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姗姗 耿显榜

毛泽东自中共三大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后，就一直致力于农民运动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他先后在广州和武昌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农民运动的领导骨干。八七会议以后，他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过程中创造的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理论和实践，为全国各地特别是为鄂豫皖的武装割据斗争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经验借鉴。在长征途中、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不仅对来自大别山的将领给予信任与重用，而且始终关注和指导着大别山的革命斗争，使大别山这面鲜红的旗帜更加光彩夺目。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主持制定《目前农运计划》，提出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开展农民武装斗争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张国焘曾说，提出开展农民运动，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曾经主持中央领导工作的瞿秋白称赞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

1926年11月上旬，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后，立刻把工作重点从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转入对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农民运动的通盘部署。他在制定的《目前农运计划》中明确提出，农民运动要首先在那些具有有利条件而又在国民革命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大力开展起来。“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其理由是：这四省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又是北伐战争准备首先推进的地区，发展这里的农民革命，能够从根本上动摇军阀统治的基础。这是毛泽东最先把鄂、豫两省作为发展农民运动的重点区域。11月下旬，他赴长江沿线考察，一方面了解各地农民运动的开展情况，一方面为即将在武昌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筹措资金。

1955年9月，毛泽东在授衔授勋典礼上给王树声（左四）授勋

此时，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湘、鄂、赣、豫四省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尤其是湖南、江西的各县，湖北的黄安（今红安）、麻城和豫南的光山、商城等地，农民运动开展得风生水起。他们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求解放，有力地推动了北伐战争和国民革命的不断深入。但是，农民运动的兴起，引起了同地主劣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包括北伐军中的一些军官，以及城里的劣绅的强烈不满。他们诬蔑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湖北麻城县的地主劣绅甚至纠集豫南光山县的“红枪会”向农民协会反攻倒算，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麻城惨案”。黄安县紫云区（今属河南新县箭厂河乡）的地主恶霸伙同反动民团头子方晓亭，残杀了农民运动领导人吴焕先的6名亲人。

在国民党右派向共产党人发动袭击之时，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领导人却妥协退让，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妨碍统一战线”。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陈独秀在汉口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会上，他不顾毛泽东等多数代表提出的“武装农民，用枪杆子保卫农民政权”的意见，作出了“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转变”的错误方针。

这次会议后，毛泽东预感到一场严重的风暴将会来临。为了反击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非议和责难，他到湖南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详细调查。随后，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汉，完成并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全国的农民运动指明了方向。

主持创办广州、武昌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为鄂、豫、皖三省培训出一大批精通农民运动的领导骨干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要动员和组织农民起来革命，“须切实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武装问题”，而根本在于“要训练一批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他不但积极倡导，而且身体力行地去做好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

1924年7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廖仲恺曾委托共产党人彭湃在广州開办了5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培训了454名学员。他们毕业后大多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1926年3月，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决定，毛泽东为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这届讲习所招收的学员扩大到全国20个省份，共有327名学生，而来自大别山区的学员多达71人。其中，湖北27人，河南29人，安徽15人。

1927年2月中旬，毛泽东从湖南农村回到武汉后，深感筹备中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必须尽快开学。为此，他着眼于全国大局，将原定只招收湘、鄂、赣三省学员的计划扩大到京、冀、鲁、豫、皖等地，农讲所直接由中央办理，名称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个提议得到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批准后，武昌农讲所于3月7日开学。学员有来自全国17个省的739人，而鄂、豫、皖三省学员多达266人（湖北206人，河南36人，安徽24人），约占学员总数的36%。其中，鄂东地区有20多人参加学习培训。这些参加过毛泽东主持的广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培训的学生，后来大多成为当地农民运动的领导骨干。其中，戴克敏、吴光浩、王秀松等人，不仅是鄂豫皖三次著名武装起义的发起人、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鄂豫皖特区的党政领导人，而且是鄂豫皖早期三支工农红军的主要领导人。

毛泽东开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之时，正值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夜。他在为农讲所制定的《规约》中明确提出，“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因此，在教学安排上，不仅设有农民问题、土地政策、地理知识等理论课，还设有农民武装策划、农民斗争战术、军事训练等军事课。

1927年4月下旬，黄安、麻城两县的地主恶霸纠集光山县的反动组织“红枪会”数万人，向新生的农民政权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麻城惨案”。麻城县农民自卫队队长王树声前往武汉，向时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常委兼农工厅厅长的董必武求助，董必武带他到武昌红巷13号的农讲所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取情况汇报后，说：“反动派不打不倒，我们学生军支援你！”当即指派军事教官付杰率领300名全副武装的农讲所学员跟随王树声到麻城县参战，历经一周血战，终于平息了这场暴乱。

毛泽东曾邀请瞿秋白、恽代英、周恩来、彭湃、方志敏、李達、郭沫若等到农讲所任教。同时，还聘请黄埔军校的许多军事教员和学员担任军事教员。徐向前也在邀请担任军事教员之列。徐向前虽然有过三找毛泽东的经历，但是错过了与其在武昌相会的机会。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十分关注鄂豫边区的武装割据斗争，对黄麻起义发源地黄安县的历史了如指掌，对在广州和武昌参加过农讲所培训的学生寄予厚望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决定到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从此走上了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之路。

毛泽东虽然身在井冈山，却心系天下事。1928年10月，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人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所以……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

毛泽东对黄安的历史了如指掌。1935年6月18日，李先念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介绍自己是黄安人时，毛泽东高兴地说：“晓得，晓得！”接着讲起黄安的建县史：“黄安，春秋战国时为黄国辖地。明朝嘉靖年间，为求‘地方宁谧，生民安妥，故名黄安。”并说：“董老也是黄安人呢！”他还赞叹：“黄安真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一点也无假！”

毛泽东身在偏僻的井冈山，能够知晓黄麻起义和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事，除了他在武汉工作多年，具有博古通今的学识，还与两个特殊的地下交通员有关。一个名叫石健民，人称“石先生”，是黄安县紫云区人;一个名叫崔世祥，人称“万事通”，是光山县柴山保（今河南新县陈店乡）人。这二人都是贫农出身，读过几年私塾，能说会道，善于随机应变。他们都曾拜师学过中医，会看病，会识别中药材。这些为他们搞地下工作提供了条件。大别山区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吴焕先、戴克敏和曹学楷，发现二人有政治觉悟，便于1926年介绍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柴山保革命根据地创建以后，急需与上级党委取得联系，红11军31师党委便作出一个决定，让石健民重点负责与中共湖北省委的联络工作，崔世祥重点加强与井冈山的联络工作。中共鄂东特委书记王秀松和红11军军长吴光浩、党代表戴克敏等主要领导都是毛泽东的学生，又都知道毛泽东创建了井冈山根据地，因此拜师取经的愿望十分迫切。

崔世祥肩负重任后，几次骑着高头大马，背着药箱，穿行于罗霄山脉的崎岖山道上。虽然无缘见到毛泽东，但他见到了湘赣边特委委员何长工，并从何长工那里了解到井冈山的斗争经验。同时，崔世祥又通过石健民的渠道，给何长工汇报了中共湖北省委鄂东特派员曹壮父将受中央的委托去柴山保革命根据地传达中共六大会议精神，并详细介绍井冈山斗争经验的讯息。毛泽东听了何长工的汇报后十分振奋，说：“鄂豫边那里有很多农讲所的学生，尤其是戴克敏、吴光浩、王秀松、王平章、周维炯最为优秀，可以说是军政兼备、品学兼优，大有前途。”毛泽东回忆说：“我记得戴克敏写的《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的一篇论文很有见地。我曾加上按语推荐编入《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一书。现在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志同道合，把武装割据的旗帜高高举起，让革命的星火燃遍大别山区。”

后来，崔世祥在为红31师购买枪支弹药时暴露了身份，不得不由地下转为地上。1930年4月，他在红1军第1师任连长。1931年，他跟随红1师政委戴克敏转战皖西，在营长任上壮烈牺牲。石健民则在新四军工作期间不幸被捕，英勇就义于金寨县。

当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猖獗于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鄂豫皖根据地时，尽管此时的毛泽东已不在其位，但仍尽其责，对张国焘等人的“左”倾观点予以痛斥

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期间，红四方面军连续进行了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四大战役，共歼国民党军6万余人，红军扩大到4.5万人，根据地面积达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余万，并建立了26个县级革命政权，被中央称为“全国第二大块革命根据地”。但是，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认为在红军的打击下，蒋军只剩下六七个师，是不足为患的“偏师”。作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不但认同沈泽民的观点，而且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公然指责中央红军和其他苏区红军不作为，要求全国红军均要配合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作战。接到沈泽民、张国焘的电文，远在江西的毛泽东分析了沈泽民、张国焘和中央苏区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所犯的“冷热症”。

在沈泽民、张国焘陶醉于辉煌战绩时，蒋介石调动约30万军队，另有4支航空队，全力压向鄂豫皖根据地。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在夏店召开会议，讨论应对之策。徐向前提出“应立即停止外线进攻作战，把主力摆在鄂豫边界，一脚踏在根据地，一脚踏在白区，边休整部队，边掩护地方开展工作”的建议。然而，沈泽民、张国焘仍顽固地坚持“偏师”说，认为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不过是最后的“疯狂”，“不堪一击”。他们严令红四方面军一鼓作气拿下麻城、黄陂，进而威逼武汉。当红军久攻麻城不克，并陷入国民党军的四面包围时，张国焘才意识到情况的危急。特别是在扶山寨战斗失利后，张国焘在发给苏区中央局的电文中，流露出惊慌失措的心态。电文中说：“虽大量歼敌，但敌军越打越多，我军则越打越少，且有近万的伤病员，缺医少药，又有反革命破坏医生……情况相当危急。务请中区及中央紧急动员各区红军及工农群众急起策应我军。”

当这封电文转至苏区中央局负责前方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手里时，毛泽东说：“破蒋分路合进之术的唯一办法就是诱敌深入，拉长战线，避其主力，打其虚弱。可惜，这种战法被有些人认为是保守主义，恐怕很难行得通。”

尽管如此，苏区中央局前方委员会仍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给张国焘发去了《关于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的指示电》。电文中明确地提出破敌建议：采取诱敌深入、避强击弱、运动作战的战法，利用有利的地形，猛烈地打击与消灭敌军之一部，迅速转到另一个地方，切不可死守某一点，与强敌拼消耗。充分发挥地方游击队的作用，从四面八方扰敌、截敌、袭敌，断敌之交通。严格地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断绝其粮草供应等办法粉碎敌人“围剿”。电文最后要求红四方面军须扬长避短、灵活机动，跳出内圈，到外线作战。由于张国焘执意坚持迎头堵击的战法，红四方面军错过了灵活歼敌的大好时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蔡申熙建议：“当今之计，唯有向西突围，进入川陕才有出路。”最后，红四方面军被迫开始了漫漫的西征之旅。

后来，毛泽东在总结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失败的教訓时尖锐地指出：“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也不相信‘围剿反复这一规律。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则有所谓‘偏师说，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第三次‘围剿失败后的国民党不过是偏师了，要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身出马担当主力军。在这个估计之下的战略方针，就是红军打武汉。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号召红军打南昌，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工作，反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以及认为‘反对五次“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道路的决战等等，是在原则上一致的。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种下了鄂豫皖边区反对第四次‘围剿、江西中央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围剿面前不得不处于无能的地位，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在长征途中和到达陕北后，毛泽东高度重视来自大别山的两支红军部队，对西路军失败后归队的将领关怀备至，对处置不当和在“肃反”中蒙冤的同志，一律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1935年，尽管发生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严重事件，但毛泽东始终对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寄予厚望，关爱有加。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实现了历史性的会合。时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25师师长的韩东山接到了徐向前的一个紧急电话：“告诉你个大喜讯，我们马上就要和中央红军会师了！你韩东山是迎接毛主席的第一个红四方面军的代表。”

韩东山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积极做好迎接准备工作。当天下午，韩东山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革军委首长。在一座喇嘛庙里，毛泽东亲切地拉着韩东山的手，说：“你这么年轻就当上了师长，了不起呀！”接着询问道：“听口音，你是黄安或礼山县一带的人吧？”韩东山很是惊讶：“我是离黄安县不远的礼山县人。毛主席您怎么对我们那里的情况这么熟悉？”毛泽东说：“你不晓得吧，我在武汉工作多年，虽未到你家乡走走串串，但史志是必看的，所以对湖北的人文地理还是了解一些的。”毛泽东接着说：“东山哪，作为一个年轻的指挥员，打仗勇敢，带头冲锋陷阵固然值得称道，但以后还要加强学习，努力做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称职的将领。”韩东山回忆说：“在懋功与毛主席的会面，是我终生的荣幸，也是终生难忘的教益。”

1935年7月，在芦花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徐向前第一次相会。毛泽东说：“向前同志，你为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我代表中央红军向你及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徐向前说：“我们等中央、盼中央，中央领导来了有方向。迎接中央红军及各位领导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紧接着，徐向前满怀深情地说：“主席啊，想见你是我多年的夙愿。”

1935年，红25军的部分领导人合影。前排左起：吴焕先、郭述申、徐海东、戴季英

忆及往事，毛泽东说：“那年我在武昌主办农讲所，急需军事教员，自然想到你这位黄埔军校毕业的高才生。不过，你我虽相见恨晚，但你在创建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斗争中发挥的重大作用我是知道的。”随后，毛泽东便从破旧的上衣口袋里取出一枚红旗勋章交到徐向前手里，并解释说：这枚勋章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授给八位同志的。因为你没有出席中央的会议，我作为政府主席，只好带在身上。今日正式授给你，以表彰你对军队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徐向前恭敬地接过勋章，流出了热泪。

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于1937年6月返回延安。他刚到延安，就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谈及西路军失败，毛泽东对徐向前说：“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毛泽东一直把徐向前视为红四方面军的一面旗帜，视为孵化红四方面军的英雄“母鸡”。对此，徐向前感佩终生。

毛泽东十分器重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当王树声辗转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先是进行慰问，后又请他吃饭，为他接风洗尘。当王树声主动承担西路军失败责任，请求组织给予处分时，毛泽东挥挥手说：“你回来就是胜利。西路军的失败，你是没有责任的。”他还提笔写信，介绍王树声到抗大学习。

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等人从新疆到达延安后，毛泽东邀请他们到窑洞做客，亲自奉烟、倒茶，并对他们说：“西路军虽败犹荣。两万多名优秀指战员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英勇顽强，浴血战斗，他们的牺牲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领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达了新疆。这种坚定的革命意志，除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是其他任何军队做不到的。”这番话令在座的原西路军将领十分感动。

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将士的关爱，还突出地体现在许世友身上。早在1935年8月的毛儿盖会议期间，就有毛泽东为许世友改名字的佳话。当许世友在延安闹出“出逃风波”后，众人皆曰杀。毛泽东独怜才，不仅前往关押许世友的地方探望，而且抚慰说：“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党相信你是个好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立了很大功劳，我对你表示敬意。”接着说：“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的，他的错误应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没有关系。”又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贵财富，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一席话，感动得许世友热泪盈眶。他事后说：“毛泽东同志的豁达大度和恳切话语，使我茅塞顿开，备受感动，胸中苦思不解之疑一扫而光。痛定思痛，温故知新，方知主席伟大，国焘渺小，不可同日而语。”

毛泽东对先期到达陕北的红25军更是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红25军为革命立了大功，这大功首先归于千百万个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也归于缔造和领导红25军的吴焕先同志。”毛泽东尤其感念徐海东顾全大局、无私援助中央红军的高风亮节，称赞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海东向毛泽东汇报，红15军团组成后，保卫局局长背着军团领导秘密逮捕了陕北红军的创始人刘志丹、习仲勋等人，毛泽东当即指示：马上放人，恢复名誉。直罗镇战役后，徐海东将原红25军还有300多人在鄂豫皖根据地“肃反”中蒙冤受屈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这些同志长征都走过来了，哪有这样的反革命？应该统统释放！党员、团员要一律恢复他们的组织生活，干部要分配工作。”

在抗战时期，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没有忘记在鄂豫皖边区坚持开展游击战的高敬亭，不仅派得力干部去大别山协助他，而且在其身陷囹圄时，急电“刀下留人”

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25军长征后，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更加艰难困苦的岁月。在此危急时刻，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勇敢地担负起重建红28军的重任。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三年中，他率领千余人的队伍，转战于鄂、豫、皖三省的40余县，革命红旗始终高扬在大别山区。毛泽东没有忘记大别山区的这支队伍。1937年7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召见了来自大别山的郑位三、萧望东、张体学和程启文4人，让他们重返大别山寻找红28军政委高敬亭，并代表党中央向坚持大别山斗争的红军将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问候。

1938年11月中旬，当毛泽东得知李先念被降职到八路军第129师当营长时，亲自找李先念谈话。在得知李先念与高敬亭相识后，毛泽东当即安排李先念到高敬亭所在的新四军第4支队担任参谋长。

1939年6月，新四军部分领导人以“不听调动、占地为王”等8条罪状向中央发出“拟枪决高敬亭”的电报。毛泽东立即发出“刀下留人，可派高敬亭到延安学习”的电文。可惜的是，当电文到达时，高敬亭已经被杀害。毛泽东痛惜这位大别山旗手，在中共七大期间找新四军代表谈话，流露出惋惜之情。1952年2月，毛泽东到安徽视察工作时，对安庆地委领导说：“高敬亭不该杀。中央发电叫不杀，他们不听，还是杀了。”1975年11月30日，毛澤东指示重审高敬亭一案，使高敬亭30多年的沉冤得以昭雪。

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高度赞扬大别山区火种不灭、红旗不倒，以高深宏阔的战略眼光号令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与国民党反动派逐鹿中原

1947年4月，刘名榜、肖先发组建的罗（山）礼（山）经（扶）光（山）游击队镇压了民愤极大的敌经扶县（今新县）参议员、反动保长、人称“杜五疯子”的杜定廉。国民党电台和报纸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惊呼：“大别山共军势力猖獗，不可低估！”远在陕北的毛泽东获知消息后，兴奋地说：“好，好！大别山根据地还有刘名榜等同志在坚持，这在全国并不多见，真是一面风吹不倒、雨淋不湿的革命大旗啊！”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随即派出正在延安党校工作的郑位三的弟弟郑植惠回到大别山寻找游击队，传达中央和毛泽东指示：“大别山根据地一定要坚持，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中央就要派大部队南下了。”

7月23日，毛泽东签署的电文传至刘邓大军指挥部，要求他们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挺进大别山，“占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刘邓大军的先头部队——晋冀鲁豫野战军6纵17旅一路浴血拼杀，斩关夺隘，于8月中旬率先到达黄安县，并在黄石村见到了刘名榜。旅长李德生紧紧握住刘名榜的手，感慨地说：“我早就听中央首长说过你，知道你一直坚持大别山革命斗争，可真不容易啊！”

回想起峥嵘岁月，刘名榜不禁伤心地哭起来。李德生望着眼前这位老乡，宽慰地说：“老乡啊，革命者流血不流泪。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好在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就在眼前。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乘胜前进，将革命进行到底。过几天，我派战士护送你去会见刘邓首长。”9月，刘邓首长在光山县南向店附近的杨岗接见了刘名榜、邱进敏等99名游击队员。刘伯承高度赞扬了刘名榜领导的游击队以顽强的意志战胜艰难困苦，以信念的力量坚持红旗不倒，以百倍的信心迎接大军的到来。要求他们再接再厉，保持和发扬大别山的这种革命精神，为建立新的红色政权作出新的贡献。邓小平听了刘名榜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情况汇报后说：“你讲得对。我们离了党的领导，活不成！离开了人民，离开了枪杆子，更活不成！”邓小平接着说：大别山有红色的土地、英雄的人民。你们都是党和人民的好战士、大英雄。我代表毛泽东主席，代表野战军的领导同志，向你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大别山区的革命斗争与全国的革命斗争紧密相连，始终牵挂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心，始终得到毛泽东的关注和指导。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们更加感佩毛泽东宽容博大的政治胸襟、高深宏阔的战略眼光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韬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