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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渊冲:我的一生就做一件事

2021-07-21马国川

财经 2021年13期
关键词:许渊冲西南联大清华

“文学翻译是为全世界创造美,文学翻译要把文学味儿翻出来,”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在接受笔者专访时说,“这是值得一辈子去做的事情,我现在还在做这个事情。”

作为文学翻译领域的世界最高奖——“北极光”奖第一位来自亚洲的获得者,许渊冲从事文学翻译长达60余年,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译著百余种,尤其是在中国古诗词外译方面造诣极深,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

2021年4月,许渊冲度过了100岁生日。这位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大学者,在100年的人生旅程中,有着丰富多彩的经历。如今他安居在北大畅春园,每天伏案写作1000字,经常熬夜到凌晨两三点。

在采访中,许渊冲回顾了当年的西南联大,也介绍了自己的翻译思想和理论。他认为,文学翻译是为全世界创造美,促进中国和世界互相理解、互相欣赏——“双方互相支持,丰富世界的文化资源”。

“知道的越多越好。”许渊冲把求知当成一生的追求。虽然已是百岁老人,许渊冲仍然对知识、对生活充满了热爱。他每天都去公园散步,偶尔还坐着汽车去北京街头转一转。同时他也关注世界,对于美国大选、登陆火星等新闻都非常熟稔。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这是许渊冲喜欢的一句话。在采访的最后,这位老人中气十足、声音洪亮地说:“我自己没有多大要求,就是希望能够好好活下去,同时也尽我的能力,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吧。”

“后人胜前人”

马国川:作为百岁老人,您回顾过去走过的道路,可以将它分为几个阶段?

许渊冲:如果按照但丁《神曲》的分法,我的一生可以分为三部曲:青春、炼狱、新生。1950年以前基本上是學习继承时期,同时注意前人的弱点,准备超越;1980年以前是改造时期,耗费了我生命中的黄金时代;1980年以后才开始了我的超越时期,外译中超越了中国翻译家,中译外则成了“诗译英法唯一人”。

马国川:从1938年到1946年,您在西南联大求学八年。您个人怎么评价那个时代的西南联大?

许渊冲:现在谈西南联大,没法还原当时的感受,现在的看法跟当时也不一定完全相同。因为时间越久,看法的变化越大。“西南联大”本身就是一个复杂问题,它是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合并而来的。三个学校很不同,有的人认为北大好,有的人认为清华好,也有人认为南开好,到底哪个好?要研究。

我的看法,有的方面是清华好,有的方面是北大好。并不是清华绝对胜过北大,也不是北大绝对击败清华。清华有清华的长处,北大有北大的长处。一般说来,我倒更倾向于清华。清华西方味儿足,北大中国味儿足。

马国川:对学生来说,西南联大的学习环境自由宽松,西南联大的教师也多是当时最优秀的学术人物。在这些教师中,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许渊冲: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影响。这些老师当时是我的老师,现在还是我的老师。80年过去,我现在看得比过去更准确,更可以看出来他们的缺点。因为已经过去80年了,时代进步了,看法也进步了,现在很多地方是后人胜前人。

马国川: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新人不及旧人。

许渊冲:这都是有可能的。好坏不一定根据新旧来分,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现在认为,他们缺点不少,本来可以更好。钱钟书,当年在我们看来很了不起,但是今天看来也有不足的地方。

钱先生认为翻译有两种,一种是有色玻璃,一种是无色玻璃。他主张翻译应该是无色玻璃,不应该是有色玻璃,就是说每个字都要翻出来,比原文不多不少。我和他当面讨论,最终尊重他的意见。但是根据多年的经验,我现在的看法是,没有无色玻璃,一定是有色玻璃。人类眼睛就是有颜色的,“本色”是看不到的。要翻译“本色”是不可能的,钱先生自己也认为不能翻译出“本色”来。例如,刘禹锡的诗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翻译怎么可能字与字都对得上?

马国川:看来,翻译不是多就是少,是更多一些好,还是更少一些好?

许渊冲:可多可少,不是一定的,看具体情况,怎样更美就怎么翻译。例如,毛泽东的诗句“不爱红装爱武装”,钱钟书先生主张,红装就翻译成“红装”,武装就翻译成“武装”。可是这样一翻译,诗意就没有了。

我翻译成“to face the powder, not powder the face”。从字面上说,“face the powder”意思是“面对硝烟”,“not powder the face”意思是“不涂脂抹粉”,似乎距离原文很远,但是我认为这样翻译英文就胜过了中文。如果径直翻译成“喜欢枪炮而不喜欢打扮”,就失去了味道,诗的韵味就没有了。

马国川:您最早是同意钱钟书先生的,后来是什么时候变的呢?

许渊冲:我根据自己的经验,逐渐认识到,有的文字要直译,如果意译能够表达原意又让文字更美,就应该意译。我和钱先生最大的不同在此。

马国川:其实钱钟书先生是学问家,不是翻译家。您才是真正的翻译家。

许渊冲:我也不敢自称是翻译家,都是程度问题。以文学而论,不但要翻译字句,还要翻译出它的美来。不一定是要跟原文最近就是最好。如果严格按照原文翻译,不但能够表达原文的意思,还能表达原文的美,那么就可以用原文。如果有比原文更美的,不妨采用更美的。

“意美、音美、形美”

马国川:晚清思想家严复提出翻译要“信达雅”,您同意吗?

许渊冲:“信达雅”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信”,有的译文比原文更“达”,“雅”是最难说的。例如,“东边日出西边雨”,如果只按照字面翻译成“东边出太阳,西边在下雨”,就乏味了。如果翻译成“东边露出了笑容,西边流下了眼泪”,把“雨”(rains)翻译成“眼泪”(tears),就更人格化,表示的意思比原文更深一点,也更雅一些。表达诗意很重要。

外文翻译成中文,就要让中国人容易接受。反过来,把中文翻成外文,也要使外国人能接受。有时候字面上换了个词,但是从内容上说反而没有坏处。在这种情况之下更重内容,而不在乎形式。

马国川:这就涉及一个重要问题,是尊重内容,还是尊重诗意的表达?

许渊冲:中国的语言文字和西方的大不相同,据统计只有百分之四十几可以对等。因此翻译时,尤其是翻译文学作品,不能只用对等原则。创造文学美需要用最好的译语来表达,有的原文是很美的,有的原文并不美,所以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如果对等词是最好的表达方式,那就选用对等词;如果没有对等或者对等不是最好的表达,就应该舍“对等”而取“最好”了。贝多芬说得好:为了更美,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是不可以打破的。

马国川:作为一个翻译家,您觉得自己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许渊冲:这个问题太大,不能说“最大的贡献”,只不过是某些方面进步比别人多一点,某些方面比别人少一点,将来还可以更进步。一般来说,文学作品应该是既真又美的。译文如果只求真而不求美,也不能算是忠实于原文。这是我对钱钟书先生译论的补充和发展。

马国川:您把中国古代诗词的美呈现给西方读者,这是您最大的贡献。

许渊冲:人家抽象,我是能够具体尽量具体。其实,我就是把西方诗的写法应用到中国诗的翻译上来,西方诗也尽量利用中国诗词的好处。创造文学美,需要用最好的译语来表达。实际上,只要照这个方法做,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翻译要考虑很多方面,哪个最美我就用哪个。美,主观性很强,客观也有影响,所以过一段时间可能又改变了看法,我经常修改自己的翻译作品。新人总是胜过旧人的,总是可以找到更美的翻译。

马国川:您在翻译上追求美,但是怎么理解美,也是一个言人人殊的问题。

许渊冲:我主张“三美”——意美、形美、音美。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意美”能够使人“知之”,就是真;“形美”能够使人“好之”,就是善;“音美”能够使人“乐之”,就是美。所以,真善美的翻译最好。

真善美三者的关系就是知之、好之、乐之。那么怎么样使人知之、好之、乐之?方法就是真善美。这样一来,中国文学艺术可以使世界文学艺术前进一步,世界文学艺术也可以使中国文学艺术更丰富。双方互相支持,丰富世界的文化资源。

马国川:关于翻译,您有自己很系统的主张。但是我也注意到,实际上中国翻译界也有很多人不同意您的观点。

许渊冲:是的,要说服我很难,要批评我很容易,但是批评声音高的不多,没有几个我说不服的。我说的不一定都对,有意见拿出来,我来指出不对在哪里。当面辩理好了,能够当面辩过我的,我还没有碰到。

“我这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

马国川:您翻译了许多中国古代诗词,当代中国人对于有些古诗词已经不甚了了,要让外国人理解中国古代诗词就更难了。

许渊冲:挑战很大。李白最有名的一句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苏联人问毛主席,你们说这诗好,好在什么地方?后来又问茅盾,茅盾问我,因为他知道我翻译这首诗。我说,因为中国有个团圆的观念,“床前明月光”,看到圆月亮就想到团圆,旅人低头想到了故乡,所以说“低头思故乡”。西方没有团圆的观念,月亮圆跟家人团圆没有关系,所以苏联人说不懂。

我把“床前明月光”翻译成床前月光如水(before my bed a pool of light),“低头思故乡”翻译成沉浸在乡愁中(head bent,in homesickness I am drowned)。把乡愁比作水,床前的明月光像是一潭水,看见在水上的月光,就想到如水的家乡。这样一讲,苏联人恍然大悟:你们中国的文化高深,但是这样表达就能够理解了。

马国川:一首诗就说明了中西文化的不同。

许渊冲:所以我们搞翻译工作的,就是尽量使不了解的东西成为了解的东西。仅有这一步还不够,还要更进一步,使互相了解变成互相喜欢。中国人翻译或许能够让外国人懂,但是中国的美没有传播出去。怎样使外国人不但懂这个意思,还要懂这个美,喜欢这个美?要做到很难。

文学翻译是为全世界创造美,文学翻译要把文学味翻出来,我这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每一句诗词变成另外一个美的语言,没有固定的方法,我费了毕生之力,还不敢说就找到了。这是值得一辈子去做的事情,我现在还在做这个事情。

马国川:这是一个非常难的文化工程,因为要让中国和世界对话沟通,必须首先了解中国,还要了解世界。

许渊冲:很难,印度、埃及也是文化古国,历史都比中国更悠久,但是民族气味太重、宗教气味太重,它们的文化很难变成其他民族能够理解的东西,因此很难和世界沟通,自己也很难发展。在这方面,中国胜过西方。我们宗教气味不重,而且倡导“天下为公”。我个人看来,就目前我们所知,以古文化而论,中国文化最高。在《礼记》里就有“大同”“天下为公”的说法。要真正好好地研究,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马国川:您在《西南联大求学日记》这本书里,讲到了冯友兰说过的“人生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您觉得自己现在生活在哪一种境界呢?

许渊冲:对人而言,前三个境界就可以了。“天地境界”是什么?可能冯友兰先生也没有完全了解。人很难完全了解天地,我觉得天地境界不可能。

马国川:我理解,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就是说一个人无欲无求,能够平心静气地做一件事。

许渊冲:你这标准太低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太容易了。孔子到了“天地境界”吗?没有到。老子也没有到啊。

马国川:您已经100岁了,现在您觉得您这一辈子最好的时候是现在,还是上大学的时候?

许渊冲:大学的时候是无知的,现在知道的多一点了,但是距离100分也差得很远,甚至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多。反正我就知道,有很多自己不知道的东西。知识由少而多,从不知到已知,这样就可以了,哪有“天地境界”。

马国川:您一直把求知当成一生的追求。作为一个年逾百岁的知识分子,您对后辈有什么希望?

许渊冲:一个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没有顶点。哪里可能有全知的人?只能说,知道的越多越好。

人生应该尽量生活得愉快。我自己没有多大要求,就是希望能够好好活下去,同时也尽我的能力,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吧。我活了100岁,再做不了多少事了,只能靠你们做了,大家有一分热发一分光。“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你们前途越来越大,希望在未来。

(作者为《财经》高级研究员;编辑: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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