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07年，王国维在其所主编的《教育世界》上刊登了《脱尔斯泰传》。全文约两万字，分13章，详细介绍了托氏的生平经历、文学作品、宗教思想等。这是1900年中国译介托尔斯泰以来，最为详尽具体的一篇传记;特别是其中对《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三部杰作的细致讨论，亦为晚清首见。笔者经过考察，发现此传的底本系明治日本的文学家中里介山在 1906年所著的《托尔斯泰言行录》（『トルストイ言行録』）。通过考释底本与译文，特别是传记中“文学时代”的章节文字，本文试图探讨王国维在翻译背后的文学观念，以及他对叙事文学的批评理念之来源。

关键词：王国维;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言行录》;中里介山

从1900年起，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名字就开始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中，或作为俄国“著名之诗家”，①或被当成世界学术势力之思想家。②此中，《教育世界》杂志可能是对他译介得最为全面、深入的一种。1904年11月，该刊以《脱尔斯泰伯爵之近世科学评》为名，翻译了托尔斯泰为卡彭特（William Benjamin Carpenter）的《现代科学论》所作序言。③1905年5月，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枕戈记》（今译《伐林》，1853—1855）被翻译并发表;编者自述，底本源自二叶亭四迷的日译，是江苏师范学堂和文课本中的一篇。④它也被认为是托尔斯泰小说最早出现在中国的一种。⑤此二文均称得上开风气之先。《教育世界》的编者可谓慧眼独具，从翻译入手，将托尔斯泰的吉光片羽引入中国文化界。

1907年，时任主编的王国维在143、144两期杂志上刊登了《脱尔斯泰传》，巨细无遗地介绍了托尔斯泰的复杂生平、文学作品、趣闻逸事，其中还不乏对俄国社会的描绘与批评，堪称晚清“首次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托氏”⑥的传记。如若当时的读者有幸读过此传，那么几乎托氏所有小说的内容梗概及写作背景，都会了然于心;这也是该传译者将大部分笔墨放在“文学时代”一章的结果。与另两种托尔斯泰作品标有出处不同，这篇传记却未对来源作出说明，只能猜测为翻译自英文或日文的作品。通过考察，笔者发现此传底本系日本文学家中里介山（弥之助）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出版的『トルストイ言行録』⑦，即《托尔斯泰言行录》一书。本文以此底本与译文进行对照、考释，着重解读其中“文学时代”一章的情况。通过还原编译的过程，讨论作为译者的王国维在翻译背后的文学批评观念。

一

《脱尔斯泰传》全文逾两万字，是《教育世界》《传记》栏目中较长的一篇详传。其内容包括：绪论、家世、修学、军人时代、文学时代、宗教时代、农事意见、教育意见、上书、家庭、丰采、交游及论人、佚事，共13章。1907年，《教育世界》上还出现了其他几种文学家小传，如《莎士比传》《戏曲大家海别尔》《英国小说家斯提逢孙传》《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等，都具有中英夹杂、集中于文学、文末附文学批评等特点。相比起来，《脱尔斯泰传》打破了这种较为统一的风格，不拘束在“文学家”一隅，呈现出托氏“阅世”与“构思”之不可分离的关系，被认为是“最翔实的”①传记也是实至名归。传中各处均铺排细节，如他的朋友、家宅、起居习惯等;作者还时常引用托氏的言论，在“上书”中，更是将托尔斯泰给皇帝的谏言全文录入;在第十二章《交游及论人》中，引入了托尔斯泰与各国名人的关系，如叔本华、卢梭、左拉、普希金、莎士比亚，甚至出现了中国的老子，颇有“世界人”的氛围。最难得的还有对托氏名作的介绍，《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三部作品的概貌、情节、写作背景都详细铺述，是为晚清首次。

这样的细致介绍也表明它是一篇译文。虽然该传在讨论晚清对于托尔斯泰的译介路径时有很重要的作用，但它的原文情况始终没有在此前的研究中得到厘清。陈鸿祥曾提到单士厘1903年的俄国游记《癸卯旅行记》，其中有一段描述俄政府执法严酷的文字，与《脱尔斯泰传》“绪论第一”的笔调一致。单士厘的丈夫钱恂与罗振玉颇有交情，钱、单二人分别也有文章和论著刊于《教育世界》《教育丛书》中。陈据此推测，王国维很可能通过《癸卯旅行记》，对俄国社会的情况、托尔斯泰的记述有所重视。②这条线索很有意思，也很可能使王国维关注托尔斯泰，并着手找寻相关文献。

单士厘、钱恂、罗振玉和王国维，四人同受明治日本的影响，如若追寻他们言论的源头，那么当时日本的情况就不可忽视。

1890年前后，日本文坛开始译介托尔斯泰，并在日俄战争时期（1903—1905）达到高潮。早期以介紹性小文为主，刊登在刊物上，随后日本文人开始翻译托氏小说、论著，如田山花袋翻译的《哥萨克兵》、加藤直士翻译的《我忏悔》，③托尔斯泰文学和宗教的影响逐步扩大。与此同时，一批托氏传记也开始流行。最早的一种是《托尔斯泰》（1897），由日本近代文学家德富芦花写成，收入民友社“十二文豪”。这个丛书又名The Twelve Men of Letters，是模仿了丸善书店引进的英文版“英国文人丛传”（English Men of Letters）。系列中除了三位日本文学家，其他均为欧美文学名家。“和洋混淆”④的特色，在当时颇受欢迎。据德富芦花所述，自己读罢《战争与和平》，立即为托尔斯泰所倾倒，决定向日本介绍托氏，描绘出托氏于文学、宗教上的一片真挚之情。为成此传，他不仅收集了散见于英、美、日杂志的文字，还翻查了日本当时的“露国文学史”、马修阿诺德的《批评论文》等材料。⑤传记出版后，德富芦花还在另一部畅销书《世界古今名妇鉴》中，收入《托尔斯泰的家庭教育》⑥一篇;并于1906年与托尔斯泰正式通信。①此后，关于托尔斯泰的传记开始盛行于日本社会，如译自法文的《托尔斯泰及其家庭》②。在日俄战争后，托氏反战的立场与对俄国社会的批判，取代了其文学作品与宗教思想，更为日本文坛所看重，相关言论陆续出版。③

如若将德富芦花所著托氏传看作是日本“托尔斯泰热”前期的一种代表的话，那么1904年后的代表作当推中里介山所著的《托尔斯泰言行录》。这部书在1906年由内外出版协会发行，为其“伟人研究”丛书的第2编。这个系列于1905年发行了第1编《林肯言行录》，延续至1913年，共出版了80编;丛书旨在记录、研究伟人的言行事迹，以鼓舞青年，帮助读者了解世界历史。④所谓“伟人”，则多指各国的政治家。文学家除了托尔斯泰，只有莎士比亚，可见二人在当时日本人眼中，是不逊色于建功立业的政坛精英的伟大人物。

值得一提的还有该书的作者中里介山。他是日本近代尊崇社会主义的诗人、有思想的小说家。1905年，他与白柳秀胡等人创办了《火鞭》杂志，刊载过几篇关于托尔斯泰的论文和小说读后感，如春海浩平的《托尔斯泰的圣经句解》、宫崎湖处子的《托尔斯泰翁反战论的价值》等。⑤在反对战争与资本主义强权的思想脉络上，中里接受了托氏的思想，并写下《托尔斯泰言行录》这部传记。在《自序》中，他声称，是书的理想读者并非都会中的书生，而是农家的青年;托尔斯泰则是“基督以来具有大人格的人”⑥，处处可见其平民主义的思想。这部书与此前传记的最大不同，大概是中里所看重的“人生问题”，他试图在托尔斯泰的人生抉择中，探究帝国权力与宗教性力量的复杂关系，并借助托氏文学的内核，一窥俄国的真实社会。于是，这部传记不吝笔墨地描述人生故事的起承转合，事无巨细地记录托氏的交游、政见、言论等碎片化信息。书后，中里还附录了自己的两篇论文——《托翁的二大人生观》和《宗教者托尔斯泰》，激情洋溢地总结并扩展了托尔斯泰思想的内容、层次、社会影响，亦是全书的要旨所在。

《托尔斯泰言行录》在中国有一位著名的读者——李大钊，他在1913年将书中的部分内容译作《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⑦，发表在《言治》的创刊号上，分8条阐述了托氏思想;这一年也是他留学早稻田大学的第一年。随后，他又陆续写成《介绍哲人托尔斯泰（Leo Tolstoy）》（1916）和《日本之托尔斯泰热》（1917），后者是李大钊对日本社会中流行的托氏读物的观察。“日俄战后，托翁之名盛传于日本，一时研究其文学思想者颇重”⑧，此一判断间接地描绘了他接触到托尔斯泰的思想环境。事实上，在1906年后，像中里介山这样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对托尔斯泰的论述，重心是放置在托氏“文明转变”背后的革命思想上的。白井澄世认为，李大钊在辛亥之后阅读《托尔斯泰言行录》，对接的正是此一潮流;这也造成了李大钊着重理解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它的目的是实现和平的世界，它的基础是执行个人伦理及道德革命，并以此论述了中国变革的路径。①换言之，李大钊透过中里介山的“折射”，发现了托尔斯泰身世行状中“道德”与“革命”两相平衡的一面，并将自己的革命中国寄托其上。

有意思的是，中里介山《托尔斯泰言行录》的第一个——也是较为忠实的翻译，其实是王国维的这篇《脱尔斯泰传》。也就是说，在日文本出版的第二年，王国维和《教育世界》已经注意到此书，并迅速将全书翻译、刊发。相比于1913年李大钊“为我所用”的意译，1907年的王国维，更为直接地介绍了日俄战争后日本知识分子借文学反省本国近代化道路的“托尔斯泰热”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与其说他是一位称职的翻译者，不如说他是被思想热情所感染的同时代的参与者。

二

中里介山的《托尔斯泰言行录》共有17章，并附录三则。王国维翻译时对章节有所截取，重编为13章。他参考了附录的《托翁年表》，但另两则附录——《托翁的二大人生观》《宗教者托尔斯泰》没有译出，可能是考虑到二文更多的是作者主观性的解读发挥。原文与译文的各章对照情况如下表：

具体到段落句子，则有很多对原文的抽取、调配及自撰的情况。如《宗教时代第六》的开篇一段：

（1）脱于宗教上之疑义，盖自幼年时，既蟠屈郁积于胸中矣。自《俺讷小传》出版后，志向一变，而无限烦闷之精神，遂如烈火之始然，如泉源之初奔矣。（2）一千八百七十九年，著《自忏录》一书，而文学家之脱尔斯泰，遂一易而为宗教家之脱尔斯泰焉。（3）是书之甫出也，其友宰尔格鼐夫病方笃，贻书规之曰：“吾为文坛惜其失此一人。呜呼！吾友盍归乎来！”脱得书，一笑置之而已。（4）后一千八百九十八年，脱著《何为艺术》一篇，至诋戏曲小说等为恶魔，文学家皆深惜之。②

此段中，句（1）的出处是原文第九章的第一段，但“志向一变……如泉源之初奔矣”则是译者自己的发挥。句（2）对应的原文为「『我懺悔』は文学者としての翁と、豫言者としての翁との分岐点であるから」，即“《我忏悔》是托氏文学家和宗教家的分歧点”，“宗教家”对译“豫言者”，是取原词的神明感，表现出译者对日语背景的熟悉。①句（4）即括号中句，出自第七章，是介绍《复活》这部小说时的一句后话。②而剩下的句（3），却并未找到出处，猜测可能是当时其他的托氏传记内容。译文的编排痕迹说明了两点：其一，译者对整本书熟稔，理解和翻译都很到位且有自己的风格;其二，译者对原书呈现的托尔斯泰的几次转折点很是了然。

这一小段仅是一斑，译者对译文的操纵集中反映在《文学时代第五》中，它黏合了三章的内容，也是详传花费笔墨最多、最为重点的部分，亦是洞悉译者意图的最佳切入口。

首先，需要介绍原文三章的情况。第六章《文学家时代的托翁》以时间、作品为线索，粗略介绍了他的文学成绩;第七章《托翁的三大小说》紧随其后，将三篇最有名的长篇小说的故事情节一一呈现，即《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第八章《作为文学家的托尔斯泰》较为特殊，实则是白柳秀湖发表于《火鞭》杂志上的论文，分为九节：《幼年时代》与《少年时代》、《克里米亚战争》与《塞白斯多堡纪事》、《青年时代》理想的追求、短章杂著——《哥萨克》《教育事业概略》《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新生涯的著作》《文明批評》及最近著作。文章更为详尽地解读了托氏的作品，包括写作背景、手法、文学意义等。第六、八两章，出自两位作者之手，主旨都是描绘“文学家”托尔斯泰，但叙述的逻辑和方式不同，就像是两篇同题作文：中里以人为轴，白柳倚重“文学”;中里似史传，白柳则偏批评。在引言中，“介山生”提到，二人重叠处不多，且白柳之文“所论赅博，多有发明”③，正好取长补短。

其次，将译文与原文进行对比，以了解译者择选了哪些部分。《脱尔斯泰传》中《文学时代第五》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叙述托氏的处女作始，截至1864年《战争与和平》书成，按时间线索推演12年的文学生涯;第二部分关于三部杰作，王译为《和平与战争》（或《战争两面观》）、《俺讷小传》、《再生记》，以小说写作背后的用意及其文学价值为叙述主体;第三部分是小说的“事略”。第一部分译者主要是重新编排并翻译了白柳文章的内容，重点在每部作品的评论。例如谈到《少年时代》时称“自叙传”，“且假设人物以点缀之，故亦小说家言也”，“恰有少年批评大人之观”④;评寓言《三死》“笔致轻妙，殆散文之诗也”⑤;《哥萨克所闻录》是“受影响于卢骚”，“感化于境遇者大矣”。读者所见的此类点评均出自白柳，于尚未大规模译介托氏作品的晚清文化环境而言，自然是新奇可观的。不过，《脱尔斯泰传》最有意义的部分并不在这些细节，而是对托尔斯泰的总体判断。比如谈到托氏在俄国文坛的情况时：“一时文学家，如宰格鼐夫、巩察乐、斯额里葛禄威第等，亦与之倾心结交。时脱年甫二十八（一千八百五十六年），而既于俄国文坛隐然执牛耳矣。”⑥再比如将《复活》放在世界文学作品中比较：“而三杰作中《和平与战争》及《俺讷小传》亦成于是时。此二篇与后年所作《再生记》，实千古不朽之作，海内文坛，交相推重，与格代之《法斯德》、琐士披亚之戏曲、唐旦之《神曲》，价值相等云。”①前者以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增重托氏;后者则将其作品与世界名著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戏剧、但丁的《神曲》相提并论。这是两位日人作者的共识，②代表了明治日本“比较文学”的批评范式。第二部分情况类似，以白柳文章为主，中里辅之。至于第三部分，《和平与战争》《再生记》取材于第七章;而《俺讷小传》则翻译了白柳文章的第七节。

由是，译者对托尔斯泰文学时代的编译，黏合了日文底本中两位作者的内容，并以白柳秀湖的文章为主。这一点说明译者偏向文学的趣味。三个部分的安排，则体现了译者对托氏最著名的三部作品的重视。在1907年中国尚未出现相对应的小说译本的时候，王国维似乎想借助故事梗概、创作手法等文学的要素，让中国的读者间接地体验到托尔斯泰作品的魅力。

三

在大致梳理了《文学时代第五》中各部分的取材情况后，則需要具体展开文本，借以分析译者的翻译策略及背后的文学观念。第二部分的剪裁主要来源，是白柳文章中的相关段落，中里第七章也有出现。译者编辑的情况较为复杂，试举《和平与战争》的例子来说明，【】内为其来源，数字为章、节：

《和平与战争》一书起稿于一千八百六十四年，陆续揭载于《报知新闻》，阅六年始告成，都四卷，每卷各七百页，盖巨帙也。

【中里#7#1第一段「此の小説は一八六四年から一八六九年まで六年間続いて『露国報知』に出でたもので、冊に纏めて七百頁のもの四巻を数へる浩翰なものだ。」③】

初，脱欲著历史小说，名曰《十二月党》（此盖俄国党人名），甫成第一章，意不惬。偶忆拿破仑率师攻俄之事，因假之为材料，叙当时俄人之家庭生活，兼写战场景况，以平和与战斗两舞台，相间夹写，局势变化，烘染渲明，令读者有应接不暇之概。

【白柳#8#6第二段「彼の最初目的は、歴史小説『十二月党』を作るつもりで、此の小説の第一章を終ったが、此の時不図一八一二年のナボレオン戦争に心を向けて遂に『戦争と平和』の大作を試むるに至つた。此の小説は一八五年から一八一二年に至る八年間のナボレオン戦争当時の社会を舞台として、一方に於ては当時の露国社会の家家庭生活を叙し、一方に於ては戦場の光景を細叙した、戦争と平和と両面の舞台は、走馬灯の如く読者の前に展開せられる。」④】

所说人物以百计，而面目各异，自非奇才，不易办此。（如写罗斯达福之马，与铁尼沙之马，亦迥然有别，其工细若此。）

【白柳#8#6 第三段「此の作に現れて来る人物は、実に百を以て数ふ可きほどである、而も著者が此の百以上の人物に各々其の個人性を賦舆して、自在に働かせて居るのは、驚嘆すべき伎倆である。……ロストフの軍馬と、ラニゾフの軍馬とは、全く異れる性格と形容とを以て現れて来る。」⑤】

此书虽亦历史小说，然笔致稍不同。

【白柳#8#6第一段「その筆致はどこまでも後来の歴史小説と趣を異にして居る」①】

论其实，则战争哲学也。非深入人心，以窥见其战斗之波澜者，殆莫能解其真意。

【白柳#8#6第五段「『戦争と平和』は是実に世界に於て最も巧になされたる『戦争哲学』である。此の哲学は苟も戦争を人間の内面より観察したる経験を有する人か、曾て人間共通の大運動を経験した事のある人にあらずんば、到底之を了解することは出来ない。」②】

自此书出，而俄国人民之战争观为之一变。俄土一役，从军记者之通信，无敢作浅陋而惨酷之功名谈者，则此书影响之大可知已。

【白柳#8#6 第六段「此の大作が露国民の戦争観に興へた影響は実に恐ろしいものであった。戦争とは何ぞやと云ふ観念が全く一変した。一八七七年から翌年に至る土耳其戦争中に於て、従軍記者の通信は『余はかくして敵を幾人殺した』とか『余はかくして敵を敗るに至つた』といふ様様浅薄な、而も惨酷なる功名談は全く跡を絶つに至つた。」③】

其中划线句为作者自撰。这段的对读可以发现几点翻译策略：其一，虽然没有改变原文的意思，但也并非直译，删繁就简和迁就中文表达的通顺高于完全忠实。其二，较为倚重白柳文章，主要汲取《战争与和平》的文学特点，“历史小说”、“战争哲学”、百人百面等，都是白柳自家之言，相比于情节人物，这样的叙述对理解托氏的文学水平有很大帮助。但在这方面，译者没有避忌新名词、舶来术语，这使得译文中，西学的词汇与古文的行文并存。其三，选取的方式与侧重点息息相关，译者选取几个特点，节选文章片段，就重避轻，删减了原文的大部分内容;而择选段落并非按照原顺序，是有跳跃的，这表明译者对这部小说的特点有自己的关心所在。从原文的第四段被完全省略这点来看，译者并不属意于具体人物的描写，而更多关注社会、战争、历史的背景及意义。这一点也体现在另两部小说的评论中。对《俺讷小传》，王国维选取烈文与托氏之对照展开;对《再生记》，他补充了故事原型，从白柳秀湖的论述中挑出一句作为概括——“此书实捕捉十九世纪之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而以深远有味之笔，现之于纸上者也。”④

而这三个特点，不仅是第二部分的情况，也贯穿于《文学时代》章中叙及个人文学史的第一部分。例如在叙述写就《哥萨克所闻录》后托尔斯泰漫游欧洲，思想逐渐变化的过程时，译者抽取了白柳文章的第五节《教育事业概略》、第六节《〈战争与和平〉》及附录《托翁年表》中的一句话，编织而成此段。⑤而其中最重要的一句总结——“嗣后十五年间，谓即此大文学家月圆潮满之时代亦可。是时观察益深，阅历益富，构思益妙，运笔益熟”⑥，则是直译了中里的第六章《文学家时代的托翁》中叙述1862年的一段话。⑦“碎片”式的翻译，却并没有造成中文阅读的障碍。事实上，这反而使得这部分夹叙夹议，不失批评的色彩：

脱在欧洲，漫游有年，益深掏自由主义之泉源。及归，颇以解放农奴建立学校为志（事迹后见），皆无成效。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与莫斯科人斐尔斯博士之女结婚，家于图拉别墅，由是专意著述。嗣后十五年间，谓即此大文学家月圆潮满之时代亦可。是时观察益深，阅历益富，构思益妙，运笔益熟，如《名马》寓言、如《台瑞谟伯利斯德》、如《高加索囚徒记》等名篇，不及备述。①

这种“神奇”的效果，应归功于执行翻译的王国维的文学素质与趣味，也得益于行文中译者自撰的部分。除了上文提及的“局势变化，烘染渲明”一句外，还有评价《少年时代》的“穿凿入微”，提及《回想录》和《农活》的“虽皆小说体，然亦可谓脱自传之一”，概括《俺讷小传》的手法为“实则就正邪二面两两对写，以明其结果之祸福”②等。遣词造句间，王国维展现了他对文学、文学家、文学作品的体认。

在1904年的《教育偶感》中，王国维发表了他对文学与教育、文学家与国家的观察：“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精神又将是永久的，故“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③，文学家才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他列出四位西方的代表性人物——荷马、康德、莎士比亚和歌德，并感慨中国还未曾出现独立、无功用、代表真理的文学家。此后，他扩展了这一观点，在《文学小言》中区分专门的文学家与职业的文学家、叙事的文学与抒情的文学;提出“戏曲、小说家为专门之诗人”，正是 [饮][甫] [缀] [饮]的、文绣的文学之反面。此篇中，有一条言明“叙事”之难：“若夫叙事，则其所需之时日长，而其所取之材料富，非天才而又有暇日者不能。此诗家之数之所不可更仆数，而叙事文学家殆不能及百分之一也。”④结合他批评中国传统戏曲、小说的语句，可以拼凑出他对叙事文学的见解和标准——既需丰富的材料，又需作者假以时日的打磨，核心则在于“描写人格”。⑤在研究重心不断向文学倾斜的过程中，王国维开始触及“文学”的更多面向。他对中国的叙事文学处于“幼稚之时代”的判断，在“小说界革命”席卷晚清文坛时，具有超前的批评眼光。重视材料与格局，这大抵来自与西方文学里的小说、戏剧传统的比较。而大文学家，既是证明美学意义的所在，亦被当作审美的“标准器”，贯穿于王国维的文学研究始终。

由此，《脱尔斯泰传》的翻译，正是王国维比较中西文学的学术工作的准备，借助托尔斯泰的人生与小说，他得以学习西方叙事文学的批评准则。译文的翻译策略、行文特点和择选角度，也都紧系于此。他专注于作品的点评、作者的写作特点、作家生平与作品的关系，以及日本文坛对托氏的评论，也都可视作其学术目的留下的痕迹。

作者简介：周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