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出院那天认识袁大爷的。

以前，他每天按时来病房换垃圾筒，拾掇厕所，但我没有印象。这天赶上出院，听说我姓袁，他支着拖把和我聊了几句。袁大爷是安徽人，全家都在北京打工，自己在望京医院这家外包的专科门诊干了一年多保洁了。听到我是陕西人，他脸上露出微笑，说我去过，卖布。

是三十来年前的事了，那时袁大爷是挑担的货郎，翻山越岭，也转过我们那儿的山。虽然他挑的是布，也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货郎担子。担子本身大约只是两只箩筐，订婚交礼的时候常见，主要是其上的琳琅满目，是两座别样的山，一头是用，一头是穿，独独缺少吃的，大约山民没有余钱用在零嘴上，连水果糖也是奢侈。

用和穿却是必需，无法自产。用的从大的铁锅、搪瓷盆到小的打火石，后来有了香脂，穿的从针头线脑顶针到围巾袜子，印象最深的是彩线，不知怎么会有那么多种，妈妈和几个舅娘都会一股股理起来，慢慢地挑，用来绣鞋垫的花样子。除了山上开的花，这就是童年家乡最多的色彩了。

货郎从山底转上来，爬上煤炭灰包，把担子在沙梨子树下一放，会拿出随身的小喇叭放“新鞋新袜啰”，小孩子立刻循声前来围住，几个表姐表妹连同我的姐姐是主力军。记得有一年，货郎担来了几双高跟鞋，说是外面流行得不行了，几个姐姐在那里试穿，我们几个当弟弟的私下约定，要是她们买了高跟鞋来穿，就暗中给她们把鞋跟剁掉，似乎姐姐们穿上高跟鞋，会大大丢失我们当弟弟的脸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