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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历史渊源

2021-07-22王文凯

党史博览 2021年7期
关键词:兰考事迹焦裕禄

王文凯

在党的历史上,焦裕禄是践行初心使命的典范,是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坐标。中共中央对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始终高度关注,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了相关重要论述。这些都有力推动着焦裕禄精神融入共产党人的灵魂,嵌入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被誉为“毛主席的好学生”

焦裕禄,1922年出生在山东省博山县。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局动荡、民不聊生,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求救国之路。黑暗的时代让青少年时期的焦裕禄备受压迫、饱尝苦难。终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社会各阶级力量,团结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战争胜利后,焦裕禄返回家乡,在村内进步分子的影响下参加了民兵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人生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1955年,焦裕禄在撰写的个人自传中曾写道:这时(刚入党时)对党是干什么的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共产党对穷人好。自己自从共产党来了才有出路了,入党要好好干工作,在各种工作中起带头作用。入党后,焦裕禄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他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发挥。比如,他改进制成了卓有杀伤力的火药石雷,成功运用了“空城计”退敌;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焦裕禄等一大批解放区干部随军南下,推着独轮车往前线运送物资;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共产党部队排练各种红色剧目,以激发战士和群众的斗争热情。焦裕禄所在的这支部队编演了歌剧《血泪仇》,他出演主角王东才。

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留影

焦裕禄十分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在洛阳矿山机器厂时,他经常说:“一个好的调度员,首先必须要学会调思想,真正做到既是调度员,又是宣传员、技术员、联系员。只抓零件不抓思想是亏本生意,先抓思想带动零件,是一本万利。”针对当时条件差、很多人存在畏难情绪的情况,焦裕禄经常带领干部职工学习毛泽东著作,用毛泽东的话鼓舞干部职工。焦裕禄有高度的政治意识和党性意识,坚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工作的遵循,用以指导工作、鼓舞士气。他坚持通过思想教育武装同志,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赴兰考工作后,焦裕禄更是时刻牢记自己是党领导下的县委书记,自觉学习党的理论政策。无论走到哪里,他都随身携带《毛泽东选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书。当思想出现问题或者工作没有方法的时候,他都会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他经常白天到群众中调查访问,回去后读毛泽东著作,晚上再“过电影”。焦裕禄不仅自己带头学,还号召县委领导学,组织身边的干部学。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不忘对守在身边的大女儿说:“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作为送你的礼物……那里边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工作……怎么做人、怎么生活。”《人民日报》社论评价焦裕禄是“两个典范”,认为他是“一个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典范……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解决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问题的典范”。

焦裕禄住院时,邓小平协调专家救治

焦裕禄病倒后,兰考县委工作人员拉着他到开封淮河医院看病,但他仍惦记着兰考的救灾工作,不愿住院。他说:“我的病没有什么了不起,灾区那么穷,何必把钱花在这上头。在这里诊断出病情后,我还得回兰考,可以一边治疗,一边工作。”没多久,焦裕禄的病情急剧恶化。他被转移到郑州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在这里,焦裕禄被诊断为肝癌晚期。医生认为情况紧急,建议将焦裕禄转移至北京作进一步诊断。

焦裕禄一行人到北京后,为了让焦裕禄得到最好的救治,兰考县民政局局长袁汉琪也赶赴北京。袁汉琪在二野当过特务营营长,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他带着证明和信件直奔中共中央办公厅,求见邓小平,却被值班领导告知:邓小平目前不在北京,你反映的事,可通过有关单位协助办理。过了几天,袁汉琪获知邓小平回京消息后,决定再次求见邓小平,邓小平接见了他。袁汉琪当面向邓小平汇报了兰考救灾的情况和焦裕禄的病情。

邓小平听后,随即指示有关人员负责安排给焦裕禄检查治病的事宜。在邓小平的关怀下,中华医学会调派了多名高级医学专家给焦裕禄会诊。焦裕禄得知邓小平亲自协调,激动地对专家说:“中央领导很忙,给首长添麻烦了。我的病是小事,影响中央领导的工作是大事呀。”然而会诊结论依旧是肝癌晚期。焦裕禄与邓小平的这次交集带有偶然性,对邓小平而言,也许并没有留下多少印象,但给后人留下一段历史佳话。

焦裕禄在兰考一年多的时间里,同生命赛跑,绘就了治理灾害的科学蓝图,吹响了向贫困进军的号角,展现了共产党人不畏困苦、不怕牺牲、大干快干的革命风貌。“焦裕禄的榜样,鼓舞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战胜严重经济困难,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更大更多的力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座精神丰碑。”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表达对焦裕禄这一典型的关注和支持

 彭真拍板《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刊发,掀起了第一次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的高潮 

《縣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作者之一穆青曾说:“我参加工作28年,很少哭过,这次被焦裕禄的事迹感动得流出了眼泪。焦裕禄的精神太感人了,虽然之前有过报道,但分量远远不够,要重新组织报道!”但在这篇大通讯刊发前,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气候,几名记者曾担心是否能够发表。一是缺乏新闻的时效性,焦裕禄于1964年5月去世,穆青等人组织采访是在1966年,已经过去了近两年的时间;二是大通讯只关注自然灾害,没有阶级斗争的内容。据时任开封地委书记的张申回忆:“当时兰考的自然灾害严重,困难那么大,人民生活过不去不行啊,所以突出要强调的是生产斗争。焦裕禄虽然也抓过阶级斗争,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东西突出起来。所以新华社的大通讯里没有写焦裕禄抓阶级斗争,而是突出表现他抓生产斗争。”

为此,穆青向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作了汇报。吴冷西被焦裕禄的事迹深深感动,但也拿不定主意。随后,吴冷西请示了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书记处书记彭真。彭真听了吴冷西的讲述,也被焦裕禄的精神和事迹所震撼,认为焦裕禄的事迹充分展现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和县委书记的特质,展现了“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于是,彭真毅然挥笔,作出了同意发表的批示。

 毛泽东、周恩来两次接见焦裕禄子女,为推动焦裕禄这一典型深入人民大众奠定了舆论和政治基础 

毛泽东非常重视对先进典型的宣传及其引领作用。在中共中央文献中,虽然目前没有发现毛泽东关于焦裕禄事迹批示的直接记录,但他使用了当时最有轰动效应的方法,那就是接见先进典型本人或亲属。焦裕禄去世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1966年9月15日、10月1日先后两次接见焦裕禄的子女,以这种形式表达了对焦裕禄事迹的关注,为焦裕禄事迹的大范围传播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此前,国家代主席董必武还曾连写两首《学焦裕禄同志》的长诗,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也写了《水调歌头·赞焦裕禄同志》词。

当时,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先后发出向焦裕禄学习的通知。中央领导通过不同形式表达了对焦裕禄这一典型的关注和高度肯定,进一步促进了全国人民学习焦裕禄精神热情的高涨。焦裕禄被称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县委书记的榜样”。他是在中共中央大力支持下树立起来的一个光辉榜样。

 新華社河南分社搬迁至兰考,集中报道焦裕禄事迹,为后期宣传、研究焦裕禄事迹集聚了资料

为深入挖掘报道焦裕禄事迹,新华社河南分社办公地点暂时搬到了兰考县。为报道一个先进典型,将省级分社办公地点搬到一座县城,这在我国新闻史上是没有过的。《人民日报》在这一期间发表的关于焦裕禄的报道竟达100多篇。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是党的核心舆论平台,代表的是中共中央的意志和高层的声音。《人民日报》社论中这样写道:“共产党人要具有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完全、彻底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这是对焦裕禄最高的评价。

习仲勋在河南洛阳龙门

习仲勋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号召工人学习焦裕禄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1966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后,焦裕禄的事迹广为传播。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胡乔木在上海读到报纸,当晚就让秘书给穆青打电话表示祝贺,称赞这篇通讯写得好,非常感人,建议新华社作后续报道。通讯发表后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一批批党员干部、工人、农民拥到兰考参观学习。为满足全国人民到兰考参观学习的需要,铁道部发出公告,陇海线上所有快车到兰考站一律做短暂停留,并开通从郑州到兰考的普通群众“接待”专列。一时间,焦裕禄的事迹为全国人民所熟知,焦裕禄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县委书记的榜样”“人民群众的贴心人”的形象为全国人民所牢记。这一时期,从中央领导人的题词及主流新闻媒体的报道来看,主要集中在焦裕禄事迹的宣传上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发扬革命精神、走群众路线等方面。

1967年,在焦裕禄曾经工作过的洛阳矿山机器厂,厂党委政治部发出向焦裕禄学习的号召,要求全厂职工以焦裕禄为榜样,为建设大庆式的洛阳矿山机器厂而奋斗。当时,习仲勋是洛阳矿山机器厂副厂长。他认为,在当时社会秩序日益混乱,工厂生产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大力提倡焦裕禄精神是非常适时的。无论是在车间劳动还是开会,或与大家闲聊,习仲勋都大力宣传焦裕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要职工群众坚守生产岗位,排除无政府主义思潮干扰,当好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各种方式宣传和推广焦裕禄精神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行,国家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也得到很大程度改善。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面临着一些潜在危机。从国际上看,当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环境恶化,这些都对全国人民的思想冲击很大,一股悲观的情绪在社会上开始蔓延。当时很多人都开始质疑社会主义道路还能够走多远,中国共产党还有没有能力应对危机,治理好国家。从国内来看,干部中出现一些贪污腐败等问题,群众反映十分强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出炉,发表在1990年7月8日的《人民日报》头版。作者之一穆青在其自述中写道:“1990年写的《人民呼唤焦裕禄》,是个政治题目。我们这三个老头儿(指大通讯作者穆青、冯健、周原)又在北京坐不住了,我们又要下去找新的典型。结果下去,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白天看,晚上召开座谈会,群众叫‘说真话会,反映的都是干部的作风问题,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群众都怀念焦裕禄,说现在缺少焦裕禄那样的好干部。”几乎同一时间,邓小平为纪实文学《焦裕禄》题写了书名。这是20世纪90年代第一本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深入全面介绍焦裕禄事迹的图书。这本书由邓小平题写书名,李鹏专门为该书题词,中组部部长吕枫及省市主要领导分别为该书作序,从中央到地方都对这本书给予极大关注。随后,陈云、李瑞环等也为焦裕禄题词。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轰动全国的电影《焦裕禄》,全国又一次掀起了学习焦裕禄精神的高潮。

焦裕禄同志纪念馆门前的焦裕禄(左)铜像

这次学习焦裕禄精神热潮有其历史背景。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党从削弱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严重后果中,感受到加强思想教育和党性教育的必要性,迫切感受到在资本主义思潮的侵扰下与市场经济的困惑中,通过持续弘扬焦裕禄精神对坚定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强化党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有重要意义。正如《河南日报》社论《继续学习和发扬焦裕禄精神》中指出的那样:“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继续学习发扬焦裕禄精神,必然会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起到巨大的鼓舞、教育、推动作用。”

《人民呼唤焦裕禄》发表的同年4月,时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把心贴近人民——谈新形势下领导的信访工作》一文中指出,“‘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经常深入农村,深入农户,深入最穷最苦的地方”,“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担负一定领导责任的同志,都应当同焦裕禄同志作个比较,经常想一想,自己为人民服务是不是做到‘完全‘彻底了;自己在职权范围内,为群众办了哪些好事,解决了哪些困难;在对待‘位子、票子、房子、妻子、孩子等问题上,是打个人小算盘,还是与群众同甘共苦;等等”。从这里可以看出,习近平对焦裕禄精神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当时的党风政风、干部作风有了深深的忧虑,为此,他把焦裕禄作为了当地干部学习的标杆。同年7月,转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夜读《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有感而发,写下词作《念奴娇·追思焦裕禄》。这也是到目前为止,习近平为党员干部写过的唯一一首词。词中“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等句子,深深表达了习近平对焦裕禄的崇敬之情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坚定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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