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

通过抗美援朝走向现代化并建立军工体系

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新政权接收的是国民党留下的“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当时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现代工业化与古老的农业化之间的时代差距，如同毛泽东进北平前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虽然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锻炼出一支英雄的解放军，其装备却主要靠缴获，落后的经济基础难以支撑现代化的国防。

苏联提供的IS-2坦克被运往朝鲜前线

苏制43式反坦克手榴弹采用空心聚能装药用来破甲，通过尾布来保证投掷后飞行的稳定

全国解放时，仅在占全国人口10%左右的城市内有一点近代工业，也主要是纺织、采矿和维修，沈阳、重庆几个大兵工厂只能造少量枪支和迫击炮，全国弹药月产量仅1000吨。新中国成立时人口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绝大多数农民还停留在古代那种“男耕女织”的生产水平，国民总产值仅占世界总量约1.6%。1950年中国的国民总产值按外贸汇率相当于155亿美元，同年美国的国民总产值达3001亿美元（当时占世界总量的30%以上）。同年中国钢产量仅60万吨，发电量仅45亿度。美国同年的钢产量为8785万吨，发电量为3880亿度。此时中国的工业产值尚不及欧洲的比利时、葡萄牙这样的小国。毛泽东在宣告中国人站立起来时，就特别强调要建设起工业化的基础。

1950年10月，新中国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出兵的重要前提是苏联提供武器，为此又要解决付款问题。周恩来最早提出要苏联无偿“贡献”，未成后毛泽东又提出“租借”（用旧再还，消耗掉就不还），斯大林却只同意中苏双方“共同负担”费用，即让中国按“出厂成本”付半价。苏联装备一向以简单、粗糙和价廉著称，如美国主力战机F-86单价为30万美元，苏联的米格-15单价为15万人民币，战斗力相当而价格相差5倍。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以半价提供了2000架飞机，免费提供了372架米格-15，此外还提供了2000余辆T-34和IS-2坦克（战后又售给千余辆）。中国在朝鲜消耗战费62亿元之外，还欠下了30亿元人民币武器款（当时折合13亿美元），不过这笔钱在六年内就基本还清，还债额只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1.5%。

抗美援朝期间，国内还要进行剿匪、海防和进军边疆的军事行动。在1950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军费占了42%，翌年上涨到48%。1951年秋朝鲜停战谈判有成果后，军委马上决定大裁军，要求全军由626万人减到350万人，朝鲜战场上也要实行节约。如为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中，几平方千米的战场上消耗了40万发炮弹，部队就进行“一发炮弹相当于一个中农的家当”的教育，要求尽量少消耗弹药。此时一发122毫米和152毫米口径的炮弹价格都有几百元，同期农村有此数额财产的家庭都算富户。得知前线战士喜欢用苏制43式反坦克手榴弹打步兵，彭德怀要求尽量用国产廉价的木柄手榴弹。

朝鲜停战后，毛泽东马上确定军费和政府支出不能超过国家财政支出的30%（1956年又压到20%），挤出钱来搞经济建设。负责军委工作的彭德怀也要求，陆军不要再买苏联的武器，空军先买后自造，海军按“空、潜、快”原则重点买价格低的歼击机和潜艇、快艇。在水面舰只领域，中国只以1000万元单价买了4艘苏联二手的2000吨排水量的驱逐舰，此后二十多年都作为海军的“四大金刚”。

1951～1953年，防空部队在抗美援朝和国内防空作战中取得较大发展。图为隶属防空部队的探照灯兵

中国站到第一线同美国作战，让苏联加大了对华援助。毛泽东在1958年时说过：“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斯大林在世时是一百四十一项，后来赫鲁晓夫同志添了好多项。”（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4～325页）苏联援华落实了150项重点企业（比协议少了6项），军工企业占了44项，其中陆海空三军的装备全部配套。尤其是赫鲁晓夫担任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地位不稳，急需新中国支持。他在来华出席国庆5周年庆典后改变了斯大林时代提供旧装备的做法，提供现役新装备和技术并援建中国的兵工企业自产。如1954年11月苏联卖给中国首批96架米格-17战斗机并提供全套资料，中国于1956年仿制成功，命名为歼-5歼击机。从1955年1月起，苏联又向中国转交了AK47自动步枪、SKS半自动步枪、捷格加廖夫轻机枪等技术资料，中国于翌年分别仿制成56式冲锋枪（实际应称自动步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1955年内，苏联又提供了刚定型的T-54A坦克和85毫米加农炮的样品和图纸，中国仿制成功后，分别命名為59式坦克和56式加农炮。国内这时定型生产了一大批“5”字头的装备，常规装备制造水平达到和接近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人民海军早期的海上快艇编队

1957年10月15日，在毛泽东访苏前夕，中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近程导弹、防空导弹和米格-21等先进装备的样品和制造工厂，设备和样品按成本计价，技术为无偿。尽管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时赫鲁晓夫中断了这一协定（翌年又恢复了米格-21等部分项目），不过我国的“两弹”事业和国防科研却由此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1954年至1962年，中国接收苏联的武器装备和国防工业设备时，只少量购买样品，建厂后只少量生产而多积累技术。全军主要使用抗美援朝时接收的旧武器，员额至1958年裁减到237万人。这一期间国家工业化建设发展很快，为国防工业包括“两弹”在内的尖端武器发展提供了支撑。从下表中就可看出，当时军事建设的大发展是在控制国防费用的情况下完成的。

战备“过火反应”造成军队“肿”而装备落后

中苏关系恶化后，美国在东部的压力也加大，西部的印度也在边境寻衅，国内因“大跃进”又造成三年严重困难，财政收入减少一半。面对不利的环境，1962年解放军员额扩大到380万人。因军费不足难以大量生产技术装备，同年军委确定了“师团行动骡马化”，取消了此前建立的一些摩托化部队，这一倒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经济原因所致。

仿制自苏联T-54A的国产59式坦克

常规装备发展因苏援断绝出现长期停滞，但国家在经济困难时仍加快了“两弹”工程。由于贯彻了“有一点、少一点、好一点”的方针，对原子弹、导弹的攻关实现了突破，却又不大量生产，并且不参与核军备竞赛。中国具备一些核威慑能力，就不必大幅增加常规装备。在十几年时间内，“两弹”事业经费投入不过百亿元左右，对保障国家安全却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可谓解放后国防事业效费比最高的投资。

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作战，也是投入不多而效果很好的例子。在高海拔的恶劣地形打仗，后勤供应是最大的困难。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向中央汇报说，我们是依靠土法，依靠自己，依靠群众。没有空军支援，靠地面;没有公路，靠人、畜。东段实施边界反击，依靠在人口稀少的藏南动员了3万多民工，牵着牦牛或肩背手提，配合军队将6万吨作战物资（其中3万吨属西藏军区战前屯积）运到前线，解放军3万多参战部队才能在西方人视为“用兵禁地”的战场上打了一个多月的反击战。新疆军区部队在海拔更高且没有居民的西线作战，要靠汽车在高原艰难运输。

据解放军战场统计，此役击毙印军約4800人，俘虏3900人。中方阵亡722人，负伤1697人，消耗了2.2万发炮弹和70万发枪弹。反击战花费约4亿元人民币，占同年军费开支的7%，占同年国家财政总支出中的1.3%。中国的消耗很小，却使对方举国震动。不过解放军在青藏高原南麓投入4个师、3万多人就已达后勤保障能力的极限，当年内地一辆运油车驶到边界自己就要消耗近半车油，难以维持长期作战。达到教训目的后就凯旋而归，这在军事上也能居于主动地位。

1966年10月27日， 中国成功进行了导弹核试验，弹头在预定地点爆炸

歼-6战斗机在很长一段时期一直是空军的主力

从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国为“支援世界革命”进行了“有求必应”的过量援外。如援越抗美花费超过200亿元。援助人口仅200万的阿尔巴尼亚的金额达100亿元，竟供给枪支75万支（该国常备军才3万多人，无偿得到的超量的武器后来流入国际黑市）。由于长年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解放军员额在1965年超过500万人，1969年达到631万人，增加最多的又是步兵，所用的多是廉价却又落后的装备。当时主要装备的成本价为：56式半自动步枪单价120元;56式冲锋枪单价140元;手榴弹单价2.5元;歼-6歼击机单价150万元;051驱逐舰3000万元。

从价格看，此时中国武器在世界上非常便宜，如歼-6单价还不足低配的F-4“鬼怪”的十分之一，不过性能却日益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歼-6本是苏联1955年定型的米格-19的仿制型，国内1958年引进，却因苏联断绝援助和自身技术力量不足，1964年仿制成功时同美国主力战斗机F-4“鬼怪”和苏联的米格-21相比已落后一代。此后20年间，歼-6作为空军主力，同美苏后来陆续服役的F-14、F-15和米格-29这些三代机拉下了两代差距。面对装备日益落后，当时采取了以数量对质量的方式，增加了军队员额，解放军形成长期维持着低价武器和低薪的局面。

从60年代至70年代末，国内养兵的人均开销一直处于低水平。入伍第一年兵的月津贴费为6元人民币，基层连排军官月工资为52元（低于50年代中期70元的水平），却因兵员数量太多导致“人头费”大增。1971年直接军费投入达169亿元，再加上军事科研、民防建设、无偿军事援外等费用远超过200亿元，这又影响了经济发展。从下表可看出那个年代的军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

1975年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时开展了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军队应“消肿”即减少员额，不过军队数量和军费开支比例还很高。直至1979年，直接军费开支仍有222亿元（按当时汇率折算为143亿美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8%和GDP的6%。这一期间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受到很大拖累，军队装备技术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又持续拉大，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了和平时期军费投入不宜过大，否则会给经济建设和国防两方面都带来不利影响。

双机编队起飞的中国空军歼-16战斗机

从总体上看，从1949年至1976年我国的发电总量增长42倍，钢产量增长了150倍。这样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是打下了改革开放后产业大发展的基础。

经历“忍耐”后国防投入又有了大幅增加

1978年末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性转折，我国强调和平共处并对外开放，对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也突出了现代化。出于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和引进外资技术等需求，1979年初春全军进行北防南打的大规模行动，此举使年内军费增加了40亿元（南北方向消耗约各半）。达到战略目的后，全军从1980年至1982年进行了对外不公开的大裁军，总员额从603万减至423万，军费也连年递减。当时因创造出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能从西方引进比较先进的技术和一些资金，武器装备发展也改变了在仿苏式水平上的循环徘徊而有了技术突破。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邓小平科学分析了国际形势，提出了时代主旋律是和平与发展的新论断，1985年全军又精简100万人，压缩军费进入了“忍耐”而又有所作为的新阶段。此后，我国经济一直高速发展，军费虽表面上有小幅增长，却因物价上涨而实际上在持续下降。1997年我国军费支出为840亿人民币，仅占国民产值（GDP）的1.3%，其比例为新中国历史上的最低点。国防科研因经费不足，只能保障少数重点项目，军队绝大多数装备也长期得不到更换。

1991年的海湾战争，向全球显现了信息化装备的威力，证明数量庞大的低档装备面对“代差”时难有用武之地。1997年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中央军委提出了军队建设“三步走”的规划，改变过去强调数量规模的传统，突出了科技强军。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李登辉又提出了“两国论”，这些又极大地刺激了我国军民。此时我国在装备上同美国存在巨大代差，军费开支相差近30倍。从1999年起我国加大了国防投入，军费长期保持了每年两位数的增长，至2009年国防费已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由于国家实现了经济腾飞，至2010年GDP也居世界第二，达到了富国与强军的统一，从下表中就可看出这一点。

从台海两岸的军事实力对比看，解放初期直至改革开放之初大陆都有绝对优势，台湾主要靠美国提供军事保护。1979年美国从台湾撤军后，台湾依仗“经济腾飞”而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开始大幅增加军费并采购先进武器。90年代台湾当局公布的军费曾一度超过大陆，能以单价4000万美元购买150架F-16和60架“幻影”这类三代机，此时解放军的三代机只有从俄罗斯购买的50架苏-27，因而当时李登辉能叫嚣在海峡有“局部海空优势”。不过从1999年以后，大陆的经济实力和军费开支持续大幅增长，台湾因经济发展迟缓和民生需求增加，不得不长期限制军费增长，大陆对台湾的经济和军事优势越来越大，从下表就可看出。

近年来大陆经濟总量是台湾的二十几倍，军费则达到17倍，加之台军武器基本靠高价外购而不能自产，解放军各种装备对台早有压倒性优势。现在台军的主战飞机、军舰主要是上世纪90年代外购的，早已落后于大陆的新装备。2020年蔡英文政府同美国议定在几年内再做百亿美元以上的新军购，包括再买66架F-16的改进型，却仍不足以更换旧武器，同大陆的四代机已存在“代差”，想对抗完全是以卵击石。马英九就公开警告蔡英文“开战即终战”。

中国海军装备的国产新型舰艇在大洋上进行横向、纵向补给

在各军种中，海军被称为耗资最大的“贵族军种”。解放军过去因财力和技术水平都不足，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最大的作战舰只是排水量3400吨的051型驱逐舰，对美国耗费几十亿美元建造的8万吨以上的航空母舰完全是可望不可及。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已有财力和技术能力建造耗费以百亿人民币计的排水量超过6万吨的航空母舰。目前世界上公认中国海军吨位、战斗机数量都仅次于美国，这就是经济建设和军事实力同步发展的成果。

中国海军装备的国产新型反潜巡逻机

下一步科技强军需要经济持续发展作保障

自上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世界范围的新军事变革使武器装备发展进入了信息化时代，近年来又开始向人工智能方向发展。想推动这种变革，除了国家要提升科技水平，还要有充足的财力来支撑。以战机、战舰为例，上世纪60年代以后价格就成十倍以上飚升，主要就是因为装配了大量的精密电子元件，人工和材料费也大涨。如美国1961年建成服役的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造价为4亿美元，现在新建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造价达145亿美元。

中国的武器出口自1979年以后改变了“不当军火商”而无偿赠送的方式，改为按市场价出售，以价廉实用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青睐。近些年来国产装备的成本提升，在军贸市场上的售价也有大幅提升。如上世纪80年代中国出口的69式坦克单价不过30万美元，目前出口的外贸型坦克VT-4型单价超过600万美元，仍得到不少国家欢迎。相比之下，美国广泛外销并准备向台湾出售的M1A2坦克单价达890万美元。德国最顶级配置的“豹”2A7+坦克賣给沙特阿拉伯时，单价达到2000万美元。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军贸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外销产品是无人机，在2015年至2018年间竟占到全球70%的销售份额，其中最受欢迎的“翼龙”无人机单价为100万至200万美元，近年在北非、叙利亚和也门的军事冲突中有耀眼战果。前两年中国的“彩虹”-4无人机一次就获得沙特阿拉伯的百架订单，单价达400万美元，“彩虹”-5单价则达800万美元。这说明国产武器也在走高质高价和高赢利之路。

国产外贸型VT-4主战坦克进行机动性展示

面对武器装备发展追求优质并高价的趋势，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也需要相应大幅增加国防开支。1979年中国的GDP在世界上只居第八位，到2010年就跃居世界第二位。2020年中国GDP超过100万亿人民币，占全球总量的17%。同年中国的钢产量超过9亿吨而占世界总产量一半以上，发电量为6.8万亿度居世界第一，煤炭、水泥的产量也都居全球首位。

国产外贸型“彩虹”-5察打一体无人机

衡量国家实力时，GDP虽是重要指标，不同国家统计标准却不同，如印度把牲畜的农家肥也算入，被讥笑为“牛粪GDP”。另外他国入境设厂的产值虽可算入本国GDP，其利润却大都归外国人（印度近年以高利和低税大量引资就是如此），表面产值的增长对本国财力的贡献却很小，甚至得不偿失（免税和低税时尤其会如此）。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最重要标准，还是要看“真金白银”的财政收入。2019年印度统计本国的GDP跃居世界第5位，其财政收入却只是世界第10位，在此情况下把军费提升到世界第3位只能是穷兵黩武。中国在GDP和财政收入都已居世界第二时，军费开支居此位次也完全恰当，从下表的各国对比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军费在财政中所占比例并不高。

如今中国早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许多重大科技成果也跃入国际先进行列，不过一些重要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还不如美国和俄罗斯，这也是过去底子薄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现代和未来战争主要是高科技的较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战斗力，增强科技水平也是加强国防力量的关键。

现代的高性能武器装备，既是科学技术的结晶，也是金钱的堆砌。新中国建立后70多年，经济总量由世界第14位跃居第2位。改革开放后40年间平均每年有9.3%增长率，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任何国家以这么高的增长率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2020年在全球的疫情面前，中国又是唯一保持了正增长的主要经济大国。中国同美国的经济总量差距，已由1950年的相差20倍变为现在的相差30%，在军事科技上的弱项也正在逐步得到弥补。回顾历史，我们更应该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使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双双获得新成就，努力向世界最先进水平迈进。

（全文完）