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新宇

关键词：劳伦斯 男性至上 女性至上

D.H.劳伦斯是现代英国文坛重要而又极具争议的作家。工业化、工人阶级和性一直是他作品不变的三大主题，这三大主题本质上所揭示的实际上是马克思关于西方工业制度下人的异化，是人的自然本性与现代机器之间的冲突。在劳伦斯眼中人的自然本性遭到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严重扭曲。而它的恢复只能通过人性的回归和欲望的解放实现。然而作为诗人的他，往往是通过男女两性的矛盾这种象征手法来表达他这种思想的。在劳伦斯看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历史就是白人男性的历史，于是在他的笔下性别成了不同文明的象征。因为内心中充满了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扭曲人性的批判，所以白人男性在他的笔下相较于更接近于自然的女性而言明显处于弱势。这种思想和象征手法在他几乎所有的小说中都可以发现。

根据劳伦斯女性观的变化，他的小说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分界点，“第一阶段为战前小说，主要包括《白孔雀》（1911）、《儿子与情人》（1913）;第二阶段为战中小说，主要包括《彩虹》（1915）、《恋爱中的妇女》（1920）;第三階段为战后小说，主要包括《袋鼠》（1923）、《羽蛇》（1926）、《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如果对这些小说中女性和男性形象加以分析，不难发现劳伦斯女性观的表面上发生了变化，而本质始终如一，这种本质上的坚守就是源自于作者对工业文明和人性异化所一直秉持的态度。

《白孔雀》和《儿子与情人》等一战之前的小说，表达了劳伦斯对女性以及自十八世纪初开始于欧洲大陆的女权运动的理解与支持。他在《白孔雀》中流露出的了“对传统道德所带来的不幸婚姻的无情批判”。毋庸讳言这里指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维多利亚时代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然而这样的时代和传统在劳伦斯的眼中无疑正是使人异化的根源。因此在人物塑造上，劳伦斯给予了女性很大的关注，形象丰满。相对而言，男性形象则苍白无力，尤其是维多利亚传统的代言人更是成为了漫画式的人物。

由于在劳伦斯的头脑中，符合维多利亚传统道德的男性紧密地与工业文明联系在一起，于是这种女强男弱的寓言在劳伦斯的半自传体小说《儿子与情人》中更加明晰。保罗先是在母亲的巨大影响下无法和女友米丽安全身心相爱，后又很快地臣服于克莱拉，把克莱拉的胸膛当作了自己感情的栖息地。而在他的精神支柱一母亲去世之后，保罗感觉到“他的灵魂总是离不开她的”。此时女性的地位表现的一览无遗。正如劳伦斯诗中所表达的“我的脸藏在她的双乳之间，/我希望我找到了永恒;/我的手抚摸着她的双乳，/我的心就感到安全。”

劳伦斯作品中女性的地位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悄然发生了变化。男性与女性在他的作品中达到了暂时的平衡，男性的力量渐强，女性的力量渐弱。这一节点就是给人类带来一场浩劫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他的代表作《彩虹》和《恋爱中的妇女》中还会偶尔闪动一下“女性至上”的影子，但这一影子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从《彩虹》开始，“劳伦斯真正从揭示人性的本能力量人手，开创了整合男女关系以求人的自我完美实现的新的探索”。（冯季庆，1995）冯季庆指出这部作品细腻、美丽而深邃，以血性的呼唤和肉体的信仰诉诸人的直觉，是一部心灵生命的史诗。劳伦斯在这部作品中开始尝试和谐的两性关系，并以此为手段达到自我实现。和谐的两性关系也被他视为解决一切矛盾的终极手段。

《彩虹》中的厄秀拉发现完美而平衡的男女关系才是探索社会，构建理想社会的先决条件。这种思想在《彩虹》的姊妹篇《恋爱中的妇女》中也得到了体现，而且有所发展。伯金孱弱、敏感、内向，但是他的精神却是异常的坚强。和情人厄秀拉的交往中，他宁愿放弃感情，也不肯放弃理想;而厄秀拉最终也在这个外表赢弱的男人那里找到了她所追求的东西，实现了自我。而这样的男女力量达到了均衡的例子在劳伦斯以前的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平衡的两性关系是劳伦斯此时持有的观点。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父母亲的过世以及劳伦斯个人经历，在他创作后期，他的女性观再次发生了变化。男性变成了他后期作品的中心。

在劳伦斯最后的长篇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这一点清晰可见。首先是贵族代表的克利福德由于战争带来的身体缺陷而毁了康妮做为女人婚后的完整生活;随后知识分子代表的麦克利思以一个启蒙者的身份唤醒了康妮沉睡已久的性意识，然而他却无力满足康妮的需求;最后是接近自然的潘神式的人物梅勒斯不仅给康妮带来了性的愉悦，使康妮了解到了生活的意义。于是梅勒斯俨然成为了女性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上帝。可见此时他的女性观与前期的作品相比发生了完全的改变。此时的劳伦斯才成了女性主义评论家眼中的那个“厌女者”劳伦斯。

然而通过仔细阅读，不难发现尽管此时梅勒斯这样一个男性形象迥然异于中前期小说中的男性，然而在劳伦斯最为看重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性”的方面，他仍然处于完全的从属地位。

首先从小说题目的所有格来看，梅勒斯无疑是从属于康妮的，此外在他与女性相处中也不难发现他的从属地位。

小说中与梅勒斯产生联系的女性共有两位。第一位是梅乐士的妻子，她在小说中并不是主要人物，读者也只能从其他人的叙述中才能得到她的一些零散信息。然而这样一个次要人物在阐释两性关系时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梅乐士的眼中，他的妻子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头怪兽。他向康妮讲述他的妻子时，说到：“……当我们干起来时，她却永不和我一块儿享受，永不！她只是等待。……当我完毕时，那么她便开始干她的……直到把你撕扯得忍无可忍为止。”（《情人》）由于在性爱中梅乐士没有占据主动地位，他与妻子之间产生了裂隙，进而生恨，最后分手。从中可见梅乐士与妻子的分手是由于某种程度上他成了妻子的工具。因此他开始大声咒骂女性。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看，妻子的强势地位也迫使梅乐士遁人山林，成为克利福的看林人。并由于此，他几乎失去了爱与被爱的能力，直到康妮出现才拯救他于情感毁灭的境地。

女性使梅乐士大为惊恐，遁入山林成为隐士;又是女性重新唤回了他成为男人所应具备的根本。这样看来，梅乐士对于他的两个女人来说无疑处于从属地位。这部小说中男性在各个层面上相较于女性来说均处于完全的弱势，劳伦斯又回到了创作之初，这也是他竭力想要摆脱的。

这种思想之所以在劳伦斯的思想深处根深蒂固，而且终生未变，原因在于女性对他所产生的特殊影响以及他对工业文明和人性异化的痛恨。劳伦斯出生于诺丁汉的煤矿，并在那里长大成人。他的爸爸是一位矿工，妈妈曾经是一位教师。因此她在那些矿工的妻子中间显得出类拔萃，在她嫁到矿区不久，就担任了刚刚成立的妇女协作会的会长。在劳伦斯的半自传体小说《儿子与情人》中可以找到莫雷尔夫人这样的例证。从中可以发现母亲对劳伦斯的影响之大。

由于父母二人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异，争吵成了他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由于与母亲的亲密接触以及母亲的良好教育，使得童年时代的劳伦斯在父母争吵时自然地站到了母亲的一边;而且那时母亲还担任着妇女协作会的会长，这一切使得劳伦斯认为母亲比父亲更加强大。他童年时代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深深地影响着劳伦斯对于女性的看法。W.E.霍普金斯（1981）说到：“那段日子家庭的气氛很差，父母之间永不止境的争吵使得他（劳伦斯）很恐惧，他担心父亲会伤害母亲……这对他一生最大的影响就是他对母亲的顺从”。

劳伦斯与母亲之间“儿子与情人”式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写作生涯以及其后他与弗里达的婚姻。尽管后期意识到了自己片面的两性观，并想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做出改变，他试图把梅勒斯塑造成“上帝之子”，把康妮刻画为“大地之女”来重新树立男性的权威，摆脱“母亲”的影响，但是他却失败了。因为他并没有从内心深处完全摆脱母亲对他产生的影响。

实际上，母亲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了劳伦斯的灵魂，挥之不去。因此Anais Nin这样评论劳伦斯：“……完全了解女性的感受。实际上他经常以一个女性的身份来写作……这是第一次一个男性如此全面、完整、准确地描写女性。”（1932：66-67，70）劳伦斯在给朋友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道：“我是为了女性在工作，而不是为了她们的投票权”（qtdin Hilary Simpson，1982：16）在他大部分小说中可以发现这一点，包括梅勒斯，这一劳伦斯眼中的理想男性在女性的眼中同样是“渺小的，不能被【她】所尊重的性交工具”（David Holbrook，1992：313）。

在劳伦斯的一生中除了母亲之外，还有一个女人对他的影响十分巨大，那就是他的妻子弗里达。劳伦斯遇到弗里达之前，他先后与几个女性建立过恋爱关系，但是她们中没有一个人成为劳伦斯的终生伴侣。原因主要在于她们中没有人象弗里达一样，是母亲式的。劳伦斯在母亲过世之后就失去了精神支柱，于是必须重新寻找一个“母亲”在精神世界给与他力量。弗里达正是这样一个“母亲”，因为在性格等诸多方面弗里达与劳伦斯的母亲十分相像。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弗里达就没有劳伦斯和劳伦斯的小说。劳伦斯自己也深深地意识到了“他对弗里达的依赖是多么强烈。但是他逐渐对这种依靠和它所代表的无能不满，于是劳伦斯竭力否认弗里达的重要性。”（RosieJack-son，1994：32）劳伦斯的这种不满情绪表现在他把弗里达诅咒为“吞噬一切的母亲”，“也许这是由于弗里达在劳伦斯的创作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劳伦斯才对‘欠债感到不安”（ibid.，33）。劳伦斯与弗里达的关系颇似他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弗里达在劳伦斯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与母亲所起到的作用别无二致。可见劳伦斯的思想深处存在着一个“伟大的母亲”，她影响并主宰着劳伦斯的生活和文学创作。劳伦斯曾试图尽力摆脱“伟大母亲”的影响，但却都以失败告终，因为她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內心深处。

在《不是我，是风》中，弗里达说劳伦斯害怕女性，因为他认为女性最终是强于男性的。（Roise-Jackson，67）John Tvtell也这样说道：“弗里达成了劳伦斯情感世界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弗里达打开了劳伦斯的创作之门……（劳伦斯对弗里达）的依靠部分是源于弗里达的力量，这种依靠就像是儿子对母亲的依靠。”（John-Tytell，16-17）

除了女性对劳伦斯的深刻的影响之外，劳伦斯眼中工业文明对人性的异化也是使得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呈现一边倒的关键因素。工业文明对于人性的异化，使得“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得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马克思，46，qtd.inSE守昌，27）而作为诗人与小说家的劳伦斯无法用哲学家般的严密的逻辑与论述表达自己心中的愤懑，转而采用了这种寓言式的方式来抗争。男性，尤其是白人男性在他的眼中成了工业文明的化身与受害者，而女性与之相反成了改变这一现状的主要力量和男性的拯救者。

综上，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女性之上”才是劳伦斯一生从未改变的观点。即便在被女权主义者普遍诟病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劳伦斯也是将女性刻画为主要人物而且相对于男性而言更为强大，正如劳伦斯自己说的一样：“现代男性是胆怯的，战栗的而且非常柔弱、顺从。”（SheliaMacLeod，1985：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