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晓娅

和大多数认知症患者家属一样，等我们感觉到事情不对头时，老妈早已在病魔的侵袭下失去了往日的优雅。

忙于工作的我，有时一天会接到她打来的好几个电话，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家里烧饭的锅，锅把儿“残疾”了，因为她忘了关火；钥匙落在家中，她撞上门就出去“云游”了；她貌似坐在沙发上认真读报，但仔细一看，发现她手中那张《参考消息》头朝下……我们聪明、要强、独立的老妈，渐渐地开始让我们哭笑不得，继而让我们忧心忡忡。

1986年年底，我父亲在新华社巴黎分社社长任上被查出肝部肿瘤，同在分社工作的妈妈陪他回国治疗。8个月后，父亲最终因肝癌不治而亡。

安葬了父亲后，妈妈原本期待能重返巴黎工作，但单位让她办了离休手续。最初的几年，妈妈和朋友一起编纂了一部《法汉大词典》，还曾去一家基金会上过几天班，但她在那里没有找到存在感。此后，她不再工作，除了偶尔出去旅游，就是独居家中。

也许从那时候开始，她大脑中的一场攻城略地之战，就已经悄悄打响：那里面正出现越来越多阴险的β-淀粉样斑块，原来灵动的神经元纤维也不再翩然起舞，而是慢慢地纠缠在一起……好在，受过教育的我们，很快就明白，不是妈妈“老糊涂”了，也不是妈妈故意捣乱，而是她病了，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毫无疑问，我们要带妈妈去看病。但带妈妈去看病，是一项何等艰巨的任务啊！

在若干次劝告无效后，我只能另辟蹊径：既然你不承认自己的记忆力出了问题，我就不说带你去看什么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