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超

今年年初，桑达隆果墓地发掘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个项目的发掘者为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高原女子考古队”，这支考古队由6人组成，分别为“80后”队长何伟和“90后”队员童艳、谭韵瑶、德吉央宗、旦增白云和拥措。

必须要提的是，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考古室共有10名工作人员，女性占了60%，她们和男性同事一起，负责西藏全境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考古发掘调查工作。

和大家想象的不同，西藏考古起步晚，文研所考古人手少，西藏又大，地广人稀，专业人才多少个填过来都也不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女性并没有被区别对待，得到“保护”“照顾”。实际上，随着这几年高校考古专业男女生比例上严重的男少女多，女性正在逐渐成为考古大军的主力。

很多年轻人受早期探险家的影响，认为考古人比较酷帅。但何伟坦陈考古这个行当绝对不是大家选择职业的最优选，她本科班级21个人，2个转专业到经济系，剩下19个，在田野考古第一线的，只有她一个，“很少人做，本身就是证明”。一年365天，至少有200多天是出差在外的，照顾家庭，尽母职，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条件做到的事情。

“女生在这个行业中做，必须要想好怎么去处理一些现实的家庭、精力的问题，只有这些问题处理好了，你才能去做这件事。只有一腔热血，让别人帮你的一腔热血买单，希望别人理解你，这样做事是做不长久的，要尊重现实。”队长何伟表示。

“90后”旦增白云则认为，在西藏干考古又辛苦又危险，身体消耗大、“折旧快”，但是这份工作多么充实迷人啊。浸淫其中，就可以探见那几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受，一种极富创造性的综合判断力，又有着变化的节奏，有时快一些，有时慢一点，有时像散出去的风，奔行在西藏广袤的高原上，有时又像个手艺人，聚精会神于眼前那一丁点儿的器物，人在其中，不是一颗被工具化了的“螺丝钉”，不是被掏空，而是与知识融合，与技术融合，与历史、时间乃至这片土地融合。而恰恰是这种融合的力量，给了旦增一种很平淡地看待自己与自己职业的眼光：“我们就是很正常的人，在做一份很正常的工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越夸我们，可能反倒是潜在地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越根深蒂固，说明有这样一个先入之见——考古不是女人能干的事儿。但其实，我们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西藏考古起步晚，要补的课很多，在谈到对这一现状的责任感时，何伟相当清醒与務实：“责任感来自职业修养，就算西藏起步不晚，就算我是在考古做得很顶尖的省份工作，我就不需要想着怎么往前走一步了吗？确实大家会有奋起直追、缩短差距的情绪，但是如果存了5年、10年，我一定要出什么成果的想法，反倒是不容易把工作持续开展下去的。这种想法很容易受到挫折。”前辈们给予的教诲是：“你迫切什么？不要去迫切。做好今天的事情就好了，不然你会连眼前的事情都做不成。”

何伟 、拥措在桑达隆果遗迹进行 RTK 测绘供图/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何伟“把今天的事情做好就行”

何伟是个自小在拉萨长大的“藏三代”汉族姑娘，青春期时也被当时极畅销的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系列打动，对西北充满想象，觉得那是一个很酷的地方，再加上想要“离家远一点”的心思，机缘巧合就报了西北大学的考古专业。那一年，西北大学在拉萨只招法学和考古两个专业，学法律，“钱”途光明，报的人也多。但何伟似乎在那时就已经很有个性，“就想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至于考古辛苦不辛苦，冷门不冷门，适合不适合一个女孩子，她压根没多考虑。幸运的是，做这份工作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丈夫从来不认为女人一定要在家庭中承担更多，或为家庭放弃事业，而机遇也推着她在职业上一路向前冲。

桑达隆果发掘，自2017年到2020年，历时四年，其考古发掘对于构建西藏西部阿里地区，早期金属时代到吐蕃王朝建立前将近千年的时间中，文明起源、政治实体起源、族群交流等历史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甚至包括象雄文化，这一仅仅在文献上留下只言片语、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传说的古国，在此次发掘中，也向世人透露了一些线索。然而，在2017年年底刚刚开始发掘工作时，不仅没有人知道这会是这样丰厚的一个大礼包，而且还颇让人头疼。

桑达隆果最开始属于基建发现，按相关规程，其发掘资金需要由基建方提供。然而，由于西藏经济水平的客观限制，基建方也实在“没有余粮”，紧紧巴巴。没有钱，还做不做，要怎么做？这便是何伟要操心的琐碎而又坚硬的现实。去哪儿找资金？怎么给各级领导做工作？先把抢救性工作做了，资料整合起来，报告要怎么写得有点策略，才能让领导重视，以便继续把后续发掘的资金“钓”出来？哪些口子可以用，国家局的专项资金主意打不打得……一层一层，一趟一趟，来回磨，反复碰，支持着何伟走下去的，并不是什么“干一票大的”的野心，而是“想着怎么把眼前这一步做下去，做成之后，再去操心下一步”的踏踏实实。“想要干大的”，一般抱着这个想法去做判断，在今天都是基于大数据的遴选，上来就是要申请国家局资金支持的。“如果抱着这种思路，桑达隆果就不用做，因为就是个抢救性发掘，挖土机挖出来的，一般都会觉得不太重要了，我们在最开始也完全没法判断它的价值，大数据眼里它就不可能是个种子选手，这种时候，哪里谈得上情怀，只能是靠工作的责任心，有什么困难就去解决什么困难。”

童艳和旦增白云在格布塞路工地做航拍准备工作 供图/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旦增白云“最艰苦的工作回馈给我‘心流体验”

即便是对从初中开始，就远离家乡、父母，一个人在上海、北京念书的旦增白云来说，在西藏干考古也绝对是一份艰苦值没有上限的工作。

“基本都在下田野，2020年我有200多天都在外面，纯在路上的时间可能就要超过50天。去阿里，走大北线，沿途再去看看别的遗址的话，四五天就没了。到了阿里，又一待就是两三个月，其间都没办法回家，也谈不上周末、节假日，就是今天挖、明天挖、后天接着挖。白天工地一下，基本都要9、10个小时。晚上回了住处，写日记、整理资料、登记文物，这些折腾完，差不多也就12点过了，该睡觉了。”——根本没有时间颓废迷茫，脑子里除了工作很难再装得下别的什么东西，风花雪月的东西也好，多愁善感的东西也好，消费享乐有点虚荣的东西也好，同是“90后”，旦增似乎和大城市里要么“躺平”要么“娱乐至死”的同龄人，完全是两个世界的距离。

“西藏海拔高，气候干燥，比方在阿里下工地，大太阳很晒，高原紫外线，不是一般的毒辣，除非是墓葬已经挖到比较深，我们还可以在墓葬里头躲躲凉快，不然就要一直在烈日下工作。工地条件也很简陋，很多工地都是在山沟沟，甚至无人区，厕所肯定是谈不上的，要上厕所，需要走到山另一侧，找个背人的地方，山上风又大，卫生纸会到处飘，上厕所还要拎把铲子，用过的纸，挖个坑埋起来。有的工地，车进不去，那就要我们人扛着全部器材，走上个把小时进去。有时候发掘点就在乡里，晚上也没法回条件好一点的县城住宿，有一次我们住在一个已经整体搬迁了的村子里，没有水，没有电。甚至整个发掘期间住了一个多月的羊圈——露天羊圈，稍微加工下，弄成一个可以睡的地方，这是比较早的时候，大概七八年前，同事经历过的极端情况。”

旦增本科和研究生学的是博物馆专业和民族学，但毕业后却做了一年光鲜亮丽的“金领”，在拉萨一家金融机构工作，每天干干净净，穿着利落的小套装，坐在办公室里。自打做回自己的对口专业，她常常自嘲，从小白领变成了小灰领、小土领。甚至回望自己在一线城市十几年的生活，似乎也会有一种前世今生般的恍惚，虽然如今的西藏经济发展得也很快了，实际生活上跟东部大城市比也仅仅是一点不太方便而已，有时候“刷”一下朋友圈，看到晒各种“有品位的生活”的，内心觉得距离非常遥远，“在乎的东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旦增觉得自己沉淀了，因为文研所这份考古的工作实在太充实了。除去日复一日的发掘，每天都拖着箱子换住处地跑调查——文研所野外工作的两项基本内容，回到拉萨，也有大量的案头工作等着她，整理资料、写报告，都是有板有眼，要好好推敲的工作。这些工作让她的内心安静下来，而发掘后大量的文物室内清理工作，则给了她“心流”一般平和、专注、入神、轻松的体验。一般发掘两个月，回来就要做一个多月的室内清理。清扫刷文物，从一大堆散乱的碎陶片中慢慢拼贴复原出陶罐来。一定要认真，因为一个不认真，就可能犯“破坏文物罪”，但这种认真与投入，不仅不消耗人，反而似乎是像精神按摩一樣滋养着人。每到这时候，旦增就会放个歌，不疾不徐，手下文物像一颗颗果实，她带着一种轻轻的欣悦的情感，温柔地整理与安置着它们。

谭韵瑶在阿里的梅龙达普洞穴遗址工作 供图/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谭韵瑶“这真不愧是我能干出来的事儿”

文研所女子考古队一共6个人，只有小谭一位是外地的。这个外地，外得有点狠，小谭是个广州姑娘。

说到广东人，早年间还颇有些段子，比如广东人出门旅游，到哪儿都要喝汤，每晚必须冲凉，讲的就是他们在生活条件上的要求有点高，生活习惯使然，很难将就。小谭有点异类，大学把自己扔到了吉林，因为从小看CCTV纪录频道种下的情结，选的是考古专业，毕业后又报名参加西部志愿者计划，先是在日喀则妇联办公室做文书，一年后考进文研所，得偿所愿，成了一名年轻的考古人。

作为“90后”，小谭有着更包容与自由的家庭氛围，父母不反对，尊重她对自己未来的决定权，只是会时不时地打电话或发微信，担心和牵挂都在最平常的寒暄询问中：什么时候下工地？在工地怎么样？大部分时候小谭都如实相告，但有些经历，虽然刻骨铭心，她却很清楚，自己不能拿出来跟父母分享。那是一次雨季里的跑调研，去林芝、昌都，土质的山路都被雨水泡烂了，车子里面连司机塞了5个人，摇摇晃晃着，沿着山崖边松软的道路一点点往上挪。小谭坐在窗户边，靠近悬崖那侧。突然之间，她发现天空晃了下，视平面斜了——右半边车已经完全挂在崖边，车翻了一半。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她脑子里，人生走马灯已经开始自动播放……小谭最后是尖叫着、腿软着，在领导同事的安抚下，从车里打开另一侧车门爬出来的。那是她头一次觉得这份工作原来真的是有可能有“生命危险”的。

然而，事情到这里远没有结束。人安全了，车却要她们冒着大雨跋涉出去，去村里找人帮忙拖出来。被吓到崩溃的小谭，看着来帮忙的人越来越多，热心的村民倒腾半天终于把车给拉上来，感到了一种历劫后的放松，“原来真是这样，人在挺过了危险之后会有一种无欲无求一般的放空、无我的状态！”

虽然还不到30岁，小谭却觉得，在文研所干了三年，自己成熟多了。刚到所里时，正好赶上下工地的旺季，办公室里几乎都没人了，领导直接派活：你收拾下东西，下周就去阿里。虽然本科学的就是考古，可小谭对旧石器特别陌生，只是上过一门课而已，连了解都谈不上。连夜看了一堆材料，一通狂补，就硬着头皮到了桑达隆果现场。有时候她也会特别沮丧，每次发现一个大家都没见过的新东西，带队老师征求大家意见，七嘴八舌讨论时，她总会为自己知识不够、经验不够而感到沮丧，“怎么就这么没见识，为什么自己说不上话？”这几乎是比让不能吃辣的她天天吃一样的川菜配馒头更大的打击。尽管小谭坦言，对于工作、对于人生，自己的价值观还并没有形成，一些事情如何去处理、平衡，自己也在摸索中，也会迷茫，但她很清楚一点，这些沮丧、挫败感，只能一次次，一点点熬过去，挫败—学习—挫败—学习，不知不觉间，她发现，自己对于团队里面这套东西，整理材料、写报告，专业名词张嘴就来，已经很是一个熟练工了。而与此同时，内心也在成长。回头看自己读大学，一时兴起、说走就走来到西藏，再逐渐萌生了想在这里做事业、扎根于此的想法，“似乎还真不愧是我谭韵瑶能干出来的事儿”，当初或许冲动、情怀与幻想占大头，但经过三年磨砺，她也无愧于当年的决定，尽管现在的她，“变得听话了很多”，也在慢慢学习调节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但这是好的意义上的成熟，“回头看这个选择，还是很正确的，如果我留在家乡工作，那么无论如何都不会给到我在西藏这样沉甸甸的东西。”

在现场进行绘制工作的童艳供图/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童艳“这份工作让我驰骋于天地间”

对喜欢安静、喜欢自然、喜欢琢磨历史和地理的童艳来说，干考古“真的挺有意思的”，“每次发掘，有新东西，大家都很激动。我认真考虑过，自己做什么更好，发现还是考古适合自己，每次下工地，到了户外，就在自然之中，人觉得很舒展自在。”

考古难吗？肯定是难的。田野工作，需要很多专业知识与实地经验，看理论，很清晰，一下田野，就犯糊涂，会有偏差。画地层，理论很简单，一上手，实际情况千差万别，人为活动、地质灾害，地层被冲断，各种扰动因素，干久了就像侦探一样，土质、土色、包含物，以蛛丝马迹，定年代定性质，沉迷于其中，越难就越有挑战的乐趣和成就感。

但另一种难似乎更难克服，无法征服，只能硬抗。虽然也是“藏三代”，生在拉萨，长在拉萨，高原性肺水肿却也不曾放过童艳。尤其是跑调研的时候，一天之内跑几百公里，海拔高到五千多米，低到两千多米，高反、暴晒，都是“礼物”，只能收下，无法敬谢。

这就是西藏，一体两面，有最震撼人心的自然，也有最艰难的、给到她的“追随者”的挑战。童艳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在墓地里过的中秋节，那是在阿里的发掘，当天现场有重要文物出土，必须要把清理提取工作全部做完。等到几个人从墓里出来，再颠簸着回到住处，一看手机，已经是次日凌晨、中秋节已经过去了。尽管在墓地里过中秋，变成了童艳自嘲的一个段子，但那天晚上高挂于天空的月亮——“阿里晚上特别黑，没有什么灯光，我们从地底下上来，一轮明月，清辉万丈，心里真有种感动”。考古人苦苦追寻的正是时间那无形的水波留下来的谜一样的有形的痕迹，在那轮月亮下面，历史、时间、空间，以及快进般在这时空背景下来往聚散的人群，什么都有了。那种唏嘘。那种作为一个渺小的人，参与进大历史的载玻片的澎湃感，在童艳看来，实在难以用语言形容，只能寄于高原的明月与星空银河。不管是作为一名“老西藏”，还是高原考古人，她都已经不知不觉跟这片土地紧紧绑在了一起。

德吉央宗“回到西藏，探寻遗迹也探寻自我”

大三实习时，央宗才发现，考古竟然这样迷人。那时她在周原，发掘一个西周晚期的墓地，带队老师不用仪器，上眼一看，就能准确判断哪个地方有遗迹。挖出一点漆器的漆皮残留，两分钟不到，绚丽的颜色就氧化变灰。神奇、刺激，那种临场的张力一下子钩住了她。

在最顶尖的高校——北京大学学习，毕业后，她没有犹豫，选择回到西藏干一线。一方面，觉得自己缺乏实践经验，继续深造，怕也只是理论里面打转。另一方面，西藏是自己的家乡，在外面把东西学好，回来，在这片自己有感情有优势的土地上发挥自己的能力，在她看来，是最自然不过的选择。

“我们研究藏地文化，西藏从来不是一个文化贫瘠的地方，这里在四万多年前就有人类居住，从那时到现在，这片土地上，各种人群来来往往，交流、融合、变迁，藏族也是在这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我是藏族人，但我的身份认同也并不仅仅是民族身份这样简单的东西，我也在寻找它、明确它的过程中。信仰则以一种类似道德约束一样的东西支持我，让我对工作更有责任感，做好每一个基础材料，以及材料背后的解读。”对德吉央宗来说，回到西藏、从事考古工作，可能也是潜意识中她对于自己所归所属的一种探寻。

德吉央宗的老师曾经告诉她们：考古是一个诗与远方的工作，工作两年后，关于这一浪漫的说法，德吉倒也认同，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两三个月，发掘做了，背后历史、考古价值的解读做了，当地民风民情、特色景观自然也如本地人一样了然于心了。然而支撑诗与远方的永远是付出、艰辛、勇气。在无人区里的格布赛鲁遗址，天黑之后搭起帐篷点起火，一位前辈冒着雨，摸着黑，一个人走去远处的遗址里采样，随时都可能有野兽出没，她觉得震惊、佩服。远方即是当下，诗是付出之后情感与联系的自然流淌。在家乡奋斗的她，也在期望着有朝一日吟出一首独属于自己的诗歌。

拥措在整理动物骨骼 供图/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拥措“干考古是铁人三项，是不断刷新自己极限”

在开朗、热情的拥措眼里，考古这份工作真是太好了！她的理由听起来励志中带着点自虐：干这行，什么都得会，什么都要干，铁人三项、十项全能，每次下工地，都在刷新自己的极限，慢慢发现，原来“我也并不脆弱”，原来“我也能厉害起来”。

拥措在文研所四年，完全就是一个不断点技能树的过程。拍照，要考虑曝光、聚焦、色彩还原;绘图，每一件器物都要打基线，建筑构成，都有一套专门符号;写报告，要有学术语言，给基建方的文件，要有规范讲策略;甚至连使用工具，从手工勾勒遗址范围，到打RTK录入电脑，形成精准的坐标系统，以及3D建模……没有一天不在学习，“很充实，人生没有虚度”。

甚至，怎么跟当地人打交道。书呆子干不了考古。下工地，找民工，跟民工谈价钱，买铲子钢管麻袋手套一应工具，砍价，租车，找快递公司运标本，跟农民谈占用农地发掘的赔偿，拿着红头文件去找地方的局长……拥措说，刚开始自己去谈这些事，对方总会向她身后看看，有没有管事儿的“大人”跟着来。最开始也会胆怯，毕竟这些事情需要的是社会阅历和街头智慧，拥措是康巴藏族，到现在，阿里一带的卫藏方言，她已经沟通无碍。

考古队员们在拼陶片 供图/西藏自治区文物保護研究所

挑战的刺激让她觉得“又痛又爽”，她是“90后”，却已经腰椎间盘突出。“清理墓葬，一整天趴在潮湿的土上，连续两三个小时保持一个姿势不动，起来时，膝盖、腰椎都已经疼得不行了。”这算职业病，在拥措看来，坚持下来，不去计较金钱上的投入产出，确实需要有情怀。她很幸运，第一次发掘就是桑达隆果，看着这些珍贵的文物，就是自己亲眼见证、亲手整理出来的，慢慢了解每一个文物背后的考古信息，它们对于建立整个青藏高原历史文化序列的意义，拥措觉得，原来自己在做的是这样一份高尚的工作。

她同样珍惜这份工作带给她的同事、同行圈子，这个圈子里，人们都很坚韧、好学，她们并不是超人，但却似乎什么困难都可以粉碎。拥措至今记得大姐何伟在她心中“光环破碎”的那一天，当时她们在桑达隆果，半夜12点，爬起来去工地做一个要求特殊的地层采样。恰好她们刚刚清出一个墓葬，就等着第一时间打开就取样。四五米深的探方，不能有光线干扰，何伟一个人戴个微弱的小红外线头灯下去，她和小谭在上面守着，突然听见底下喊：“给我唱首歌吧，我有点怕。”“唱什么歌？”“最好是儿歌，比较舒缓情绪”。于是，漆黑的夜里，诡异的墓道，透过门还能看到墓室一角的棺材，两个姑娘在地上唱着“祝你生日快乐”，一个大姐在底下屏着呼吸干活。上来以后，拥措打趣何伟：“你不是什么都不怕吗？”“你不看看现在几点了！那还是有点恐怖。”

“原来大姐大也跟我们一样，虽然害怕，硬着头皮也要上。”这真实又生动的一幕，告诉了拥措，什么叫考古人的敬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