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广西文学》的关系像是一场迅速升温的恋爱。

每个作家都会有几家在情感上非常非常“要好”的刊物，或是因为这家刊物在自己最初和最为艰难的时候帮助过自己;或是因为这家刊物的某位编辑有“知遇之恩”，他懂得文学也懂得自己;或是因为这家刊物始终是自己敬仰的，因为机缘终于获得了它的承认，等等。就我个人而言，我与《广西文学》的渊源开始得较晚，至今也不过数年的时间，但却在心理上迅速地变得亲近，迅速地把自己变成了“自己人”，甚至把《广西文学》也当成是“自己的刊物”。

结缘，是因为《广西文学》的副主编李约热。在北京的一次聚会中，他向我约稿——出于对他写作的敬重（他是一名非常棒的小说家）和同道中人的亲近，我自然地答应了他，并向他保证按时完成。不得不承认我答应的活太多了，只能按顺序一一地还债，把自己弄得焦头烂额——而李约热对我的催稿又向来是，你必须给我，你必须要好好写，我不要应付性的……我倒是享受这一必须，因为它标明李约热对我拥有同样的亲近感，只有他不把你当成是外人的时候才会使用“你必须”——于是，我按照他所规定的“你必须”完成了小说《会飞的父亲》，是我一系列《会飞的父亲》中的一篇，投稿给他。一般而言稿子或通过或发表，这个缘也就算是“告一段落”，然而于我而言、于我和《广西文学》而言却不是：它是开始，然后由此的开始是连绵而延绵的，像是一场迅速升温的恋爱。

或许是因由那个缘头，《广西文学》约我参加他们的笔会，然后我见到了“失联”许久的、但心底一直异常敬重的作家鬼子、东西，认识了我的光头老大凡一平，认识了黄佩华、张柱林、胡红一……更让我感动和倍感亲近的是，我认识了《广西文学》的主编覃瑞强，他是那样真诚又那样谦逊低调，从不多说什么——在我所认识的刊物主编中，他的那种低调感和我原来的领导、《长城》的主编李秀龙显得类似，让人自然地产生亲近当然也多出些“肆无忌惮”来。我也认识了副主编冯艳冰，我的冯姐，她也是那种真诚、认真、让人亲近的人，让我感觉自己有了一个亲姐姐，一个可以呵护、维护和照顾你的亲姐姐，一个可以交心、甚至略可撒娇、傲慢的亲姐姐。在这里我也必须重新谈及鬼子老师对我的帮助——我在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朋友高海涛看中了我的一篇小说将它投给了当时的《漓江》，然后我接到了鬼子的电话，他让做出修改然后发表。我怀着兴奋、忐忑和种种的复杂心情改完了那篇小说，鬼子老师表示失望：“还不如不改的时候了。”后来，在河北召开全国青创会的时候他专门把我叫到石家庄，告诉我：现在大作家们和你谈小说不会专门地谈及技术问题，因为那是他已经解决了的，但你还不行。你要注意一下小说的必要技术，回去好好地拆小说吧……在他的这番话里我受益良多。因为鬼子让我与“广西”有着一种特殊的心理亲近，然后见到覃瑞强、李约热、冯艳冰，那种心理亲近就像是充分保障了阳光、土壤、肥料和水分的种子。

自从和《广西文学》结缘之后，我几乎每年都会去广西一次或两次（疫情期间除外），或是《广西文学》的活动或是其他，而我也极为乐于一次又一次地去往广西，有段时间我甚至动了念头想去广西的大学找份工作，以便和他们能够更近些，更亲近些。在全国文代会、作代会召开期间，我也作为广西的一员广泛参与着广西作家代表团的各种活动，他们让我绝无半点儿违合感或生疏感，而是自然而然——这种心理认同我承认并不常有，可它在我心里却是坚固的。现在想想，广西，似乎是除了河北和北京之外我朋友最多的省份，更是我好朋友最多的省份……和《广西文学》结缘始于投稿和发表又不止于投稿和发表，在我这里更多的是与人、与事的亲近——一种意气上的相投。

2016年，作为诗歌大省的广西和作为诗歌大省的河北决定组织“诗歌双年展”——这应当是《广西文学》第一次将它的重要栏目“诗歌双年展”拓展出广西，而我，荣幸地以河北省诗歌艺委会秘书长的身份负责河北方面的组稿——它其实更进一步地证明，我与《广西文学》是一家人，《广西文学》也把我纳入它的大家庭中。当年的诗歌议题是“诗与叙事”，出于强烈的艺术敏感，冯艳冰冯姐敏锐地觉察到叙述性对当下诗歌的有效介入和这种介入的提供，以及它所体现的双刃的层面;她也希望广西与河北的诗人间互通有无，各自敞开，一南一北从自我书写的惯性中有所摆脱……事实上，它或多或少也有“擂台”的性质，至少在我看来如此。在组稿的过程中，在与冯艳冰副主编一遍遍审读和推敲所选诗篇的过程中，我一次次地感受着她的率直、真诚和严谨。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那次的诗歌联展是较为成功的，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那些大家尽力展示自己最高水准的诗，更重要的是通过联展使我和我们真正地理解差异和不同，真正地意识到拓展和新变的重要。

之后，我遵照《广西文学》之约为它写了一篇命题散文，写自己和童年、故乡的关系，写自己的曾经经历——如果不是《广西文学》邀约我大概不会写这篇文字，永远不会，我觉得一个作家不应让自我大于作品，最好是让那些初读你作品的人、不知道你名字的人在阅读中就能读出会心和激动;同时，我受米兰·昆德拉的影响至深，他在一篇文字中提到一位作家说过“我和卡夫卡、穆齐尔一样，不会给这个世界留下关于个人的所谓信史”——我觉得我也不必留，不能留，我希望作为作家的个人尽可能隐藏，而作品所呈现出的那个虚构的个人则尽可能鲜明、独特、与众不同……《广西文学》的邀约却迫使我“违背”了自己，当然我也欣欣然地接受了这一令人感动的被迫。我写下了一篇题为《时间树，父亲树》的散文，而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竟然“激动不已”地写了两万多字，它远远地超出了我在开始之前的预计。它获得了2018年《广西文学》的年度优秀作品奖，同时，它也促成了《广西文学》“重返故乡”走进河北。于我而言，当然是荣幸之至;于我而言，它也是幸运和幸福的一部分，是我的亲戚们陪我“回家”。

过程略有曲折，主要是疫情，疫情的影响让这个活动不得不一拖再拖，同时也不得不压缩了时间，改变了路线——我原想向《广西文学》的亲人们、广西的作家批评家朋友们在陪我“回家”的同时向他们展示河北最有历史人文和风貌的一面，但随后不得不做出部分的调整。“从情感的源头和精神的籍贯出发，建立一个属于中国作家的精神版图，《广西文学》深入作家故乡进行采访，寻找作品的精神源头，激发作家的创作能量。2020年11月16日至19日，《广西文学》编辑部组织邀请了宁肯、刘建东、凡一平、葛一敏、黄佩华、张柱林、张艳梅等国内著名作家、编辑家和评论家二十余人，赴作家李浩的故乡河北沧州举行重返故乡采风活动。17日上午，采风团一行人来到李浩的故乡海兴县辛集村参观。接着参观了李浩就读过的辛集小学，作家们还与到场的中小学文学爱好者大手牵小手，两两结成对子，在他们的文学成长之路上给予关心、鼓励和辅导。下午，采风团参观了李浩就读过的海兴中学，并与海兴县的文艺爱好者进行了深入交流。18日上午，参观了沧州市博物馆等，感受燕赵文化积淀的深厚。与河北省作协、沧州市文联、沧州市作协的领导与作家举行座谈，与会人员围绕‘文艺精品与树立新时代地域形象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交流，同时也分享了广西与河北两地关于促进文学及文艺发展的经验和做法……”大段新闻报道的引文并非是为了偷懒，而是，它让我记住，记住那些行程和其中的令人愉快、令人感动的发生。在写这篇“我与《广西文学》”的散记的过程中，我重新记起许多的细节，记起许多的人与事，他们让我温暖。

像一场迅速升温的恋爱——就我而言这场恋爱大约会是永恒，会是一直持续的：《广西文学》对我好，广西的朋友们对我好，他们让我亲近而温暖，甚至给了我一种故乡感;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感受着《广西文学》的艺术坚持，他们的认真、努力和真诚，这，也是我和我們所敬重的。文学让我们亲近，让我们成为真心的朋友。

【李浩，1971年生于河北。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曾先后发表小说、诗歌、文学评论等文字。有作品被各类选刊选载，或被译成英、法、德、日、俄、意、韩文。

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侧面的镜子》《蓝试纸》《将军的部队》《父亲，镜子和树》《变形魔术师》《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长篇小说《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评论集《在我头顶的星辰》《阅读颂，虚构颂》，诗集《果壳里的国王》等，共计二十余部。

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三届蒲松龄文学奖、第九届《人民文学》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一届孙犁文学奖、第一届建安文学奖、第七届《滇池》文学奖和第九、十一、十二届河北文艺振兴奖等。】

责任编辑 韦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