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峦 谢秀蓉 肖雪梅 蔡世娟 罗丽琼

1.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油松社康服务中心，广东深圳 518109；2.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妇科，广东深圳 518109

随着二孩政策全面放开，高龄二胎孕妇（年龄≥35岁）人数不断增加[1-3]。孕妇年龄不断增大，其卵巢功能衰退、卵子质量变差、染色体畸形及退化加剧，易导致流产、妊娠机会下降及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上升，再加上工作、生活及孩子教育等多种压力，高龄二胎孕妇在再次妊娠过程中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严重者出现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4-6]。因此，及时了解高龄二胎孕妇的心理状态，及早发现问题并及时采取针对性、有效的心理干预措施，对预防和改善高龄二胎孕妇负面情绪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本研究对深圳市龙华区154例年龄≥35岁的高龄二胎孕妇的焦虑和抑郁负面情绪现状及其发病相关独立危险因素进行了调查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9年6月至2020年8月在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妇科门诊就诊的高龄二胎孕妇154例，年龄35～47岁，平均（39.02±5.74）岁，孕龄13～26周，平均（18.27±5.34）周。本研究已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年龄≥35岁；②二胎；③认知行为和沟通能力正常，能独立完成问卷调查者；④自愿参与，并积极配合者；⑤未接受过心理干预或抗抑郁、抗焦虑药物治疗者；⑥孕妇本人及其家属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者。排除标准：①年龄＜35者；②三胎及以上者；③智障者；④认识行为和表达能力障碍者；⑤不自愿且不配合者；⑥伴有严重实质性器官病变者；⑦伴有肿瘤、血液系统性疾病者；⑧正在接受心理干预或抗抑郁、焦虑药物治疗者；⑨伴有精神疾病者；⑩近期家里发生重大变故者。

1.3 方法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对高龄二胎孕妇进行SAS和SDS得分评分，同时采用电子问卷的形式收集孕妇相关资料信息，并对其焦虑和抑郁发病率及其发病相关危险因素进行统计分析。

1.4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2-3，5]评估高龄二胎孕妇SAS和SDS得分，并采用自制调查表对高龄二胎孕妇的家庭月收、性别期待、家庭支持、流产次数、夫妻关系、妊娠次数及文化程度等临床资料进行问卷调查（Cronbach'sα为0.792）。SAS评分临界值为50分，根据SAS得分不同分为轻度焦虑（50～59分）、中度焦虑（60～69分）及重度焦虑（≥70分）。SDS评分临界值为53分，依SDS得分不同分为轻度抑郁（53～62分）、中度抑郁（63～72分）及重度抑郁（≥73分），同时SAS和SDS分值越大，负面情绪越严重。

1.5 统计学处理

2 结果

2.1 高龄二胎孕妇不同程度SAS和SDS发病率比较

154例高龄二胎孕妇SAS和SDS发病率分别为 24.03%（37/154）和13.64%（21/154），均以轻度为主，但不同程度SAS和SDS发病率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高龄二胎孕妇不同程度SAS和SDS发病率比较[%（n/n）]

2.2 不同因素对高龄二胎孕妇SAS和SDS影响分析

家庭月收低、有胎儿性别期待、无家庭支持、流产次数≥3次、夫妻关系不好、妊娠次数≥3次及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高龄二胎孕妇的SAS和SDS发病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不同因素对高龄二胎孕妇SAS和SDS发病率影响比较

2.3 高龄二胎孕妇SAS和SDS影响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分别以SAS和SDS为因变量，家庭月收、性别期待、家庭支持、流产次数、夫妻关系、妊娠次数及文化程度为自变量，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方程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月收低、有性别期待、无家庭支持、流产次数≥3次、夫妻关系不好及妊娠次数≥3次是高龄二胎孕妇SAS和SDS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文化程度的提高是其保护因素（P＜0.05），见表3。

表3 高龄二胎孕妇SAS和SDS影响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论

妊娠期女性由于其体内激素水平及身体机能均发生了明显改变，孕妇极易引发如情绪低落、焦虑、烦躁、抑郁及易怒等诸多负性情绪[6-9]，而高龄二胎孕妇由于除了受年龄大、身体素质下降及精力不足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外，还要面对照顾老人、孩子教育、过往分娩痛苦经历、更多生活和工作压力、家庭及夫妻关系及对二胎性别的期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当这些因素累积超过孕妇的承受能力时，孕妇心理易产生焦虑和抑郁等负性情绪[10-13]。本研究结果显示，深圳市龙华区高龄二胎孕妇的SAS和SDS发病率分别为24.03%和13.64%，明显高于郑霞丽[14]报道的19.14%和9.88%，但明显低于王春媛等[15]报道克拉玛依市高龄二胎妊娠晚期孕妇焦虑发病率的39.32%及刘冰等[16]报道济宁地区高龄二胎孕妇产前抑郁发病率的56.9%，这表明不同地区高龄二胎孕妇心理负面情绪发病率存在很大差异，这可能除了与不同地区高龄二胎孕妇所处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生活和孩子教育成本及胎儿性别期望等因素不同有关外，还可能与不同研究机构所调查的高龄二胎孕妇人群的年龄、孕周、家庭及夫妻关系、流产次数、妊娠次数及文化程度等一般性资料存在一定差异有关。

有研究表明，高龄二胎孕妇焦虑和抑郁发病率与多种孕妇自身和外界因素有密切关系[6，17-19]。本研究探讨了孕妇的家庭经济收入、期待胎儿性别、家庭支持、流产次数、夫妻关系、妊娠次数及文化程度等因素对高龄二胎孕妇焦虑和抑郁发病率的影响作用，结果显示，低家庭收入、在乎胎儿性别、家庭及夫妻关系差、流产和妊娠次数越多，高龄二胎孕妇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发病率明显升高，而文化程度的提高能降低高龄二胎孕妇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发病率（P＜0.05）。此外，经二元Logistic回归方程分析发现，家庭月收低、有性别期待、无家庭支持、流产次数≥3次、夫妻关系不好及妊娠次数≥3次是高龄二胎孕妇焦虑和抑郁发病率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文化程度的提高是其保护因素（P＜0.05）。因此，及早对影响高龄二胎孕妇心理状况的因素进行调查分析，及时发现问题，并对出现心理问题的孕妇及时采取有效干预措施，多角度针对性地给予孕期指导和提供必需服务，对提高高龄二胎孕妇的孕期生活质量及产后康复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深圳龙华区高龄二胎孕妇存在较高的焦虑和抑郁发病率，具有明显区域性差异，且与多种影响因素有关。随着我国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高龄二胎孕妇的比例会不断增加，由其所引发的心理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因此，加强各地高龄二胎孕妇心理负面情绪发病率及其相关影响因素调查分析，有利于后续临床实施有效干预措施，同时也有利于预防高龄二胎孕妇产后负面情绪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