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丽

弃妇诗，是以女子因情感或婚姻关系破裂被男子遗弃或被离异为题材，反映女子的生活经历、心理情感变化的诗歌。《上山采蘼芜》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首别开生面的弃妇诗，引起了学界的重视，长期以来对其文体的归属、主题及社会归因等问题争论不休，本文将其梳理，力图在古典作品中挖掘其时代意义，以期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诗歌。

一、诗歌文体归属问题

本篇最早见于徐陵《玉台新咏》，题为“古诗”，李昉《太平御览》引此诗作“古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未收录。此诗归属古诗还是乐府，研究者多有争议，但渐趋明确其为乐府诗。明代胡应麟《诗薮》中明确指出“《上山采蘼芜》一篇，章旨浑成，特为禅妙，第稍与古诗不同，是当时的乐府体”。余冠英在《乐府诗选》中说“所谓古诗本来大都是乐府歌辞，因为脱离了乐音，失去标题，才被泛称作古诗”，从文体传统分类来看，最为显著的区别是古诗工于抒情言志，而乐府以叙事为长。明代徐祯卿《谈艺录》也说：“乐府往往叙事，故与诗殊。”《中国文学史》也多将其列入汉乐府中。如游国恩版指出：“此诗向来列入古诗，其实是‘缘事而发的民歌。”袁行霈版点明：“收录在古诗类的《上山采蘼芜》实乃乐府诗，写的就是弃妇与故夫的邂逅。”乐府诗是社会底层“忍无可忍才写的诗歌”，内容反映的多是下层人民的生活，不同于古诗多写文人的人生追求与失意、男女的离愁;表现形式多为对话问答体，叙事截取生活片断，语言质朴浅直与乐府中街陌谣讴没有什么分别，不同于古诗借景抒情、语言含蓄精练、富有文人典雅的意蕴。《上山采蘼芜》以平民为主角，用生动的口语讲述弃妇的遭遇，情感自然流露，完全符合乐府诗的特点。

二、诗歌主题及悲剧归因之争

《上山采蘼芜》叙写一位弃妇从山上采摘蘼芜归来，在山下与故夫不期而遇的事件。双方邂逅是意外，毫无思想准备，在仅仅数十行的对话短篇中流露真情，女子没有痛心疾首、严厉指斥对方，男子也没有厌烦恼怒、横眉冷对，反而言谈中回忆往事、倾诉心曲。为何？完全不符合一般弃妇诗的常有格式。这也是它与众弃妇诗不同之处。

解读诗歌，离不开诗歌反映的主题。主题，是指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描写和艺术形象的塑造，显现并贯穿于文学作品始终的基本思想。本篇诗歌的主题历来众说纷纭，主题争议有以下三个：

主题一是弃妇对男子的责难说，谴责男子喜新厌旧。如《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版指出女子“因无辜被弃，对喜新怨旧的故夫提出了责难”;中国社科所版认为“仅仅由于男子的喜新厌旧”导致了女子的悲剧;余冠英《乐府诗选》中也认为“她的命运决定于丈夫一时的好恶”;辛志贤等《汉魏南北朝诗选注》则说“揭露故夫喜新厌旧又怨新不如旧的市侩心理”;葛晓音更是在《八代诗史》里强调男子喜新厌旧，“入木三分揭露男子卑鄙無耻的面目，妇女在家庭中不过是男子的玩物和织布的劳动力而已”，此类观点带有阶级论的色彩，影响力较大、较持久。但凡是喜新厌旧的男子，着眼点多在于女子新旧，勿论其他。诗中女子与新人“颜色类相似”，绝非因年老色衰、情意淡薄被抛弃;男子似乎对新人也没有多充分的喜欢之意，对于旧人也并非深恶痛绝。此责难男子喜新厌旧的观点已受多人批驳。

主题二是夫妻“被迫离异”，控诉封建礼教残害青年男女爱情婚姻。如朱东润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该作品题解中“隐约揭示了故夫的被迫离异的心理”，个中缘由缺少充分解释。其后有近十篇文章对主题提出详细“新解”，文章多依据女子“长跪”举动，流露对故夫的温柔以待、恭敬有礼、眷念不已，情不自禁搭话“新人复如何”，男子应答结论为“新人不如故”，流露出了追悔莫及的情态。离异并非男子初衷，而是深受封建礼教的压迫，成为令人同情的受害者。被迫离异的社会原因，论者观点多指向汉代社会的出妻制度，王达津、李文初、常效东、杨广琴、范正生、曹旭等人多围绕《大戴礼记·本命篇》“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谈出妻原因。其一为女子无子被弃。持此论者多引用《神农本草经》来说明食用中药蘼芜可使妇女多生子。如范正生在其文章《<上山采蘼芜>新解》中从“蘼芜”“好”“姝”词语的解读来阐释无子被弃的观点，女子采“蘼芜”是用来治疗自身的不孕症，“虽言新人好”中“好”字强调了新人生儿育女的能力，“未若故人姝”中“姝”字强调了故人外貌的美丽动人，品德的勤劳贤淑。尽管新人不如故人勤劳工巧，但故人不能生育，传统的愚孝、庸俗的价值观拆散夫妻，制造了和睦夫妻离异的悲剧。其二为不顺父母去。《礼记·内则》：“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弃妇与故夫相逢，一个不谴责不怨恨，一个又真诚赞美，隐约透露二人均怀恋旧情，推想被弃实非故夫本愿，未离异前二人极可能情意相投;又依据弃妇在被离异情况下，路逢故夫尚且能主动大胆问话，推知为妻居夫家时言行举止肯定大方不拘谨，或有不慎言辞违背封建礼法引得夫家父母情绪不悦，矛盾集聚致使父母逼迫夫妻离异。学者路映在《<上山采蘼芜>主题质疑》中直接点明“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度干预青年男女爱情生活，导致婚姻悲剧”。导致悲剧的因素转变为外来社会家庭的因素，男子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也由传统的喜新厌旧、玩弄女性、卑鄙无耻、患得患失的市侩形象转变为厚道老实、性格软弱、游移在忠于爱情又眷恋旧情且屈从新婚、缺乏反抗精神的柔懦形象。研究者对男子的态度不再是憎恶，而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主题三，被迫离异，女子洁身自好，借香草装饰自身以寄托对故夫的幽思，以此反抗封建礼教。论者刘心予提出此观点，《上山采靡芜》不是写弃妇的诗，虽沿袭屈原“香草美人”的传统，但尚未展开论述，观点稍显牵强。

以上观点的不同，多由“蘼芜”的不同解释生发。而现代持“被迫离异”观点者居多，汉代社会父权、家长权膨胀，在封建婚姻家长制中父母包办，儿女情感不能自主，并且法律明文规定“七出之条”（实际上男子出妻的借口不限于“七出”），造成男女婚姻关系中的不对等，女子受封建礼教迫害更甚些。

三、挖掘诗歌的时代意义

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也是社会意识在社会精神层面的一种体现。《上山采蘼芜》除了抒发对封建婚姻制的愤懑，还有什么时代意义？

邱淑健《<上山采蘼芜>新探》认为夫妻离异题材在东汉末期有其积极意义，“三纲五常”封建伦理下，男子滥用夫权，随意休妻的行为，既有违注重婚姻关系的民俗，又不符合儒家倡导的伦理思想，定然会遭受社会舆论非议。“《上山采蘼芜》是针对东汉出妻之风而作，用意在于劝诫切莫任意‘易妻，否则落得个‘新人不如故的下场。”但笔者认为此警示意义略显薄弱，可能漾起万顷碧波里的些许涟漪。

在研究中，也有学者由诗篇去探究汉代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问题。汉代素有奖励耕织的国策，妇女在家庭经济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如汉乐府中有《陇西行》“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妇女既要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也要从事家庭纺织活动，尤其下层妇女从事物质生产是维持家庭生计的必要条件。《考工记》中说“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乐府中也常有纺织劳动的记錄，《相逢行》“大妇织罗绮，中妇织流黄”，再由于纺织业创造的价值远远胜于一般农业劳动生产的价值，汉人也比较重视纺织的技能、速度与产量价值。如《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织素因“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被婆婆嫌弃;《上山采蘼芜》中故夫更是把新旧人的比较放在“手爪”上。“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素比缣高级，故人在劳动品种、数量及创造的价值上远胜于新人，所以故夫的结论是“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充分肯定了故人在家庭经济中的贡献。故夫的经济观在当时应该很具有代表性。有限的短章中大篇幅以纺织技艺来评价女子，却对女子生子育子只字未提，或许也可说明此时期汉人重视女子的物质生产力甚于生育能力。她上山采蘼芜，也不是为治愈生育能力，而采可入药的香草也实为自力更生的谋生手段之一。弃妇有高超的纺织技术也可创造财富，也不惧被弃，即便被弃，在人格上是自尊的，偶遇故夫，不是哭哭啼啼，而是昂扬发问，力求能与故夫相当平等地对话，“新人复如何”中“复”就体现了她的自信，“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閤去”又不客气地对举出自己对男子的埋怨。颇受争议的“长跪”也并非奴颜婢膝的表现，而是女子妇德的体现，还有学者顾农《读<上山采蘼芜>说汉时妇女地位》论证“长跪”实为“回首”之误。显然，这个弃妇性格鲜明，独立自信，保有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但不可忽视的是，女子唯有经济独立才能拥有话语权，至理由古至今颠破不灭，这样剖析也许更具客观性，也更具历久弥新的时代意义。

综上所述，《上山采蘼芜》从文体上属于汉乐府诗歌，主题思想的探析离不开文言语句的来源剖析，更不能脱离汉代的社会政治、文化制度大背景，尤其是不能忽视汉代社会女子的经济生产地位，期待诗歌的解读在兼容并包中挖掘出更加中肯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