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一帆

一、魏晋时期人物特称的取向和特点

在我国众多对魏晋时期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中，鲁迅先生曾称魏晋时期属于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这个观点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认可，后来人在研究魏晋时期历史时，大多会参考这个观点进行研究。研究魏晋时期的历史，不可能绕过曹氏父子，从历史文学记载中，可以得知曹氏父子酷爱文学，对于有学之士十分尊重，故身边聚集了许多魏晋时期的有名文士，在行军打仗的过程中，也不忘吟诗作对，这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发展，还从根本意义上提高了文学的重要性，为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曹氏父子和帐下的文士的心中，文学不再是政治的附庸，而是可以同政治功名相提并论的事业，这种对文学的全新认知，让他们将汉末以来的品评人物之风表现于诗作之中。在《典论·论文》中，曹丕首次将文学家的特称引入文学品评当中，让特称成为赋予特有内涵的称呼，在此之后许多学士开始模仿曹丕。人物特称这种评价方式，由此开始成为魏晋时期十分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文化，也由此使得人物特称成为后世一种运用十分广泛的社會评价和文学评价方式，直到现在人们对社会事件和文学进行评论时，依然受到影响。

对于魏晋时期人物特称的取向和特点，本文从人物特称所评选的对象方面进行研究。在运用人物特称对对象品评之时，除了关注对象的道德和功业这种比较传统的标准之外，还会考究对象的性格、文学作品甚至容貌等。例如在《晋书》第49卷和68卷当中就有记载，魏晋时期出现大量和“俊”相组合的形容词，用来形容人物的才情风貌，当时的“三俊”“八达”“玉人”“连璧”都是对人物的特称，从这里可以看出，魏晋时期人们对人物个性十分关注，甚至隐约有超过道德功业的趋势，这同当时的价值观念变化有极大的关系，由于这种特殊性，使得后世的人们对魏晋时期的历史十分感兴趣，这也是许多专家学者喜爱研究魏晋时期历史的原因之一。

在魏晋时期的历史背景下，魏晋人物十分崇尚才学和文章，注重自身的声誉，这就导致特称运用更加多样。特称出现之初，就是为了进行类列和比较，随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转变，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变得更加开放，可供人们类列比较的事物变得越来越多，范围变得越发广泛。在《晋书》第92卷中明确有记载，吴人张翰有清才，善属文，而行为旷放不羁，时人号为“江东步兵”，可是吴人张翰并没有担任过任何步兵类管制，这是因为他同历史上十分著名的历史人物阮籍一样，两人都肆酒酣饮、纵任不拘，也就因为这样，虽然历史上对吴人张翰的记载并不多，可是因为有“江东步兵”这一特称，后世的人提到他，都会觉得他的人物形象十分生动饱满。从这里看出，特称虽然只是短短几个字，可是却蕴含大量的信息。特称在魏晋时期形式多种多样，起初仅有姓氏型和数字型，之后增添了地域型、家族型等类型。地域型在称谓上冠以地域之名，可以突显人物的特别之处。至于家族型特称，这类特称多用于表示一门之内有多名子弟颇有文才，例如“王氏三少”“卞氏六龙”等具有家族特点的特称。

魏晋时期特称的内涵和形式包含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物的道德功业、文学才艺、容貌特点和性格行为，都成为人们赋予特称的参考方向，并且特称不仅仅用来表示对人物的褒贬，还表示人物的个人喜好，甚至有部分用来嘲讽嬉戏人物，这让起初特称只是十分郑重地表达是非善恶的代表转变为轻松诙谐的表达，并且传播度变得更加强大，引起十分热烈的反响，有一人传之众人听闻的现象。这给人们展示了特称这种评价方式在当时受到的欢迎程度，可以说特称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的一种爱好。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特称的发展进行分析，轻松诙谐的特称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造就了一批对此十分喜爱的受众，而受众的审美和喜闻乐见促进了特称的发展和形式，虽然后世的人们对各种类型的特称都有继承，例如后世对中国文学具有重大影响的“三苏”就是运用了家族型的特称，可是特称的发展活力在后世各代都不如魏晋时期表现得充沛。

二、魏晋时期人物特称的发展

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思想大变动的一个时期，个人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张扬，在这个时期，文学开始走向自觉，不再仅仅是为了讨好君王的工具。魏晋时期人物特称作为对人物评价和文学评价的一种形式，在这个时期表现得十分活跃，成为人们十分喜爱和欢迎的一种文化现象，这跟当时的文学和社会思潮有极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文学特称的兴起直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人物品评的风气，起始于汉末时期，在当时对人物进行品评，属于士人对当时之人清议的武器，所以当时人物品评的方向主要是对人们的政治品格进行品评，当时的朝中大臣和官宦势力都是主要的清议对象，仁人志士得到大家的赞扬，刚直不阿属于当时的道德模范标准，人物品评也主要围绕着这两点进行。不过在这之后，玄学在魏晋开始兴起，儒家文学思想的影响力在魏晋有着下降的趋势，传统的儒家礼制规范受到质疑，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发生转移，著名的历史人物阮籍就曾经在一次公开场合称“礼岂为我辈设也”，以小观大就可以发现，魏晋之后的人们已经摆脱儒学中的外在枷锁，将自我的存在视为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事，这跟儒家学派的纲纪有着相违背之处，魏晋的人们已经在形成一种新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准则。当然，这种方式并不绝对正确，并且因为当时被人们颇为崇尚的玄学属于纯理论的学说，这让崇尚玄学的人们十分难以把握进入现实的尺度，这就导致魏晋时期的人们在讽刺儒学以群体利益为规范的道德的同时，把违背这种儒学礼节规范的荒诞行为作为展现个人个性的方式，以此体现自己的价值。人们在这之中彻底打破了传统的儒学伦理观念，个人的文学才艺赢得了当时人们的认可，也成为了当时人们主要的品评对象。人们的道德品质、政治才干依旧是成名的主要渠道，可是只要个人的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十分出众，就可以更加快速成就个人的名声，甚至一些人们十分不屑的事，也能成为当时人们津津乐道之事，被人们争相效仿，可见当时的人们十分追求特别，而这种特别在当时需要特别的称呼来表明，所以特称在这个时期大放异彩，这并不是偶然而成的，而是整个社会环境所催生出来的文学现象。

除此之外，魏晋时期的人们除了将个人存在作为生命要义的同时，还对生命之短暂表现得十分心忧，当生命逝去时感情表现得十分强烈。心忧生命的短暂本来是自汉末以来士人们心中郁结的点，当时的人们还提出立功之时及时行乐的观点，以此来排遣生命逝去的忧伤。所以在魏晋时期，强调个人存在的人们对及时行乐的观念十分推崇，可是这依然不足以让魏晋时期的人们排遣忧伤，他们在享乐的同时，还想要做到扬名，并且两者都是要在现世，死后的扬名他们并不看重。吴人张翰就曾言“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眼前一杯酒”，虽然话中看似吴人张翰不在乎名声，但其实他不在乎的只是死后的名声，这也表示他十分注重现世的扬名，根据历史记载，魏晋时期的人们对现世的名声追求，甚至已经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这也造成了当时人们热衷名士风流的社会风气。同时因为文化的自觉，人们对政治大事有了不同于前人的看法，魏晋时期的文人不仅通过文章表达对人生苦短的心忧，还在当中张扬了自己的个性，表现自己的文学才华，希望可以以此扬名，成为名扬天下的文士已经成为大家的追求，名士赞誉文人使得文人扬名，名士也借扬名的文字达到自重的目的，从而形成文学创作时的注重个人特性的风气，这为人物特称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人物特称作为一种品评方式，经过历史记载传颂，经过多年的发展变化，已经成为文人学士们认可的风气，直到今天人们还依然受到影响，由此可见魏晋时期人物特称现象影响之深远。从上文之中，可以发现人物特称首要作用是分类，突显人物的特性。从魏晋时期的各种特称对人物的品评来看，因为分类的作用，将人或者事用一特称统属起来，由此增强了表达的力量。除此之外，魏晋时期的人物特称，在进行分类的同时，还会通过比较的方式给予人物特称，通过异同才能看到区别，不过当时的人们比较重视比同，对比异相对忽视，这属于古代思维的一種特点，所以在不同的时代里，人物特称都得到广泛应用。当然，认同的思维在魏晋时期，已经跟前时代有所不同，魏晋时期的人们更注重特别，所以在进行比同的特称类比时，会给对象增加神奇色彩，以此来表示人物的特殊，在强调比同的同时，也在强调不同。

三、总结

魏晋时期的人物特称现象影响深远，在不同的时代里，不同的人群中，这种评价方式都能得到广泛应用，它为人们研究魏晋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考察资料，给人们研究中国文学史提供了一种新颖的参考方向，对魏晋时期人物特称这种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历史文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