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燕英

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见证。漫长的时光流淌过这片土地，冲决出纵横交错的千沟万壑，刻下道道文明的印跡，给记忆留下层层年轮。

1935年9月18日，中央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后，从四川进入甘南的哈达铺，并在下街村的关帝庙内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长征跋山涉水，到底要走到哪里去？现在终于有了答案—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去！会场上一片欢腾。

1936年8、9月间，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也先后通过哈达铺进军陕北。陕北成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红军新征程的“出发点”。

中国革命的历史自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红色中心：陕北革命根据地

“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哟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一提到陕北民歌，几乎所有人首先都会想到那首久唱不衰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陕北，陕西省最北部的黄土高原，也是中国黄土高原的中心部分。它东隔黄河与晋西相望，西以子午岭为界与甘肃、宁夏相邻，北与内蒙古相接，南与关中的铜川相连，其范围包括榆林和延安的25个县区。

陕甘宁革命老区（以下简称“老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红色革命根据地，这里既是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全国胜利的解放战争的出发点。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过13年，留下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革命纪念地和丰富的精神财富—这里诞生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孕育了光耀千秋的延安精神，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伟大历史篇章。境内有上百处革命文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延安市区内的凤凰山旧址、杨家岭旧址、枣园旧址、王家坪旧址，子长市瓦窑堡（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旧址）等国家级保护文物。省级革命文物有延安市区内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南泥湾旧址，吴起县、志丹县、子长市、安塞区革命旧址、旧居，刘志丹烈士陵园，子长陵，洛川县冯家村“洛川政治局会议旧址”等。

特别是延安，被誉为中国革命圣地、中国革命的摇篮。它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养育了从艰难困苦中走来的中国工农红军，养育了中国革命，养育了中国共产党。窑洞，是黄土高原上最古老、最简陋的居所。挖土成洞，凿洞成窑，住土窑，睡土炕，居留在这块沟壑纵横的高原上的人们，就这样一代代生活着。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这里就成为一个令世人瞩目的红色中心。宝塔山、凤凰山、枣园、直罗镇、瓦窑堡、吴起镇……这些朴素的地点串成亿万中国人心中神圣的向往，一排排朴实整洁的窑洞院落，留下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人为革命宵衣旰食的身影。

瓦窑堡，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年的秋天，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来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当时的陕北“经济重镇”瓦窑堡，并在1936年6月21日前将这里作为中共中央驻地。

彼时，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新形势。

1935年12月17—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着重解决遵义会议未解决的政治策略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和任务，并确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策略，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来临奠定了政治基础。会议还决定东征山西，以便准备对日直接作战。

经瓦窑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不久的“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名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从“工农”到“人民”，两个字的改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树起了旗帜。

瓦窑堡革命旧址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旧址，西北军委（中央军委）旧址，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校址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旧居。

其中，瓦窑堡会议旧址坐落在城内田家院内。院子南北长18米，东西宽9米。院落西侧有一排5孔砖砌窑洞。每孔进深8米，宽3米，高4米。左起第二孔窑洞为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居住，中间一孔窑洞为会议室。

走入院中，一片寂静，阳光斜射进当年的会议室。窑洞内，整齐地摆放着两张八仙桌和六条长木凳，窑洞后堂的火炕上还放着一张小炕桌。恍惚间，80多年前那场改变时局和国运的会议场景浮现在眼前—就是在这个不起眼的窑洞内，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擎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也促成了全民族的觉醒与团结。

时间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1936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东征方针，决定从陕北清涧渡过黄河，东征抗日。随后，毛泽东、彭德怀等带领由1.3万人组成的红军抗日先锋军来到位于黄河岸边的清涧县袁家沟，借住在老乡家里。2月7日，毛泽东到黄河岸边视察地形，眼见雄浑壮观的北国雪景，心情振奋。回来后，他坐在炕桌旁，写下了气壮山河的《沁园春·雪》，字里行间显露出担当民族救亡历史责任的义无反顾和责无旁贷，显露出重整河山、救国救民的凌云壮志和博大胸怀。

2月20日晚，红军抗日先锋军分三路全面渡过黄河；21日早，毛泽东和东征红军总部机关离开了袁家沟，之后，乘木船渡过黄河，踏上了艰险的东征征途。

洛川，颁布《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冯家村位于陕西洛川县城北210国道10千米处的永乡乡，是著名的“洛川会议”举办地。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经过多次谈判，达成合作宣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特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8月22—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洛川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发布了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等，为我党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明确的政治思想基础。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打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用鲜血和生命保家卫国，彻底消灭日本帝国主义。自此，抗日的烽火燃遍中华大地。

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会议。会议制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对中国人民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独立具有重大历史作用。

洛川会议旧址现存小院一座，可以让人直观感受到洛川会议召开时的历史面貌。内有坐北朝南的两孔砖窑，其中，左侧的窑洞为当时的会议室，右侧的为毛泽东旧居。

走入召开洛川会议的房间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迎面墙壁上悬挂着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画像，画像下面有一面党旗；周围墙壁上悬挂着当时与会人员的相片。房间中间的桌子由三张方桌拼成，上面摆有陶瓷茶具；桌子两侧摆放着参差不齐的长板凳。

转战陕北

经过不懈的努力，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人们沉浸在欢庆中，但中国上空依然笼罩着内战的阴云。

蒋介石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失败后，他调整部署，改对山东和陕北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1947年3月18日至1948年3月23日，面对着胡宗南25万大军的进攻围剿，毛泽东只带领很少的部队人员，在陕北转战了一年。

当年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从瑞金出发到胜利抵达陕北，转战11省，行程两万五千里，用了一年零几天；此次在陕北的周旋转战，从撤出延安到胜利渡过黄河，途经12县，行程两千里，也用了一年零几天。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又一次“长征”。毛泽东又跨上了马背，在转战陕北的险恶艰苦环境中，指挥着解放军开始战略进攻。

当时，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人员及警卫部队共800人，组成4个大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代号“昆仑纵队”，任弼时任司令，陆定一任政委。为了保密，领导人都使用了代号。毛泽东叫李德胜—革命一定胜利，周恩来叫胡必成—革命务必成功，任弼时叫史林—“司令”的谐音，陆定一叫郑位—“政委”的谐音。后来，“昆仑纵队”曾先后改名为“三支队”“九支队”和“亚洲部”等。

王家湾革命旧址位于延安市安塞区城西50千米处。1947年4月13日—6月8日，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期间，曾在王家湾驻留。

这里留下的革命旧址为1排5孔坐北面南的土窑洞。东起2孔窑洞由房东居住，其余3孔窑洞为套洞，任弼时住第三孔窑洞。毛泽东在这里发表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两篇著作。其间，中共中央先后就中央城市工作部的任务，开辟国民党统治区第二战场，开展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群众运动等问题做出重要指示，做出了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战略部署，并领导西北野战军取得了羊马河战役和蟠龙战役的胜利。

除了王家湾，米脂县的杨家沟也是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一处著名革命旧址，是党中央和毛泽东转战陕北时期居住时间最长、从事革命活动最多的地方。

杨家沟革命旧址位于米脂县城东南23千米的杨家沟村；1978年，开始对外开放；2005年，在革命旧址内建立起了杨家沟革命纪念馆。

馆址所在地杨家沟村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是原杨家沟马氏地主家族的村庄。马氏地主于明末清初开始在杨家沟经营，18世纪中叶发家，19世纪中叶成为名门望族，在绥德、米脂、吴起、清涧及延安等广大地域内，拥有土地数十万亩。

马氏地主在杨家沟经营发展了100多年，建起了风格各异的窑洞式四合院，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在杨家沟的旧居（新院）颇具特色，将西方建筑风格和陕北窑洞建筑文化巧妙地融为一体，既体现了西方建筑风格之典雅，又反映出陕北窑洞建筑的雄浑，为中西建筑风格结合的典范，堪称中华民族窑洞建筑之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