舍，临时寄在师范学校开学，甚至借用小学的教室来上课。如福建龙岩师专1977级新生在1978年5月初才人学，便借用龙岩东街小学的教室上课。

知识改变命运

如果要大家举出“文革”后几十年来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最为重大的事件，恢复高考无疑会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选项之一。

这场不同寻常的考试，不仅改变了27万人的命运轨迹，而且改变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进方向。恢复高考荡涤了“读书无用论”“唯成分论”的浊流，为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吹来了第一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风。从此，“高考”一词以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并影响了我们社会进程的方方面面。其意义重大而深远，中国的现代化征程，中国教育的复苏，当代中国的崛起，几乎都以恢复高考为出发的原点，由此中国社会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凡是参加那场考试的人，都是一个伟大开端的见证人。

机遇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积聚十三届的考生、荒废十年的学业、一个多月的备考时间，使许多报考者犹豫徘徊，甚至在数学科开考后就放弃。能够参加正式的高考，能够坚持到最后就不简单。而能够脱颖而出者，通常都是原有基础较好，或者较有毅力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强者和勇者。除了智力因素以外，更多的是非智力因素在起作用。“文革”期间坚持读书者不全是最聪明者，更多的是喜欢读书者、有信念者。知识改变命运，在恢复高考的当年体现得特别明显。

考上大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生的重大转折，尤其是对上山下乡的知青而言，终于走进梦寐以求的大学殿堂，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好似鱼跃龙门。这批从3000万被耽误了青春的人中突围而出、久处知识饥渴状态的1977级大学生都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看到过去无法借到的书籍，就像饿虎扑食般地享受知识盛宴。这批年龄巨大差异、多数经历过上山下乡磨炼的大学生明白命运之神对他们格外的眷顾，历史给了他们非常好的机遇，他们中的多数人对邓小平、对国家和社会也有一颗感恩的心。在特殊历史时期、在学期间形成的顽强拼搏、刻苦向上的精神，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加上这一群體较有自信，其中许多人也具有为国家民族勇攀科学文化高峰的使命感，报效国家的使命感也特别强烈。

从考场出来的考生们。

1977级以及后来的1978级大学生，多数都是从社会走过来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大学生中成分最复杂年龄跨度最大的一群。他们作为恢复高考的受惠者和幸运儿，在学习氛围特别好的时代里成长历练，毕业后填补百废待兴时巨大的人才空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后来他们则成为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和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中国后来经济起飞，追源溯流，与高考制度的恢复和不断改革密不可分。

历史不见得会记得每一年的高考，但永远会记得1977年的高考。

◎ 来源|教育发展研究（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