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楠筠

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女性总和生育率仅为1.3，与日本相似（2019年为1.36），而明显低于美国（1.7）。为了解决人口下降及快速老龄化问题，中国宣布将允许所有家庭最多生育三个孩子。但生育率低于替代水平只是中国人口问题的一部分，其另一个问题是，老年人口规模庞大。

中国1971年以前的生育政策支持多生多育，因而造成当前已成为或即将成为老年人的人口数量庞大：15～24岁人口的规模仅为45～54岁人口的72%左右，而这个数字在日本为79%，在美国为100%。中国的这种人口结构，使生育率下降问题更加严重，因为需要更多年轻的工作群体，来取代那些将退休的、需要养老的人。

与人口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城乡不平等。总体而言，农村居民获得教育和医疗的机会较少。2010～2012年，城镇中学的入学率为100%、高中入学率为63%、大学入学率为54%;而农村分别为70%、3%和2%。再比如，2008年，城市每千人拥有2.68名医生，而农村地区仅为每千人1.26名。其结果是，农村地区的健康水平较差，预期寿命较低，疾病发生率较高。

决策者倾向于对上述问题分别进行讨论，但是低生育率、多生多育政策的遗留问题以及城乡差距，这些因素同时影响人口结构，而人口的年龄结构则直接影响长期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劳动力质量。在世界范围内，劳动力素质的差异可以解释大约一半的国家间收入和增长差异。

实际上，允许一对夫妇生三个孩子并不会自动地提高生育率，也未必有助于应对更大的经济挑战。生育率是由多种社会经济因素决定的，例如，由房地产价格高、城市抚养子女的成本过高等因素所致。此外，学业竞争十分激烈，家长们从孩子小学时期开始就面对各种升学压力。虽然高校扩招政策部分缓解了这种压力，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增长没有跟上扩招的速度。

中国人晚年在社区养老的人很少，大多数老人期待得到子女的照顾。1979年至2016年实行的一胎政策在城市地区执行较严，因此大多数年轻的城市父母是獨生子女，他们由于没有兄弟姐妹分担赡养义务，每对夫妇除了抚养自己的孩子，有可能还要在未来一二十年内照顾双方四位年迈的父母。

相比较而言，农村地区的生育率则较高，抚养子女的成本也较低，住房更便宜。而农村孩子上学机会较少，则意味着家长可以少担心教育成本。中国农村育龄人口有更多的人拥有兄弟姐妹，他们可以一起照顾年迈的父母。

除非降低养育子女和照顾老人的经济负担，否则，城市育龄人口不太可能会要更多的孩子。在其他条件不改变的情况下仅仅依靠“三孩”政策，提高的将只是农村的生育率。而如果不改善农村卫生和教育条件，增加的将是非熟练劳动人口的份额。而非熟练劳动力比例的不断增加，对于中国实现技术创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起到关键作用。

由此可见，除了提高生育限额，决策者还需要同时降低住房成本和提供教育补贴，并且要注意中国人口增长趋势与城乡差距的影响。只有综合考量各种因素，解决人口下降及快速老龄化问题的政策才能行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