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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时代脉搏中建构八桂文学空间

2021-07-16王迅

广西文学 2021年6期
关键词:文学期刊刊物栏目

《广西文学》于1951年6月创刊,至此,在新中国第一批文艺期刊版图中便占有了一席之地。作为老牌省级文学期刊,《广西文学》迄今已走过七十个春秋,这七十年中,它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辉煌巨变,承载着时代的记忆,同时,肩负着培育文学新苗的职责,推出了不少优秀作家作品。一家杂志承续着一个地方的文脈,而且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这对于推动地方文化发展来说是功德无量的。七十年岁月中,刊物有两个“之一”更值得自豪,即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刊的省级文学期刊之一,“文化大革命”后期最早复刊的文学期刊之一。因此,相对于其他省级刊物,这本杂志以更长的时段贯穿和衔接了当代文学七十年,这个意义上,《广西文学》是作为重要标本镶嵌在共和国文学期刊版图中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地方版,在当代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桂军研究中极具史料价值。

现实主义主导下的多元文学出版生态

在谈论编辑出版本体话题之前,先回顾一下这本杂志所走过的这七十年历程。根据《广西文学》原副主编潘荣才梳理,自1951年创刊以来,《广西文学》出版发展史可分九个阶段,其中有七次更名:1951年6月到1956年12月刊名为《广西文艺》,1957年1月至1958年1月刊名为《漓江》,1958年3月到1960年6月刊名为《红河水》,1960年7月到同年12月刊名为《广西文学》,1961年1月到1966年6月,刊名改回《广西文艺》,1966年7月至1971年4月停刊,1971年5月复刊到同年12月刊名改为《革命文艺》,1972年1月至1978年6月刊名再次恢复为《广西文艺》,直到1981年7月,刊名改回《广西文学》,沿用至今。

1951年到1956年,刊物围绕国家主旋律确定办刊方针,刊载通俗性、群众性文艺作品,呈现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主流生活图景。随着“双百”方针的提出,全国文学期刊从内容到形式经历了首次变革,从地理意义上的刊名改为彰显艺术性的刊名。《广西文艺》也随之改为《漓江》。1958年开始,文艺界“假大空”之风流行,致使文学期刊的审美性减弱。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刊物由《红河水》改名为《广西文学》。由于另辟《广西艺术》《群众艺术》以刊登艺术类作品,《广西文学》变成纯粹的文学杂志,但不到一年就改回《广西文艺》,1971年又改名为《革命文艺》,呼应着政治色彩登峰造极的全国期刊生态。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文学期刊呼应着改革开放的“春之声”,出版生态为之一变。潘荣才基本是根据刊名的更换情况,把刊物发展历程划分为九个阶段。但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广西文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创刊到1978年为第一阶段,1979年到1989年,也就是学术界划定的“新时期”,为第二阶段,1990年至今为第三阶段。三个阶段的划分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相对应。而每个发展阶段中,刊物虽在栏目或刊名或内容上略有调整,但所刊作品本身大体上属于同一审美形态范畴。期刊出版生态链也同样如此。新中国文学出版史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政治形态化、思想启蒙与审美回归,市场化转型。这是基于全国文学与出版的双重视角来划分的。因为《广西文学》虽然是地方性刊物,有地方特色,但办刊史的划分也不能脱离全国期刊发展的历史语境。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期刊生存危机中,《广西文学》与全国同类刊物一同经受了市场的冲击与考验,感同身受。新世纪以来,文学边缘化语境下,《广西文学》编辑部迎难而上,守正创新,不遗余力推动“文学桂军”的发展壮大,在八桂大地营造了欣欣向荣的文学生长环境。

对一家杂志来说,编辑理念、编辑策略以及编者、作者与读者关系的处理无疑是重要的,直接影响着刊物的审美品位和思想质地。从以上三个方面回顾《广西文学》所走过的出版历程,可以发现一本文学期刊如何形塑了广西的文学生态。

一般来说,每一家文学期刊都会有自己鲜明的审美追求和办刊风格。《广西文学》最突出的美学特征,就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理念的遵奉与贯彻。眷顾基层,扎根人民,是《广西文学》创刊以来一贯的办刊主张。为了贯彻现实主义办刊理念,编辑部同仁不失时机,组织作者参与特色各异的民族民间活动,为现实主义创作采集和储备素材。如组织作者参加1971年隆林彝族(黑彝)火把节,1982年都安七百弄布努瑶的达努节,1983年那坡彝族(白彝)的跳马节,1992年贺县(今贺州市)湘、粤、桂南岭瑶族盘王节与东兰壮族蚂节(葬蛙节)。同时,编辑部同仁与时俱进,关切社会焦点,追求办刊风格的当代性和现实性。如20世纪80年代初,刊物开辟“东线纪事”栏目,及时反映发生在广西边境的战事。为此,编辑组织作者深入边境哨所采访创作,真实再现了如今已成为集体记忆的边境战事。英雄们忧时报国的壮烈情怀感动了不少读者。新世纪以来,刊物同样秉持现实主义立场,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乃至小小说,都贴近社会现实,在现实主义文学冲击力中彰显期刊风采。

高扬时代精神,推动主旋律创作,是刊物践行现实主义办刊理念的主导方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遵循当时“通俗化”“群众化”“地方化”办刊方针,刊物并非纯粹的文学杂志,同时也发表社论、剧本、曲艺、歌曲、美术作品。但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文艺作品,刊物的出版实践都是服务于当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的。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历史节点,编辑部策划纪念专栏或专号,组织作家进行主题创作,是文学刊物实现责任担当的主要途径。五六十年代,刊物承载着意识形态宣传的重任,主要刊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主旋律作品,如第二卷第四期推出的“土地改革山歌集”,1954年第10期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五周年而推出“祖国,您在飞跃前进”。这一传统延续至今。就近两年办刊实践来看,刊物推出了“扶贫攻坚·广西故事”增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专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专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专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专栏。刊物以专栏或专号的形式倡导深入基层的文学创作,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遥相呼应,同时,又不失时机地隆重推出庆祝党和国家重要历史节点的纪念专辑,汇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流。

为对接中央、自治区重大方针政策,编辑部策划了多期长篇报告文学专号。其中,由《广西文学》原主编罗传洲主持推进的三部长篇报告文学影响甚大。作家王布衣挖掘广西宜山县(今河池市宜州区)合寨村作为中国村民自治策源地的重大题材,创作出《震撼世界的广西农民——广西农民的创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诞生暨草根民主启示錄》,于2007年第4期专号刊登后,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2018年中央公布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杰出人物表彰名单中,就有该作主角韦焕能——组织村民自治的代表人物。这充分说明,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进程中,《广西文学》没有缺席。为呼应广西北部湾经济开放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刊物于2009年第12期同样以专号推出了龙鸣、邓咏创作的《云水激荡·2008广西北部湾》。时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陈武阅读这部作品后很高兴,表示要感谢广西文联,感谢《广西文学》。广西人民出版社推出单行本,陈武高度重视,亲自作序。此后,杂志社又策划组织作家麦展穗深入东巴凤采访和体验生活,创作出长篇报告文学《走进东巴凤》。该作在2012年第8期专号推出后,受到全国报告文学界瞩目。自治区原人大常委会主任、红七军老战士黄荣对这部作品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从来没有看到哪一部报告文学如此全面深刻地反映老少边区生存现状与奋发精神的。以整期版面推出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在全国省级刊物中是非常罕见的。敏感于时代政策走向,及时策划报告文学专号,显示了《广西文学》聚焦时代进程的宏阔视野和把握国家政治生态的高远眼光。

新世纪以来,《广西文学》办刊的现实主义审美取向愈加凸显,刊登最多影响最大的也都是关注当下的现实主义之作。如李约热中篇小说《戈达尔活在我们中间》一经发表就引起广泛关注。评论家贺绍俊认为这部中篇小说是他“当时读到的最好的小说”。如果说单篇作品还不足以证明一个刊物现实主义审美的主导地位,那么,以完整的一期为例,也可以看出文学期刊高扬时代主旋律、倡导现实主义美学的立场。就拿2006年第5、6期合刊“广西小说新势力十一人展”专号来看,映川《为你而来》、李约热《巡逻记》、黄土路《年夜饭》、朱山坡《中国银行》、红日《说事》、锦璐《补丁》、梁志玲《突然四十》等几乎都是反映转型期中国城乡社会弱势群体生存际遇的现实主义之作,读来不乏切肤之感。2014年开始,编辑部策划“特约头条”栏目,这是刊物的重头戏,亦是每期亮点栏目,邱华栋、林白、王祥夫、陈立松、雷平阳、鬼子、凡一平、田耳、李浩、张楚、胡学文、金仁顺、武歆、付秀莹、黄咏梅、朱山坡、杨映川等名家都以现实主义力作在此亮相。他们的作品,大多依循现实本身的纹理,在对生活暗角的探微中切入生活本质,直击痛点又不乏人文关怀。

关怀当下、直击人性的现实主义审美是《广西文学》办刊的主要价值诉求,但这并不是说,编辑对其他艺术风格的稿件就横加排斥、拒之门外。上世纪80年代,老编辑柯炽就鼓励作者从古典诗歌和民歌中吸取写作的养分,影响了一批诗人。当时还是《广西文学》编辑的诗人杨克和作家梅帅元等提出“百越境界”的创作主张,成为中国寻根文学思潮的先声,对广西现代派诗歌的发展做了大量启蒙工作。尤其诗歌栏目,刊物并不排斥现代派诗人群体,而是大量采用了他们的诗稿,如80年代诗人林白、杨克、黄琼柳,90年代到新世纪以非亚、罗池、大雁、乌鸦为代表的自行车诗社等。他们的探索性作品常被采用。在编辑审美观念多元化影响下,《广西文学》形成了现实主义主导下的多元文学出版生态。

创造性的编辑策划中突显办刊特色

优秀的文学期刊离不开优秀的编辑队伍和出彩的编辑策划。从编辑策略来看,《广西文学》在栏目策划、活动开展、主题征文等方面灵活多样,别开生面,显示了编辑群体的学识、智慧与活力。

首先,《广西文学》历来非常重视栏目策划,通过专题性策划集中推介广西本土作家作品。一家杂志的编辑出版与地方文学生态息息相关。而栏目策划的重要功能就是催生结构合理的地方作家梯队,形成文脉赓续的创作生态。广西当代文学史上,一代又一代作家的成长、成熟到成名,都离不开期刊编辑的专题推介。1996年1月号推出“广西青年小说家八人作品展”,刊登9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锐作家东西、鬼子、李冯、凡一平、常弼宇、黄佩华、沈东子、陈爱萍的小说。后来这些作家不负所望,成为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第一批签约作家。尤其是有“广西三剑客”之称的东西、鬼子、李冯,以其鲜明的艺术个性引起中国文坛广泛关注。这次作品展无异于广西当代作家首次向全国文坛高地冲刺的集结号,意味着一直被视为边缘文学省份的广西在全国文学格局中的异军突起。相隔十年,2006年第8期又不失时机地推出“广西小说新势力十一人作品展”。这是广西文脉积蓄十多年后形成的又一脉冲击波。这批在当时看来还是广西文坛后起之秀的青年新锐,如今已成为“文学桂军”小说方阵主力军,尤其是李约热、锦璐、杨映川、朱山坡、红日、黄土路、梁志玲等以创作实绩确证了地方期刊作为文学催生土壤的历史使命。随着更年轻一代作家的成长,2014年第5期推出“广西‘80后作家小说专号”,刊登了小昌、侯珏、吴了了、肖潇、车海朋、马中才、韦孟驰、钟欣等八人的作品。这一期作品以叙述的自由感和视角的日常化彰显代际张力,呈现了青春期的自我寻找、生命的躁动不安、命运无法把握的状态,展露了广西作家队伍的后劲和潜力。三个专号在不同时间节点推出三代作家作品,集中展示了广西作家的整体实力与阵容,同时也促进了地方作家梯队结构的优化。

发掘文学人才,推介青年新锐,是《广西文学》办刊的重要支点。作为地方性文学刊物,《广西文学》很少以刊发区外名家稿件来标榜自己,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本土文学人才的推介上。“新星座”“新秀看台”“新手出场”等就是专门为推出刚刚起步又不乏潜力的作者而打造的栏目。纪尘、龙眼、周耒、梁冰、黄芳、林虹、陆辉艳、琬琦、小昌、唐沁、侯珏、韦延才、费城、蓝敏妮、高力、安乔子、黄少崇、陈洪健、罗南、廖献红等大批青年作家都曾受惠于编辑着力于扶植“新人”的栏目策划意识。2008年第2期“新星座”推出陆辉艳的诗作,鲁奖获得者、著名诗人郁葱在随后的评论文章《“我们把自由放在各自的血液里”——陆辉艳诗歌的丰富性》中这样评价:“《广西文学》同仁们的审美情趣是很有高度的,在他们提供给我的广西青年诗人的作品中,我感受到了这些年轻诗人各自具有的迥异的创作风格和潜质。他们没有更多地拘泥在自己地域氛围的涵盖里,而是眼界开阔,思路通透,语言润泽,观念前卫,这使得他们的今后具有了所有可能。”如果说“三个专号”把每个时期创作势头好的作家集中推出,打造文学群体品牌,推动了广西作家队伍的结构优化,那么,推介新人的栏目策划则是文学期刊的基础性工作,同样是《广西文学》实现出版价值的重要途径。

就散文栏目来看,新世纪以来编辑部两次推出青年新锐专号,并组织召开研讨会,邀请专家撰写评论。2007年第9期推出“广西散文新势力十六人作品展”。与上一年度推出的“广西小说新势力十一人作品展”相对应,刊物把散文写作颇具实力的作家作品组织起来,展示出广西散文创作队伍的实力。入展作者有梁志玲、蓝薇薇、何述强、沈东子、董迎春、刘美凤、莫雅平、王梆、沙地黑米、李金兰、王冰、叶华、石丽芳、苏会玲、透透、欧泽璋等。每篇文章都配发散文创作观,从作品到观念完整呈现了广西散文作家的创作立场、个性特征和审美追求。随后几期,刊物推出王兆胜、穆涛、潇雨等名家撰写的评论,并召开了研讨会。专号的结集显示出作者良好的艺术潜质和可贵的探索勇气,也充分体现了刊物开放创新与兼容并蓄的文化气度。时隔八年,2015年第9期又推出了“广西散文新锐专号”,这一期的作者有唐女、林虹、陶丽群、罗南、黄庆谋、梁晓阳、孟爱堂、廖莲婷、颜晓丹、寒云、杨仕芳、刘景婧、宋先周、李海凤、羊狼、陈洪健等,与此前专号没有重合,是这八年中成长起来的又一批散文作家。因此,主持本期专号的散文编辑韦露把这一期作者定义为“广西散文的新生代”。从创作主体来看,这一期作者部分是“双栖作家”,林虹、杨仕芳、唐女、陶丽群等素以小说著称,他们的介入为广西散文创作带来生机,增添了新的审美元素。其他作者专事散文写作,他们关注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在城与乡互动的文化语境下,为读者展示出疼痛的多重维度,显示了理性、冷静的审美品质。这批散文新锐的集结出发,为广西散文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为了扩大刊物的覆盖面,2016年第1期开辟“散文新观察”栏目,面向全国散文新锐约稿,并邀请散文评论家刘军担任特约主持。自开栏以来,该栏共推出六十多位广西区内外散文家的作品。开辟“广西散文看台”“特别关注”等栏目,对广西散文队伍作持续性地展示。

事实上,出彩的专题栏目策划不只限于推介作家作品,或培育新人成长,或形成集束效应,还可以从更深层次影响到作家的审美姿态和创作风格。以“重返故乡”栏目为例,作为《广西文学》十多年来打造的品牌栏目,组稿视野不断拓展,作者队伍不断壮大,足以成为地方性文学刊物栏目创新的典型案例。

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而对此,非虚构作品似乎有更深入的观察,也更易引起关注。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等系列非虚构作品正是对这些年来乡村深层变革作出的有力回应。时任小说编辑室主任的吴小刚认为,现在小说创作缺少现实感,时任刊物主编的罗传洲提出创办一个贴近生活直面现实的栏目建议,得到编辑部同仁的赞同和支持。“重返故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的。当前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题材文学创作更是受到空前重视。因此,2007年7月,“重返故乡”在《广西文学》开栏,是不乏前瞻性的出版举措。关于开栏意图,栏目主持人、副主编冯艳冰说:“我们将不定期举办到著名作家故乡采风的文化活动,以期写作者能够直面现实,贴近生活,关注时代变迁及当下人们生存状态与精神际遇。”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编辑试图通过“文章下乡”调整作家创作视线的方案,但从深层来看,作家审美视点返归故乡,不只是题材意义上的,更意味着通过回望故乡使创作贴近现实、贴近生命本身的一次转向。凡一平说,他写故乡的散文《上岭》在“重返故乡”栏目首发后,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正是这次返乡,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让我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正是从《上岭》开始,才有了我之后的《上岭村的谋杀》《上岭村编年史》《蝉声唱》《我们的师傅》等一系列关于现实的作品。”[1]这个例子说明了栏目策划中,编辑与作者的交流与沟通的结果,有可能是作者审美方式和创作风格的变化。虽然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从作者的讲述中可以发现,创作上深层的审美嬗变无疑确证了文学编辑的主体价值和地位。

如果说“重返故乡”是针对当前文学现状来倡导更接地气的文学创作而开辟的特色栏目,那么,“名编访谈”则是基于文学期刊生态的观察,对当代文学名刊名编的访谈。接受访谈的对象很明确,就是在当下颇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名编。这其中,既有《人民文学》《诗刊》等国家级刊物的名编,也有《钟山》《作家》等地方性文学期刊名编;既有原创期刊名编,又有文学选刊名编;既有经济发达省份文学刊物名编,也有西部省份文学刊物的名编。因此,这个栏目从三个维度确定受访对象,既保证了文学期刊的覆盖面,又照顾到各种层次和种类,让读者能全面了解到当代文学期刊出版生态,并由此探寻当下文学创作态势走向及其困境。值得注意的是,访谈者并非一般记者或编辑,而是《广西文学》副主编、资深编辑家冯艳冰。就对象主体而言,“名編访谈”是主编与名编之间的高端对话,这不仅确保了访谈内容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比如访谈主题的敲定、访谈氛围的营造、问题意识的凸显等,都显示出编辑家的学识与洞见,同时也提升了栏目的品位和档次,体现了栏目主持人开阔的胸襟与视野。此前,针对编辑群体的访谈不是没有,但不成气候,不成规模,难以引人关注,而在文学刊物上作为重点栏目打造,而且连续坚持多年,形成一个系列结集出版[2],在文学出版史上恐怕尚属首次。因此,“名编访谈”栏目影响很大,在业内广受好评。

其次是文学活动的开展。为繁荣广西文学创作,《广西文学》举办“广西函授文学院”培训班、创作笔会、改稿班、文学采风等多种活动,以培育和建设广西本土作者队伍。新世纪以来,刊物文学活动从未间断,地点遍及南宁及广西各县、市,通过举办学习班,以座谈、授课、体验生活和评点作品的方式,来团结各地初学写作者。随后,刊物陆续发表他们的习作,激发创作热情,给予精神鼓励。例如,2008年10月,“《广西文学》2008年小说精品创作恳谈会”在风景宜人的南宁市大明山召开,来自广西十四个地级市的青年作家在会上畅谈了他们的创作构想和写作计划。这是继2006年“十一人展”之后广西本土冒出的小说“新势力”的一次聚首。他们是红日、凌洁、潘莹宇、杨仕芳、陶丽群、周耒、黄土路、林虹、谢凤芹、梁志玲、光盘、梁冰、侯珏、丁桦、张廉信、琬琦、冯昱等。他们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在《人民文学》《花城》《天涯》《作家》《山花》《上海文学》等全国重要期刊发表了大量优秀作品。在经历了艰难的起步之后,如何找寻小说创作的突破口,使作品获得进一步的审美提升?基于这些问题,青年作家与编辑、杂志社领导进行了真诚而深层的对话,探讨了寻找通向“叙事的窄门”的种种途径。经过这次聚首,青年作家为创作更上新台阶积蓄了能量,走向了更为广阔的艺术天地。十多年过去,广西“小说新势力”创作渐臻成熟,发表了不少佳作,获得了不少奖项,充实了“文学桂军”的有生力量。

很多时候,文学杂志所开展的活动并不都是泛泛的创作采风,而是与编辑的栏目策划密切相关的。就拿“重返故乡”栏目来说,编辑部多次组织作家采风团深入广大农村,在与作家故乡“亲密接触”中采集创作素材。近年来,“重返故乡”采风活动已拓展到广西区外。编辑部召集本土作家到河南河北等地,邀约当地作家共赴名家故乡采风,同时,组稿对象也由原来的广西籍作家扩展到区外作家。金仁顺、次仁罗布、孙惠芬、霍俊明、郁葱、葛水平、马金莲等区外名家纷纷应约供稿,丰富了乡土散文的审美空间,推动了栏目知名度的升级。广西区内外乡土散文交相辉映,共同绘就了别样的中国乡土文学版图。乡土题材的延伸与组稿范围的扩大为“重返故乡”栏目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采风活动的展开不但激活了栏目策划的展开,也加强了刊物作者队伍的建设。

说到刊物开展的常规活动,不能不提“广西诗歌双年展”和年度优秀作品奖评奖。自2006年起,《广西文学》以专号的形式推出“广西诗歌双年展”,把广西十四个地级市的诗人作出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分类,以板块组稿方式绘制广西诗歌发展图谱。广西诗歌双年展十周年之际,广西文联副主席石才夫作了这样的评价:“广西诗歌双年展”作为《广西文学》创设的品牌,十年坚持不懈,连续推出本土诗歌大展,毫无疑问,对广西诗歌的繁荣发展,功不可没。异彩纷呈的诗歌双年展,实际上已经成为一股强劲的八桂之风,成为2006年至2016年整整十年广西新诗运动发展的主潮和流向。”[3]这个评价非常客观,指出了这个活动对凝聚文学力量、推动广西诗歌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为了开阔诗歌创作视野,与“重返故乡”栏目一样,“双年展”组稿范围从区内逐渐扩展到区外、甚至国外,促进了本土诗人和区外诗人的交流与对话,如2016年第六届广西诗歌双年展暨河北诗歌邀请展,2018年第七届广西诗歌双年展暨云南诗歌邀请展,2020年第八届广西诗歌双年展暨新加坡南洋诗社,中国四川、安徽邀请展等,把广西区外诗人纳入双年展框架,开展跨省、跨国文学交流活动。以栏目策划带动文学活动,赋予了“双年展”更丰富的内涵与更广泛的关注度。

从2001年开始,刊物还与柳州金嗓子集团有限公司合作举办《广西文学》“金嗓子”文学奖,旨在挖掘有潜质的广西文坛新人,推动广西文学事业蓬勃发展。从2009年开始,评奖范围从广西拓展到全国,在全国文坛产生了更大影响。“金嗓子”协办《广西文学》十一年,十一年来,“金嗓子”投入必要的资金支持,帮助《广西文学》走出了自己特色的办刊新路,使《广西文学》取得长足的进步,一批年轻作者从文坛的后备力量变为文坛生力军。

在编创互动中助力“文学桂军”发展壮大

当代文学繁荣发展的背后,文学编辑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辛勤哺育了几代作家。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西文学》就定下了“出作品、推人才、树品牌”的办刊方针。发掘文学人才,始终是文学期刊理所应当肩负的职责。在这方面,《广西文学》表现突出,成绩卓著,实在功不可没。当代知名作家中,老一辈有林焕平、周钢鸣、武剑青、黄飞卿、莫之琰、莎红、贺祥麟、陈肖人、蓝汉东、韦一凡、包玉堂、柯天国、潘琦、蓝怀昌、周民震、孙步康、海代泉等,第二代作家有东西、鬼子、李冯、石才夫、黄佩华、凡一平、黄神彪、潘大林等,更年轻的一批在新世纪成长起来的作家有李约热、锦璐、映川、朱山坡、陆辉艳、杨仕芳、红日、光盘等,三代作家的文学道路都或多或少得到文学编辑的提携和帮助。也许,他们的代表作并未在《广西文学》发表,但在牙牙学语时期,几乎都从这里出发。潘琦、黄佩华、凡一平、潘大林、刘频、梁志玲等在回忆性文章中满怀感激地提到,在创作起步阶段以及后来的成长中都受惠于《广西文学》的扶持。正是这本家乡刊物“温暖的牵手”,一直陪伴着他们,成就了他们的文学人生。

文学编辑通常被称为服务于作者的“织嫁衣人”,但其职责却又不止于此,而更多的需要从基层发现文学人才的敏锐眼光与人文关怀。当代作家无论后来创作成就有多高,但大多都是在自由投稿中被编辑“挖掘”出来的,接受过编辑的“启蒙”和“洗礼”,慢慢长成文学森林中的参天大树。为了建设作者队伍,《广西文学》在五六十年代就频繁推出“新人新作专号”,形成了扶植文学人才的传统。地方性文学期刊立足本土的办刊原则,决定了发掘本土作者的任务尤为艰巨。因为编辑要面对的作者多是初学写作者,相比大刊名刊编辑需要更多的细心和耐心。如50年代编辑覃惠对诗人包玉堂、农民作家莫之棪的发现,编辑李竑对周民震的关注与厚爱,新时期以来,编辑同仁继承和弘扬了这一传统,继续关心和扶持青年作家。诗人刘频说,《广西文学》是他“诗歌写作的起飞之地”[4]。周民震的第一篇小说《一件棉衣》和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双仇记》都发表在《广西文学》,正是有了文学人生中的“两个第一次”,才会有后来的创作成就。同样,凡一平说,首次向编辑部投小说稿《待业的人》,未被编辑采用,倒是收到了退稿信和一本短篇小说集。对他来说,这既是“安慰”,也是“教导”和“鼓励”,非常难得。编辑们成为他文学道路上的“启蒙者”和“引导者”[5]。

写作者初次投稿,命中率一般不高。这种情况下,编辑的鼓励对初学写作者来说相当重要。而对于有一定基础的作者,编辑通常会根据审稿标准量身剪裁,提出修改意见。而改稿的过程为青年作者提供了进步的阶梯。自治区党委原副书记潘琦回忆自己的文学之路时说,《广西文學》编辑部邀请他到南宁改稿,反复改了多次才通过。[6]其实,邀请作者到编辑部改稿,在上世纪80年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余华就曾受到《北京文学》编辑的召唤,前往北京改稿。当时余华的文学创作刚刚起步,还在海盐的医院当牙医。与潘琦到南宁改稿一样,余华也需要凭借编辑部邀请函到单位请假,于是才有了《十七岁出门远行》。邀约作者到编辑部改稿在通信发达的今天看来似乎大可不必,通过微信、QQ或E-mail即可解决稿件修改问题,但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当时文学还是受到全社会尊重的。

对编辑来说,包容的胸怀与敏锐的眼光同样重要。我们看到,《广西文学》不仅发表知名作家作品,而且对那些资历尚浅却不乏艺术潜质的作者投以热切的关注;不但发表诗歌、散文、小说等主流文体,同时也发表电影剧本、报告文学等边缘文体;不只发表广西籍作家作品,也刊登广西区外作家作品。就小说栏目来看,“新势力”推出了大批区外颇具潜质的青年新锐,如甫跃辉、毕亮、方晓、方如、卫鸦、闫文盛等,而当时,这些不乏艺术潜质的青年作者在文学创作上才刚刚起步。这无疑显示了编辑独到的眼光与包容的胸襟。更难能可贵的是,稿件采用与否完全以文本本身的质地为标准,极少因为个人利益关系而厚此薄彼。对编辑来说,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谈到投稿经历,潘大林不无感激地说,1987年下半年,把中篇小说《南方的葬礼》投给《中国作家》,一审和二审通过了,但终审却未能通过。沮丧之余,他想到了家乡的刊物:“《广西文学》就像一位不计前嫌的父辈,欣然接纳了外出流浪归来的孩子,于1988年11月号发表拙作。”[7]潘大林被《中国作家》退回的稿件在这里没有受到歧视,而得以顺利发表。这当然得益于编辑慧眼识珠的审美眼光。而事实上,从读者反响来看,这部中篇小说发表后不仅受到好评,而且摘得第二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这充分表明,一方面,这部曾经遭遇退稿的中篇小说是达到了一定艺术水准的。另一方面,家乡刊物的接纳并不意味着毫无尺度地“照顾”,也是基于稿件本身的质量而采用的。对他刊退稿的采纳自然缘于编辑对基层作者的殷殷关爱之心,同时也确证了稿件质量是第一位的用稿原则,但前提是编辑要拥有审稿的睿智与深层的洞察。家乡刊物并没有因为是退稿就抱有排斥态度,而是非常慎重地对待这份被退回来的稿件,显示出包容的接纳姿态和独立的编审精神。

一个作者在决定向大刊名刊冲刺之前,往往少不了家乡刊物的鼓励和支持。以第一代作家为例,周民震在谈到其文学人生的起点时说:“我从《广西文学》起步,渐渐地走出了广西,1959年初,二十多岁的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所以说,我的根在广西,我的文学之根在《广西文学》。”[8]黄佩华在回忆首次到《广西文学》编辑部投稿时说,在稿件未经编辑过目之前忐忑不安,而在收到当时的小说编辑梁发源回信后,得知短篇小说《拐角》拟被采用,心中便掠过“一阵暗喜”。这对刚刚起步的作者来说确实是一件“大事”。所以他说:“《广西文学》在这个节点拉的这一把,让我对未来陡增了信心,也一时摆脱了生活方面的困扰,暗暗继续发力投入文学创作之中。没过多久我又攻克了天津的《小说家》,还有《上海文学》《漓江》《清明》和《当代》等刊物,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9]对黄佩华来说,初次投稿的经历是其文学人生的新起点,他以此为支点向着国内大刊名刊不断冲刺,稳扎稳打,攻城略地。正是有了这次投稿,有了编辑的认可与肯定,他才有了后来灿烂的文学人生。黄佩华初次投稿及其后来成长为知名作家的经历非常具有代表性。某种意义上,省级文学刊物的编辑充当了作家文学道路上的“摆渡人”。他们为本土写作者提供发表作品的平台,让其在文学才华的展示中吸取力量,获得信心,为其迈上更高一级台阶注入原动力。一般来说,对文学新人的发现与推介是地方性刊物的重要使命。可以说,倘若没有背后默默奉献的文学编辑做推手,就没有“文学桂军”后来的发展壮大。创刊以来,《广西文学》立足本土,竭力从基层发掘和培养文学人才,为作者的成长搭桥铺路,发挥了助力青年作者从广西出发走向中国文坛的桥梁作用。

为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广西文学》编辑敏感于时代脉搏,致力于八桂文学空间的建构。但同时,历代编辑同仁也不乏全国视野与担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编辑审稿立场与中央政策方针走向保持同步,发挥了地方性文艺期刊意识形态宣传与培养本土作家的重要功能。新时期以来,《广西文学》办刊理念同样与全国接轨,不但对文艺思潮保持高度敏感,还以主人翁身份与文学期刊出版界展开交流、对话与合作。“百越境界”“88新反思”等基于广西文学现状的两次文艺思潮大辩论,都在《广西文学》出版实践中留下了浓重的笔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90年代商业主义大潮冲击下,文学从中心退居边缘。文学期刊经受着市场化的考验,纷纷改版、改刊、停刊。1996年,《廣西文学》敢于在文学期刊生存危机中发声,率先策划举办了“全国省级文学刊物生存与发展研讨会”,基于文学期刊生存现状研讨对策。《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江南》等三十多家文学编辑参会,新华社、《光明日报》、《羊城晚报》等全国三十多家媒体报道。不能不说,这是全国文学期刊界盛会,也是《广西文学》的创举,引起中国作协领导的高度重视。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唐达成寄来书面发言,充分肯定了在市场经济转型期大会召开的意义。这次研讨会的召开在《广西文学》办刊史上意义重大,充分展示了杂志社编辑同仁的情怀与担当。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作为省级文学刊物,历任主编始终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牢牢把握办刊方向。《广西文学》传承文脉,守正前行,引领风尚,硕果累累。现任主编覃瑞强表示,刊物不仅承担着培养广西文学后备人才的任务,同时肩负着沟通广西区内外文学交流的重任,它将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作出更大贡献。因此,作家周民震称《广西文学》是“广西文艺史中的一座里程碑”,实不为过。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上,祝福《广西文学》拥有更璀璨的明天!

注释:

[1]凡一平:《我与〈广西文学〉的两件事》,《广西文学》2021年第2期。

[2]“名编访谈”栏目所刊文章结集为《名编访谈》,冯艳冰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

[3]石才夫:《诗如流水》,参见《广西诗歌双年展精选集(2006—2016)·序》,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

[4]刘频:《一本杂志与一个诗人的30年》,《广西文学》2011年第6期。

[5]凡一平:《我和〈广西文学〉的两件往事》,《广西文学》2011年第6期。

[6]潘琦:《永远珍藏这份情感》,《广西文学》2011年第6期。

[7]潘大林:《永远的感激——〈广西文学〉创刊七十周年纪念》,《广西文学》2021年第2期。

[8]周民震:《我与〈广西文学〉的情缘》,《广西文学》2006年第12期。

[9]黄佩华:《温暖的牵手》,《广西文学》2021年第1期。

【王迅,文学博士,副编审,供职于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冯艳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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