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民族资本家荣德生的儿子、荣宗敬的侄子，也是中信公司创始人、国家副主席荣毅仁。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资本家朋友圈里，他是年龄最小、资历最浅的一位，却在国家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次运动中，带头走在前面，因缘际会成长为“资本家”的一面旗帜、一个标杆。

他的人生经历过许多舍，也经历过许多得。大学读历史学专业的他，慢慢参透了历史运转的密码，学会在风起云涌中，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

义无反顾的“舍”

父亲垂老，伯父去世，一个哥哥也因常年奔波英年早逝，那个昔日里风光团结的荣氏家族，濒于凋零，四散求生。风云变幻中，有的人去了香港，也有人去了国外。荣毅仁成为家族里唯一留守的年轻人。

1916年荣毅仁出生时，家族企业正如日中天。当列强忙于应战，荣家抓住时机，创造出了一段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佳话，成为享誉一时的面粉與纺织大王。等到荣毅仁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准备大展拳脚，却没有等来属于自己的时运。

上海遭受淞沪会战，荣家产业除了在租借的几个厂免遭侵害外，要么被火烧掉，要么落入日本人手中。荣家随潮流在西南艰难求生，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上海。

没有盼来安稳的营商环境，他和父辈却经历了一桩桩、一件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被日本人占领的企业，本以为可以顺利接受，却被官僚资本拦截；官匪合谋把父亲荣德生绑架，还几次三番索要财产；与所有民族资本家一起面对胆战心寒的“经济戡乱急要措施”与银圆券政策，无异于被巧取豪夺；堂兄荣鸿元以私套外汇嫌疑被上海市警察局押交特种刑事法庭审理；荣毅仁自己也没有逃掉厄运，因为国民党官僚之间互相倾轧受到牵连，官方污蔑其为政府提供的面粉是发霉产品。

开庭审判的日子是1949年5月25日，这一天，如果不是解放军解放上海，等待他的可能是牢狱之灾。

种种遭遇让他对时局感到心寒，而中国共产党统战人士也多次与荣毅仁接触，告诉他新民主主义时期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荣毅仁逐渐放下戒备，慢慢向中国共产党靠拢。

中信时期的助理庄寿仓回忆，“从上海解放到1955年，是上海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最热闹、也是速度最快、变化最大的时期，多次变革、运动，毅公都能跟得上，而且表现不俗，几次被评为标兵模范。”

很多人都不会忘记这位“红色资本家”英俊潇洒的一幕：那是在抗美援朝时期，荣毅仁身穿风衣，头戴法国贝雷帽，扛着大旗，与民族资本家吴蕴初等人一起，走在队伍前面，号召大家为抗美援朝捐款捐物。

“三反”“五反”运动中，如果严格按照政策规定，荣毅仁难免遭受处罚，毛主席亲自批示，“大方些，给荣毅仁划个没问题”，最终这位上海最大工商户被核定为完全守法户。他觉得，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不同：国民党的大棒加萝卜政策，并没有跟他拧成一股绳，而中国共产党是真心把他当自家人看。

他也与其他民族资本家一样产生过孤独、彷徨的心态，很多东西在头脑中打转儿：“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毕竟缺乏认识，没有思想准备，存在不少糊涂认识，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在新中国的命运如何？社会主义事业有没有前途？”

“只要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联结在一起，个人的命运和前途是可以掌握的，是大有希望的。”毛主席回应了他们的疑虑，勉励他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走社会主义道路。

回忆起此前在旧社会经历的种种磨难，荣毅仁渐渐想通，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只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而这条道路对每个真正要做独立的、正直的中国工商业者来说，都是穷途末路。

1956年，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荣毅仁率先把全部企业拿出来交给国家合营。

辽远宏阔的“得”

放弃了荣老板的身份后，他也收获了之前没有想过的一切，尽管这条路并不好走。

1957年，毛主席亲自向上海市市长陈毅下达任务，请大家投票，选他当上海市副市长。最终当选的11位副市长中，荣毅仁是4位党外人士中最年轻的那位。

两年后，毛主席、周总理安排他到纺织工业部担任副部长，管理全国各地纺织业，再次帮他实现实业救国的抱负。他向友人介绍，“我所管理的企业、事业，远比家族企业大得多。”

出现在外交场合的荣毅仁雍容华贵，而在国家机关上班时，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位平民化的、生活作风简朴的公务员。

他关心政治、注意政策。原纺织部政策研究室主任陈锦华曾对《中国企业家》回忆，那时候部里写报告，如果里边有这样的话，“根据中央有关精神，来开什么会，来进行贯彻”，他一定要把我找去，问我中央指示精神的内容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