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英 恽文捷

2020年，新冠疫情和乔治·弗洛伊德事件进一步撕毁了后冷战时代美国精心编织的所谓平等、自由和“民族大熔炉”的伪装。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和美媒的统计数据，美国黑人和拉美裔在新冠疫情之中的病亡率是白人的3倍，疫苗接种率一度只有白人的一半。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爆发半个多世纪后，“黑命贵”运动再度控诉美国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及少数族裔的系统性种族压迫。虽然美国政客为稳定局势对抗议者采取了安抚措施，但是种族歧视作为美国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美国种族歧视的原因植根于美国制度本身。美国作为近代世界后起的殖民政治强权，其“国家”构建的基本框架与全球化时代各民族的发展与文化多样性需求正在发生激烈冲突。

曾提出“文明冲突论”的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说，在西方殖民高峰时代建立的美国实质上是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作为“国家身份认同”的特性与核心。因此，尽管美国宪法标榜“自由和平等”，但是这些价值必须建筑在以上述种族和宗教为主体的社会形态即所谓“主流社会”基础之上，任何相异者都会被美国社会的精英们视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因此，尽管少数族裔个体可以进入美国上层社会，但是那必须是以对“盎格鲁新教文化”的全盘认同为前提。民权运动家马丁·路德·金牧师曾尝试用美国黑人可以接受“盎格鲁新教文化”来说服垄断政治权力的白人社会接纳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