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涛，张晓平，赵艳艳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049) (2019年12月30日收稿； 2020年5月30日收修改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消耗大量资源、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导致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发展的“新常态”时期，经济发展不再只追求经济总量的上升，而是着眼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地区生态效率，以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的综合可持续发展。

生态效率最初是1990年由Schaltegger和Sturm提出的，即增加的价值与增加的环境影响的比值[1]。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认为，生态效率通过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商品与服务，在满足人类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将生命周期中对环境的影响降到地球可承载的范围内[2]。生态效率的核心理念是用最少的资源消耗和最低的环境代价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1995年，Fussler将生态效率引入中国[3]，自此学者们对生态效率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可以概括为以下3个方面：一是对不同区域尺度、地区及城市[4-12]和不同行业[13-17]的研究，其中区域、地区层级的研究较多，而地级层面和县级层面的生态效率研究较少，因此生态效率的小尺度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任宇飞等[18]利用传统和含有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slack-based model)分析东部沿海四大城市群生态效率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