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深

一、引言

清代近支宗室①的命名，按规制需要由皇帝亲自赐予。在传统观念上，作为“天潢贵胄”的清代近支宗室赐名制度应该十分严格，皇子们更应是严格执行赐名制度的群体，而其他近支宗亲的赐名也应具有高度制度化与规范化的流程。但考其细节，却并非如此。康熙到乾隆年间，实际上存在着近支宗室赐名“不规律”的现象。目前，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内阁大库”“宗人府全宗”“内务府全宗”和“军机处奏折”等众多原始档案中，乾隆朝以前的宗室命名史料所存稀少，绝大多数是嘉庆朝以后的档案史料。②这一现象，虽然可能是由于年代久远，乾隆朝以前史料缺失所致，但通过史料的梳理发现，这种变化更可能是清代宗室赐名制度在嘉庆朝以后才真正走向成熟的体现。通过结合嘉庆、光绪两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和清代历朝《实录》等资料，我们发现清代宗室的赐名经历了由清前期(1644-1795)向清后期(1796-1911)“松散—严格”的转变过程。特别是在嘉庆、道光年间，朝廷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以进一步加强皇帝在为近支宗室赐名上的决定权和规范化作用，从而将宗室支脉别远近、分亲疏。

目前学界对于清代近支宗室赐名问题已有所关注。罗友枝在《清代宫廷社会史》一书中就以“宗室的分割”为标题，在第三章中论述了清代帝系和近支宗室的演进关系，辅以图谱的形式令读者直观地感受亲疏的变化。相对应地，作者述及清代帝系宗室的首字用字与第二字偏旁区分亲疏的问题，并通过《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的具体事例以讨论近支宗室命名代际在二至四代之间。与之同时，作者还提出了以区分远近宗派成员来削减朝廷财政负担的观点。[1]李文君在《清代皇室命名习俗演变述论》一文中以满族命名习俗的视角切入，讨论了清代宫廷命名汉化倾向加深的趋势，以命名方式的转变揭示其背后的社会风俗变迁。该文对于清代宗室辈分的排字、偏旁的选用与命名的避讳等问题有着较为详尽的论述。[2]然而，学界虽然已对清代近支宗室赐名问题有所涉及，但关注力度尚属薄弱，特别是对清代近支宗室赐名的规范化转变缺少考察。文章以原始档案和官修史料为主要载体，意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清代近支宗室赐名从“不规律”向“规范化”和“常规化”转变的论述，考察嘉庆朝在这一问题上所起到的分水岭作用，进而勾勒出清代近支宗室赐名制度的概貌。

二、康熙、乾隆年间近支宗室赐名的“不规律”现象

康熙初年，皇子的命名沿用满洲旧俗。如康熙十一年(1672)之前，皇子出生后有命名为承瑞、承詁、承庆、赛音察浑者，而在康熙十一年胤禔(后来的皇长子)、康熙十三年(1674)胤礽(后来的皇太子)出生后，康熙帝仍旧以长生(康熙十四年六月生，康熙十六年三月薨)、[3]万黼(康熙十四年十月生，康熙十八年正月薨)[4]等字命名皇子，而非沿用“胤”字排序。此外，康熙帝也并不是对所有刚出生的皇子均及时赐名，这就导致了许多刚刚及岁，甚至几岁而薨的皇子，在去逝时并没有名字。例如，康熙四十一年(1702)九月癸丑日，年龄已达三岁的皇子去逝时，尚没有命名。[5]除了康熙时期皇子赐名存在着“不规律”的现象外，在宗室王公内部之间甚至还有重名现象。针对这一问题，康熙帝不得不在三十二年(1693)要求王公至闲散宗室中若有同名之人按照尊卑长幼的顺序，令位卑、幼者改名。[6]

乾隆年间，虽然清朝的各项制度予以确立和成熟，但在宗室赐名问题上同样存在着“不规律”和管理松散的问题。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帝之孙，皇六子永瑢的第五个儿子，在出生时就没有按照应有的“绵”字辈命名，而是自行起名叫“诸尔杭阿”。在一次宫廷宴会中，乾隆帝发现了这一问题，并谕令这位孙子改名为“绵庆”。[7]同年，乾隆帝给管理宗人府事务的履亲王允裪和庄亲王允禄下旨提出，在今日瀛台赐宴王公时，进呈的纪恩诗中有宗室名为“永琮”者。实际上在下旨的前一日，乾隆帝已经给刚出生不久的七阿哥起名为“永琮”，这样导致这位进呈诗词的王公竟然和刚刚诞下的皇子两字一模一样。因此，乾隆帝要求前者改名“永瑺”，以为区别。[8]紧接着，乾隆帝要求敬事房检查皇子命名的选字是从什么途径泄露给宫外王公所知，并要求宗室王公若有同内廷皇子同名者，以后不可再采用内廷字样。其言：

所收永字辈字样系何年拟定？曾否向外廷传知？如未经传交，即是当年总管等遗漏。尔等检查外间重用内廷字样，或系赏出，或系王公等自行命名。如系赏出，何以不于收贮字样折内注销？其错误自在总管等。若系王公等自行命名，明知此字系内廷拟定，因何复行检用？王公等亦有不合。并著王等查外间所起名字，与内廷所收字样重复者共有几人，现在俱毋庸另改，即将折内字样注销。嗣后外间起名，不得复用内廷拟定字样。[9]

除皇子和宗室王公同名情况之外，乾隆朝仍有一些皇子如同康熙朝时自出生之后没有及时命名，以致夭折时不知称谓。例如，乾隆十三年(1748)七月皇九子出生，刚过周岁而薨，没有命名。[10]乾隆十六年(1751)五月乙卯日，皇十子降生，两岁去世，同样没有命名。[11]甚至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帝的第十六个儿子在四岁去逝时仍旧没有命名。[12]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乾隆帝因担心刚出生的皇家叶脉容易夭折，而暂缓赐名呢？答案是否定的。乾隆帝并非对每个刚降生的皇子、皇孙的命名事情都迁延时日。乾隆十二年(1747)七月初六日乾隆帝喜得皇孙，次日(乙未日)乾隆帝即将这个皇孙命名为“绵德”。同时，乾隆帝要求此后孙辈命名以“绵”字为首字，次字“俱从心部”，以分别宗室内的亲疏关系。[13]又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闰三月癸亥日(初八日)，乾隆帝的皇元孙出生，尚在南巡途中，刚刚驻跸江宁府行宫的乾隆帝接到留京王大臣的飞报喜出望外，当即赐名“载锡”，并作得五代元孙之喜诗一首，其中就有“曾以古稀数六帝，何期今复抱元孙”[14]之句。由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在乾隆年间近支宗室赐名制度还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尚未最终确定下来，即使对于皇子、皇孙的命名也并非根据章程统一安排。甚至在乾隆末年，还发生了兵部尚书庆桂将十五阿哥永琰写成永瑆事件，[15]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宗室命名和管理的不规范情况。

然而，在以上诸多“不规律”之外，康熙、乾隆年间也颁布了一些规定，以逐渐完善近支宗室的命名管理。首先，确立皇子赐名的首字和次字部首。随着清朝汉文化接受程度的加深，康熙、乾隆时期在皇子中逐渐采用汉式辈分排序的赐名方法。康熙帝自胤祉(后来的皇三子)之后，开始规律性地以“胤”作为皇子命名的首字，次字以“礻”字旁择字。此后，康熙帝还亲自选择了孙辈首字“弘”字和曾孙首字“永”字，并规定次字分别选以“日”字旁和“玉”字偏旁作为次字部首，并载入红折。[16]乾隆帝也明白告示掌管宗人府的履亲王和庄亲王，在“永”字后，下辈即用“绵”字，并将此旨载入《玉牒》之中。[16]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在赐名五世元孙“载锡”后，就规定了将来六世来孙以“奉”字作为首字。[17]实际上，乾隆年间皇族内远支宗室已经有“载”字的下一辈两人，名为希贤和觉隆阿。乾隆帝认为自太祖努尔哈赤以下，宗室繁衍至今已经十一世，“瓜瓞繁衍，本支极盛”，非常高兴，加恩将希贤赐名“奉福”，觉隆阿赐名为“奉寿”。[18]

其次，用字回避制度的确立。乾隆时期，远支宗室应该回避皇帝已经确定的近支宗室拟选用字，并逐渐成为制度。乾隆年间，当时“玉”字旁就已经是乾隆子辈近支宗室的用字，但宗室内远支皇族仍有滥用“玉”部者，导致乾隆帝不得不强调“除钦赐名外，均令更改”。[16]针对皇子之间的回避，乾隆帝也有考虑。乾隆四十一年，为了达到子、孙辈两代避讳目的，他还亲自提出“一人回避众人”的办法减少冲突，即将未来承继大统者的“永”和“绵”字，分别改做“颙”和“旻”字以作回避，并提出虽然他自己对于后世应如何具体回避尚不知晓，但这种方式可以推广、保留，其言：

朕以为与其改众人之名以避一人之名，莫若改一人之名使众无可避，较为妥善。将来继体承绪者，惟当以“永”作“颙”，以“绵”作“旻”，则系不经用之字，缺笔亦易，而永、绵等字均可毋庸改避。至于清文则仍其旧，总不必改避。其奕字辈以下则所谓过此以往，朕未之或知。然亦可推广此意，永远遵行。此旨著军机大臣敬谨存记，并缮录二通，一交内阁封存，一令阿哥等于书房恭贮敬识。[19]

三、嘉庆年间宗室赐名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嘉庆帝亲政后，依旧存在八旗内兵丁、觉罗、闲散宗室和王公同名的现象，因此嘉庆帝通过下发一系列谕旨，希望加强对于宗室命名的管理和制度的完善。

首先，嘉庆六年(1801)，嘉庆帝下旨“朕之亲兄弟其子孙俱朕命名”。[20]以此作为标志，实际上拉开了皇帝加强对宗室命名管控的序幕，近支宗室命名全由嘉庆帝一人赐予。同时，嘉庆帝又以“奕绶所生之子系成亲王二世孙，辈分较远，可令成亲王自行取名”为由，驳回了成亲王永瑆请赐名奕绶之子的请求，令其仍以金字旁字样取名。[21]这一事件说明了近支宗亲的范围仅限于当今皇帝的侄孙辈，而不及二世侄孙，并谕旨奕字辈子孙均照此办法执行。[22]在这一时期，虽然与宗室命名规制无关，但嘉庆朝开始常规化地修撰《宗人府则例》和《星源集庆》等宗室档案，也可视为加强宗室管理的有效做法。嘉庆十六年(1811)，随着嘉庆帝对于宗室管理的逐步加强，开始每十年开馆，常规性地修撰《宗人府则例》。[23]嘉庆二十二年(1817)又规定在修撰《玉牒》之外开始纂修“小玉牒”——《星源集庆》，以乾隆帝支系作为近支宗室，记入仁宗本支及十六房支脉以别亲疏。[24]这些做法，不仅突出皇权威严，更加强了嘉庆帝作为“大族长”的家产制下的权威。

其次，嘉庆帝通过对多罗郡王绵亿私自为子孙起名事件的惩戒，起到规范宗室命名的模板作用。嘉庆十一年(1806)，时值十年修撰《玉牒》之期，因此负责宗人府事务的仪亲王永璇向嘉庆帝上奏称，多罗荣郡王绵亿的长子奕铭、次子奕鑅和多罗贝勒奕濬等人的名字均为王府内自行起名，没有呈报嘉庆帝赐名。因此，以何名入纂《玉牒》需要请嘉庆帝钦定。嘉庆帝收到奏报后，认为“朕之亲兄弟其子孙俱朕命名”的谕旨为嘉庆六年(1801)二月下发，而绵亿长子奕铭为嘉庆四年(1799)所生，因此不属于违例之举。但是，绵亿作为荣亲王永琪之子，属于近支宗室，其子辈应该用乾隆帝所钦定的“糸”字旁，却为何得取用金字偏旁？此外，绵亿次子奕鑅、贝勒奕濬都是嘉庆七年(1802)所生，在六年谕旨之后，为何“不奏请命名？实属非是”。[25]

嘉庆帝认为这种近支宗室不请赐名的做法应得到纠治，以严厉的处罚来规范宗室命名制度。因此，绵亿因不用“糸”字旁字样为两子取名，交宗人府察议。对于嘉庆六年(1801)的谕旨，当时管理宗人府的王贝勒等没有恭录，属于管理宗人府的王公失察、疏忽所致，因此将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瑆、定亲王绵恩、贝勒永臶、贝子永硕均著交部议处。更为严重的是，绵亿没有使用乾隆帝钦定的“糸字偏旁”，而是擅自用“金字偏旁”为子辈命名，以致这两子的名字不似近派宗支。嘉庆帝认为这是“自同疏远”的行为，并发出“是何居心”的质问。嘉庆帝认为：“伊既以疏远自待，朕亦不以亲侄待伊，亲近差使不便交伊管领”，遂将绵亿解除乾清门差务，革去领侍卫内大臣、管围大臣等内廷职务，只保留了他郡王的俸禄，留用镶黄旗汉军都统等外廷差使。通过这种区别内外的做法，实际上将绵亿本支逐出近支宗室，“以示愧厉”。[26]嘉庆帝还谕令应该按照近支宗室的命名原则，将奕铭改名为奕绘，奕鑅改名为奕绮。[27]

最后，以嘉庆朝作为分水岭，在此后的皇子命名上，档案记载中几乎不再有皇子未及命名而逝的现象出现。嘉庆十年(1805)二月初九日，皇四子出生，在当天户部的内阁题本档案中，就有“奉旨四阿哥著命名绵忻”[28]的谕旨，在工部、兵部、刑部、内务府和宗人府均留有嘉庆帝赐名皇四子的谕旨记载。[29]在嘉庆帝第五子出生的嘉庆十九年(1814)二月二十七日当天，也留下了嘉庆帝命名五阿哥为“绵愉”的记录。[30]对于孙辈，嘉庆帝同样在出生当月即给皇长孙赐名奕纬。[31]体现出皇帝赐名时间缩短与常规化趋势。此外，嘉庆年间，宗室命名回避制度也进一步严格。嘉庆十三年(1808)，嘉庆帝谕内阁：“宗室命名的字样只有天潢支派最近偏旁相同，此外即不得混用”，但远支宗室“绵瑚”却以“玉”部取名，被嘉庆帝严行禁止，令其改“瑚”为“胡”，并谕命此后宗室命名管理王、贝勒大臣应该随时稽查、饬改。[32]

嘉庆帝的一系列谕令，让宗室王公都意识到了皇帝对于近支宗室命名的绝对支配权。嘉庆六年(1801)后，宗室王公开始认真对待奏请嘉庆帝赐名事宜。主管宗人府的王公较之前松散的管理状态有所改观，以更加积极的态度管理宗室命名事宜，既包括为宗室子弟请嘉庆帝命名，也有对于未呈请嘉庆帝命名的情况予以呈报议处。例如，嘉庆八年(1803)十一月，赐名载锡之子为奉庆，[33]嘉庆十年(1805)二月奉旨将奕绘之子命名载锐。[34]笔者收集到嘉庆六年(1801)至嘉庆二十五(1820)年间呈请嘉庆帝赐名的档案9份，列表如下：

时间关系赐名档案来源嘉庆八年十一月载锡之子奉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登录号169432-001嘉庆十年二月奕绶之子载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登录号182480-001嘉庆十一年四月奕绍之子载铠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登录号173839-001嘉庆十一年十一月奕绶第二子载镒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全宗》,档案号03-1629-030嘉庆十四年二月绵懃第八子奕儒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全宗》,档案号03-1631-024嘉庆十六年六月永璘第五子绵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全宗》,档案号04-01-14-0050-007嘉庆十八年二月绵总之子奕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宗人府全宗》,档案号06-01-002-000087-0006嘉庆二十三年十月绵懃第十子奕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宗人府全宗》,档案号03-1579-057嘉庆二十五年三月绵志第五子奕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宗人府全宗》,档案号06-01-001-000444-0022/23

终嘉庆一朝，嘉庆帝对于宗室命名之事时时牵挂。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己未日，这一天以历史学者的“后世之明”来看已经到了嘉庆朝的最后时刻。嘉庆帝在这天接到兄长成亲王永瑆自我检举其孙奕繁(绵懃之子)的奏报。原因是在奕繁病故后，永瑆发现他有未经呈请嘉庆帝命名的子嗣。实际上这是永瑆长子绵懃的主意，与永瑆无关。在发现这一状况后，成亲王特意向宗人府呈报，以治自己的失察之罪。收到奏报的嘉庆帝认为，绵懃、奕繁既然都已经身故，所以不必再追究其罪，成亲王又自行检举也可予以宽免，但还是在上谕中强调今后宗室王公不可隐匿子孙自行命名，并要求宗人府随时稽查、参处。[35]通过此事也可以了解到，经过嘉庆朝着力对近支宗室命名的管控，呈请皇帝钦赐命名的做法已经深入人心，而近支宗室中有未经皇帝命名的情况已令当事人有惶惶之感。

四、道光、咸丰朝以后宗室赐名的常规化

经过嘉庆朝对宗室命名管控的改革与强化后，康、乾时期稍显随意的皇子与近支宗室命名情况已经得以扭转。步入道光、咸丰朝以后，皇帝钦赐命名近支宗室的做法进一步常规化。

第一，道光六年(1826)继康熙帝钦赐曾孙永字辈，乾隆帝钦赐曾孙、元孙辈以永、绵、奕、载排序之后，道光帝本着延续清朝统治国本的立意，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商再拟定10字供他选择，以命名“载”字辈之后的宗室成员，其言：“其载字以下辈分，即照现行衍派之字命名。我国家景祚延长，绳绳继继，遵兹令典，接续拟增，亿万斯年，永承笃祜”。[36]经过会奏，道光帝在10字之中亲选“溥”“毓”“恒”“启”4字作为“载”字辈之后近支宗室的命名用字，其余6字存记以作将来选择之用。[36]与之同时，乾隆帝所亲自拟定的“载”字下一辈所用“奉”字，经乾、嘉两朝使用后，道光帝谕令一同改用“溥”字命名，其言“载字辈分以下，按序命名。近支宗室内，奉字辈即著改用溥字”，[36]并相应规定了避讳缺笔的原则。此外，道光帝皇子中除前3人依照前朝所定“糸”字旁依次命名为奕纬、奕纲、奕继外，其余数子均改为“言”字旁以作为近支宗室的标志，如皇四子奕詝、皇五子奕誴等。此中原因在于，道光帝认为“糸”字旁寓意不佳，以致前3子相继去世，故改换前朝所定偏旁。但是这一变更却未见记载于官修的《清宣宗实录》和《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而是以宗人府和内务府档案的形式予以确认和记录下来。[37]

咸丰七年(1857)五月，咸丰帝在记存的6字外又加入新拟进呈的4字，同样在10字之中挑选增加了“焘”“闿”“增”“祺”4字作为“启”字辈以下使用，而其余6字交军机大臣存记，以待将来续拟名字时再加4字一并进呈选用。[38]除了明确字辈之外，道光帝和咸丰帝还先后缩小《星源集庆》收录范围。先是在道光十九年(1839)撤去高宗乾隆帝脉系，改以仁宗嘉庆帝一脉作为近支宗室范围。因此，以“溥”字辈为例，高宗支脉的后人已经无法使用近支宗室特定的“亻”命名，如乾隆帝长子永璜后人有溥煦者，五子永琪后人有溥芸、溥楣者，六子永瑢后人有溥龄、溥泰者就是例证。咸丰帝继位之初，进一步将仁宗系中已经出继其他王公的宗室，如绵恺等，排除在《星源集庆》之外，进一步明确了亲疏关系。此外，军机处除了为皇帝提供近支宗室辈分首字拟用字外，还会为其提供次字用字单，以供宗室赐名之用。因内廷赐名用字单具有高度的机密性，因此留存的档案较少。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全宗”中的光绪起名用字单就是稀少的例证之一。[39]

第二，道光朝和咸丰朝在皇子命名时间上也都效法嘉庆朝做到更为及时，几乎没有未命名而薨的现象。③就目前档案史料所能追溯的皇子命名时间间隔，均在出生3个月之内予以命名。例如，道光帝的二阿哥奕纲出生于道光六年(1826)十月二十三日，命名日期为道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间隔仅两天。[40]三阿哥奕继虽然两个多月即早夭，也在出生40天内予以命名。[41]四阿哥奕詝和五阿哥奕誴先后7日内出生，均在道光十一年(1831)八月初十日之前命名，间隔两个月内。[42]六阿哥、七阿哥和八阿哥命名距出生日期间隔分别在两月余、[43]一个月[44]和两月余。[45]作为咸丰帝唯一存世的皇子，大阿哥载淳于咸丰六年(1856)三月二十三日出生，命名日期不晚于咸丰六年(1856)五月十五日，间隔两个月内。[46]除皇子外，近支宗室同样予以及时赐名。如咸丰十年(1860)十月十五日未时，惇亲王奕誴生第八子，宗人府不久即上奏咸丰帝为其赐名，十一月除即获赐名为载灏。[47]与之类似，当恭亲王奕在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初一日亥时生下第二子后，宗人府也同样及时上奏，并在三个月内获赐名为载滢。[48]

第三，道光、咸丰时期，宗室王公呈请皇帝钦赐命名的记载更加集中，大多通过宗人府呈请，也存在个别自行呈请的现象，但近支宗室已无一遗漏地为他们的子嗣请旨赐名，嘉庆朝以前那种隐匿不报的情况进一步减少。道光二十九年(1849)和三十年(1850)七月，经宗人府呈请，道光帝给惠亲王第四子、五子和六子分别命名为奕询、奕详和奕谟，[49]瑞亲王绵忻之子原名奕约，后经道光帝钦命改名为奕誌，以示“引而近之之意”。[50]咸丰五(1855)至十年(1860)间，经宗人府呈请，咸丰帝为奕誴诸子均钦赐命名，其中第一子命名为载濂，[51]第二子命名为载漪，[52]第三子命名为载澜，[53]第四子命名载瀛，[54]第五子命名为载津，[55]第六子命名为载泩，[56]第七子命名为载浵，[57]第八子命名为载灏。[58]以上钦赐命名事例大多数都载入咸丰朝《实录》中，既彰显了奕誴的近支亲贵身份，又体现了皇帝赐名近支宗室的常规化态势。除了以宗人府宗令、宗正，以及宗人府左、右司名义呈请命名外，笔者在档案中还发现了一些宗室通过个人方式呈请命名的事例。比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二月镇国公奕兴之妾梁氏次子出生，奕兴即由“奉恩镇国公奕兴门上”奏报呈请赐名。[59]贝勒载治第二子出生后，于同治五年(1866)四月由“门上司仪长”定海呈请赐名。[60]无论哪种方式，都体现出宗室王公及时呈请赐名意识的提升。

第四，道光朝再次规范宗室、旗人命名原则。乾隆时期要求近支宗室名字可以单字命名，而远支宗室则要求连写，以别“尊卑之一道”。[61]乾隆三十二年(1767)又谕令觉罗满吉善更名为吉善，强调不可依汉人起名规制，[17]在此时间点之前宗室内尚有命名如安楚杭阿、对清额、禄穆布者，而此后宗室内多以两字命名。嘉庆十九年(1814)，嘉庆帝在乾隆朝的基础上明确要求宗室、旗人以清文命名不拘长短，而汉字命名只准用两字，并自形成定制。例如，和珅保被要求改名为和保，而宗室英智之次子名清永泰，被嘉庆帝要求改名永泰。[62]道光帝也曾先后四次发布上谕要求宗室、旗人汉字命名以二字为限，不准连用三字，旨在强化嘉庆朝以来的规章并最终形成定制，这四次谕旨的时间依次为：道光三年(1823)十一月癸巳日、[63]道光七年(1827)闰五月丁卯日、[64]道光十八年(1838)六月丙戌日[65]和道光十九年(1839)五月辛丑日。[66]例如，道光三年(1823)十一月，宗室佐领永恒泰被宗人府引见时，当即被道光帝要求改名为永恒，以符合嘉庆朝正式确定的规制。[63]

在道光、咸丰朝将宗室命名各项制度常规化之后，同治、光绪、宣统时期没有进一步变革，继续将命名近支宗室的制度固定化。同治四年(1865)四月二十八日朝廷颁布“嗣后仁宗睿皇帝、宣宗成皇帝位下溥字辈俱著宗人府奏请命名，钦此”[67]的谕旨，并在宗人府留档寄存，[68]再次确认以嘉庆帝、道光帝支系作为近支宗室的原则，均以“亻”命名，并一直沿用至清朝灭亡。例如，嘉庆帝三子绵恺的后人有赐名溥佺、溥伒者，四子绵忻后人有大阿哥溥儁者，五子绵愉后人有溥佶、溥偀者，均是对近支宗室判定的最好例证。其中像溥儁曾一度拥有储君之位，凸显了仁宗系后代近支宗室的地位，更直接“丈量”了他们与皇权的距离。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同治、光绪时期太后训政，因此存在奉“懿旨”命名近支宗室之例。如光绪六年(1880)有“奉懿旨醇亲王奕譞第四子命名载洸事”；[69]光绪九年(1883)“奉懿旨命名奕譞第五子载沣事”；[70]光绪十一年(1885)四月十二日，有“奉慈禧皇太后懿旨醇亲王第六子著命名载洵”[71]等档案记载，但这种“奉懿旨”命名的事例于制度无所变更，应属于“代”皇帝赐名范畴。

同治、光绪时期是留下呈请赐名档案最多的时期。一方面固然因为时间相距较近，档案易于保存；另一方面更是宗室命名制度成熟完善后，宗室王公呈请命名的“习惯化”与“常规化”使然。以《清实录》为例，同、光、宣时期共记载24例近支宗室王公呈请命名事例，均属于嘉庆帝一脉，其中奕纬支脉4例，奕誴支脉11例，奕支脉2例，奕譞支脉5例，奕详支脉2例。就笔者目力所及，目前清王朝时限内所存档案中最晚有关宗室王公呈请命名的记载是“内务府全宗”中宣统三年(1911)十月初十日，为多罗贝勒载涛所生第三子呈请命名一事。[72]不久之后，随着清帝的逊位，帝制时期的近支宗室王公赐名制度也走向终点。

五、结语

讨论清代近支宗室命名制度，虽然在知识概念方面已经属于“旧知识”之列，但仔细研究后发现，这一制度还是经历了从清前期“随意化”和“不规律”，向嘉庆朝以后逐渐完善与常规化的转变。这一转折的关键性因素，就是嘉庆帝对于宗室命名制度加强管控和“规律化”的努力。这也与同一时期清代其他制度在嘉庆朝成熟、完善有着类似性。至道光和咸丰朝以后，不仅近支王公们提升了呈请赐名的意识，鲜有隐匿不报自行命名的事例，而且康乾时期许多不规律的命名问题，如年幼皇子赐名的不及时和缺笔原则等均得到了纠正和确定。与之同时，近支宗室的范围也逐渐被确定为仁宗嘉庆帝一脉，并沿用到清末。值得注意的是，诸多近支宗室赐名的事例被记载于道光朝以后的官修《实录》之上，既体现了朝廷对于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也展现出为近支宗室赐名已经成为清后期帝王诸多日常政务的一部分，从而实现了“家事”向“国是”的转变。综上所述，文章的研究不仅可以增进我们对于清代近支宗室赐名制度形成的了解，而且对于理解嘉庆朝作为清代历史上转折的关键期与定型期有着更为深入的认知。

注释：

① 近支宗室的范围在清代不断变化。入关后,康熙初年已经形成了对于近支宗派和闲散宗室的认识,并开始以此为依据支取赡养银两。此后,随着帝系的世代传承,“近支宗室”的界限也随之不断下移,从清前期的圣祖世系、高宗世系向清后期的仁宗世系和宣宗世系转移。特别是在嘉庆朝编纂《星源集庆》以后,奠定了清朝后期以嘉庆帝作为近支宗派祖源的地位。关于《星源集庆》与近支宗室变化的研究,请参见杜家骥. 星源集慶およびその史料価値[J].満族史研究,2003(2)。

② 笔者根据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开放可查档案统计,有关清帝“赐名”和“命名”的档案几乎均来自嘉庆朝以后,其中嘉庆朝档案23件,道光朝24件,咸丰朝27件,同治朝17件,光绪朝62件,宣统朝2件。最早一份档案是嘉庆十年二月十八日为绵忻命名的抄单,档案号:05-13-002-000090-0040。最晚一份档案是宣统三年十月初十日为贝勒载涛第三子应请命名的内务府档,档案号:05-13-002-001009-0012。虽然因笔者目力所限可能还有遗漏的档案,但也由此可见清代宫廷关于近支宗室赐名问题是在嘉庆朝以后管理常规化的趋势。

③ 一个例外是咸丰帝皇二子因降世时间太短没有来得及命名。皇二子于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五日丑时生,是日卯时即薨,降世不及三个时辰,后被同治帝追封为多罗悯郡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