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年》

原作名：Homicide：A Year on the Killing Streets

作者：[美]大卫·西蒙（David Simon）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者：徐展雄

出版时间：2021-4

页数：790

定价：98.00元

本书源于二十年前的一个圣诞夜。那个晚上，我是和罗杰·诺兰、鲁斯·卡尔尼、唐纳德·金凯德以及比尔·兰希一起度过的。我观察着凶案组里发生的慌乱事件，准备写一篇小专题，报道那些涉嫌谋杀的人是怎样度过圣诞夜的。或许是出于一种变态的心理吧，我个人很喜欢圣诞夜杀人案这样的故事，而我又相当刚愎自用地认为《巴尔的摩太阳报》有些读者和我有一样的趣味。

于是，我带着一瓶酒来到市局，穿过警卫室，来到了凶案组。当晚发生了一起街头枪击案、一起吸毒过量致死案和一起利器杀人案。随着白天的降临，警探们忙完了手头的工作，电视机里传来了节日音乐，我和他们一起坐了下來，卡尔尼打开了酒瓶。

门外传来电梯门打开的声音，金凯德回来了。他刚刚处理完那起枪击案——凶手的枪法并不准，子弹射进了受害者的大腿，受害者目前正在接受抢救：他应该能活到新年。“我想，大多数人现在应该已经起床了，他们会走到圣诞树底下，发现圣诞老头送给他们的礼物。领带呀，钱包呀，或者什么的，”金凯德说，“但这个可怜的狗杂种，他的圣诞礼物竟然是颗子弹。”

我们都笑了起来。然后——我永远铭记那一刻——比尔·兰希说：“我们这儿的事情可真多呀。要是有人能写下我们一年来的故事，那肯定是本好书。”

那家伙脑袋里长了颗肿瘤

两年之后，比尔·兰希——愿上帝保佑他——因心脏病去世了，而我的个人境遇也并不好。我所属的报社虽然有盈利，却因为拖欠医保福利和工会闹了起来。记者们开始抗议游行——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种性质的抗议游行将变得相当常见。我恨死报社的老板了。突然之间，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想法：如果我留职离开一阵子会怎样呢？我既不会失业，也可以暂时告别新闻编辑室。

这时，我想起了兰希的话。我立刻给巴尔的摩警察局长爱德华·迪尔曼写了封信，无知无畏地问他是否可以为他的警探们做长达一年的报道。可以，他回信告诉我说。

直至今日，我仍不知道他为何要同意我。负责凶案组的警长否决了我这个想法，二把手副局长也不同意。他们咨询了凶案组警探的意见，大部分警探觉得让一个记者来跟踪报道是件不靠谱的事情。幸运的是，警局是个严格执行上级命令的地方。无论从哪方面来判断，它都不是个民主之地。

我从来没有就此问过迪尔曼。他在本书出版前——事实上，在我考察完之前——便去世了。“你想知道他为什么让你进来？”后来，里奇·贾尔维曾对我说过，“那家伙脑袋里长了颗肿瘤。难道你还需要其他解释吗？”

或许吧。然而，多年之后，犯罪调查部的指挥官迪克·兰汉姆告诉我，迪尔曼或许有他的理由。在讨论是否允许我前来报道的过程中，迪尔曼曾说过，在他的警察生涯里，做凶案组警探的那几年是最愉快、最令人珍惜的回忆。我情愿相信这就是他允许我前来报道的理由，虽然贾尔维说的话也有道理。

于是，我于1988年1月来到了凶案组。我的职位是莫须有的“实习警察”，而我的同事则是达达里奥手下的十九位警探和警司——他们都是男人。我们之间是有规矩的。我不能把自己看到听到的告诉报纸;我得服从所跟随的警探或警司的命令;我不能在不被允许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真名;当书稿完成之后，它也得接受警局法务部门的审读——这倒不是为了审查书中是否有敏感内容，而是为了确保我所披露的信息不会影响办案。最终，这方面的担忧被证明是没有必要的。

一个案子接着一个案子，一次轮值接着一次轮值。在警探们谨慎的目光下，我疯狂地记录着他们讲的话、案件的细节、犯案者的个人信息和我个人的大体印象。我阅读了前一年的所有卷宗，也格外注意了H打头的卷宗——那都是我在做记者时追过的大案重案：沃伦住宅区的枪击案;布隆斯泰恩谋杀案;1982年发生在墨菲住宅区的巴克斯戴尔火并案;1983年发生在哈林公园的屠杀案。我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竟然可以堂而皇之地走进行政办公室，随意拿起一本卷宗，优哉游哉地阅读它。我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竟然没有被从案发现场和审讯室赶走。我简直难以相信警局高层竟然没有改变主意把我扫地出门。

随着我和警探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们都放下了戒备心。刚开始时，他们中的有一些依然十分谨慎，一看到我走过来就会换副腔调说话。可是，渐渐地，他们不再在我面前表演了，他们变回了原本的自己。

我学会了喝酒。我曾因为喝酒丢过好几次信用卡。这些警探总是劝我酒，一一和我干杯，说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有一次，我们一直喝到马其特酒吧打烊。我跌跌撞撞地和唐纳德·沃尔登一起走了出来。那一次，沃尔登——他允许我跟他去办案，但总是有点瞧不起我——突然冲着我大吼道：“好吧，西蒙。你到底还想看什么？你以为我们还能向你展示些什么？”

我没有回答。我的办公桌上堆满了笔记，里面全是随意记录的混乱细节——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我甚至觉得害怕。原本的设想是我每星期工作六天休息一天，事实证明这完全不可能。那个时候，我的婚姻快要完蛋了，可我却要天天工作。如果警探们在下班后去酒吧喝酒，我也必须陪着。

我通常都值两轮班。我会在下午4点的时候来到凶案组，等到天亮才离去。有的时候，我会跟着值夜班的警探去喝酒。我们会喝到天亮。我回到家就蒙头大睡，一直睡到天黑。我神奇地发现，如果你在某个晚上喝醉了酒，然后又在第二天早晨喝了一杯，那样你会感觉好很多。

未成年少女案一直未破

我记得那是2月的一个早晨。我还在宿醉的余威之中，并没有按时去凶案组上早班。然后，我接到了沃尔登的电话。他说，他们在水库山道地区找到了一个未成年少女的尸体。十分钟之后，我来到了案发现场，看到了拉托尼亚·瓦伦斯被掏空的尸体——这起案件成了贯穿本书始终的线索。

我开始跟进这个案子，开始了解它的方方面面。佩勒格利尼，刚来不久的新警探。艾杰尔顿，凶案组里的孤独者，本案的警探副手。沃尔登，凶案组的灵魂人物。我开始少说话、多聆听;开始学会默默地记笔记，尽量不去破坏这个办公室内的微妙氛围。

过了一段时间后，因为我接触几乎所有的案子，也总是不离开办公室，于是我变成了凶案组的“咨询台”。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只是他们的笑料，一个供他们开心的、二十多岁的小家伙。“你是只被扔进猫窝的老鼠，”特里·麦克拉尼这么说，“幸运的是我们对你没兴趣。”

唐纳德·斯泰恩赫奇把我带到尸检室，一边看着我恐惧地打量尸体一边笑。戴夫·布朗把我带到佩恩街对面的餐厅，一边吃着恶心的香肠加蛋，一边描述着死尸，以考量我的忍耐力。里奇·贾尔维让我跟他一起审讯，当审讯结束时，他会突然转头问我有什么问题想问;我提起问题来还是像个记者，他就哈哈大笑起来。而如果我在值夜班时睡着了，醒来时就会看到他们偷拍我的宝丽来照片。

每次回到家后，我就会在卧室的席梦思上睡觉。这已经称不上是个家了，里面的大多数家具都是我前妻留下的。比起睡觉，我在电脑前花的时间要更多些。我会把那些乱七八糟的笔记都整理出来，把它们誊写成一段段意识流般的文字，并试图把不同的案件、人物和事件归档。

拉托尼亚·瓦伦斯一案一直未破。我害怕极了——这倒不是因为这个城市里还有一个逍遥法外的凶手，也不是因为我觉得被谋杀的小女孩太无辜。我的脑子里千头万绪，不知如何下笔，根本没时间以道德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我恐惧，是因为瓦伦斯一案是全书的线索，它之未破便意味着这本书没有高潮，结尾也将是开放的、虚无的、有瑕疵的。

我在凶案组报道的那一年里，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觉得这并不重要。我的打扮和他们一模一样。在犯罪现场，在法庭上，我会按照他们的指示做。我得说，我喜欢和他们待在一起。在此之前的四年里，我一直在报道巴尔的摩的凶杀案，但我所拥有的空间和角度是极为有限的——那只是都市版中的一块“豆腐干”。我只能把人类的悲剧——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黑皮肤或棕色皮肤的受害者——浓缩成枯燥乏味的一小段话：

昨日，一位二十二岁的西巴尔的摩人在自家门前的四岔路口被人开枪谋杀。这可能是一起涉嫌贩毒的案件。警方表示，他们暂时不明确凶手的动机，也没有找到任何嫌疑人。

住在斯特里克尔街1400号的安托万·汤普森是被接到报警的巡逻警找到的……

突然之间，我进入了一个无法被大多数记者接触甚或被他们遗忘了的世界。这可不是作为当日新闻事件的凶杀案，也不是源自古希腊的道德悲剧。那年夏天，当尸体随着热浪来临越垒越高，我突然觉得，自己是站在一个生产死亡的车间里。这是一条死亡的流水线。在这个衰败的美国老工业区，什么都已经停止生长了，唯独死亡还在生生不息，唯独“心碎”还在大批量地被生产着。我告诉自己，也许，真正超现实的是我们的生活本身吧。

那年12月，我突然明白过來，虚无和暧昧才是本书正确的结束方式。我给约翰·斯特林——我在纽约的编辑——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觉得这样的结局更好。

“这就是真实，”我说，“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或者说它停止运转的方式。”他同意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